强烈表现了人们求全“早树子”继承宗祧的愿望。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三部分重 阳（1）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唐代诗人王维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重阳诗，妇孺皆知，脍炙人口。农历九月九日是我国传统的重阳节，每逢此时，人们都要出游登高，欣赏大自然美丽的风光。佩茱萸，赏菊，饮菊花酒和吃重阳糕，一派节日气象。
重阳来历
南朝梁人吴均的《续齐谐记》记载：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有年，长房因此对景说：“九月九日，你家当有灾厄，宜赶快离开，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系在臂上，登高饮菊酒，祸乃可消。”桓景如其言，举家登山。晚上回来，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听说后讲：“这些家畜代替灾厄了。”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就是由此形成的。这个传说至少反映出南朝已具备了重阳节的主要习俗，而故事中的人物则是东汉时代的。另外，梁庾肩吾《九日宴乐游苑应令》有“献寿重阳节”之句，表明南朝时代重阳节已形成。
农历九月九日为何叫重阳呢？《易经》说：“以阳爻为九”，把九定为阳数（奇数），这个记载大约是在西周早期。战国时诗人屈原在他的《远游》诗中，有“集重阳入帝宫兮”的句子。洪兴祖注释为：“积阳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阳。”可知这里的重阳是指天空或穹苍，而非重阳节。不过屈原《离骚》也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似乎战国时已有类似后世重阳节饮菊花酒的风俗。
汉代是否有重阳节是一个争论问题。《西京杂记》卷三载：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并祓禊（fú xì）登高。还据戚夫人侍儿贾佩兰所说，汉宫廷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据此，则西汉的九月九日已是一个节日，同后世的重阳节没有多大的区别。然而，《西京杂记》被认为是晋的葛洪从西汉刘歆的未完稿中抄出的，因系假托，实际是晋朝时所作，事实和记事多反映南北朝时风俗，可信度差，将书中所记作为汉代故事是有疑问的。
汉末魏初人曹丕在《与钟繇书》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可知俗重“重阳”的原因，在于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阳相重，故名重阳。从汉到魏晋，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阳数重叠的日子格外受人重视，九月九日也属于同一观念，时人以重阳为佳时。另外《礼记•；月令》讲是时“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秋与九相关联，“九九”也与“久久”同音，九是吉祥数字，人们认为“宜于长久”，以讨吉利，这天要“享宴高会”。信中还说：“至于芳菊纷然独荣……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又有菊花延年的观念。
东晋初，大诗人陶渊明的《九日作》诗序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已有专指九月九日的“重九”（有的版本作“重阳”）之名，是时诗人饮酒赏菊吟诗。据《晋书•；孟嘉传》记载，晋朝大司马桓温与手下参军大将孟嘉，于重阳节共同登龙山赏景宴饮，孟嘉陶醉于大自然，风吹落他的帽子都不知道。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说，九月初九日，士农工商各行各业的人都到郊外登高，设宴饮酒。可见重阳节之普及。吴晋间周处《风土记》说：“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于此日以茱萸气烈成熟，当此日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恶气而御初寒。”（《太平御览》卷三二引）前揭《西京杂记》就说重阳节祓禊，看来当时人们要在重阳避恶、祓禊。魏晋南北朝时期，重阳节已成盛行的节日。
总之，重阳节开始的确切时代难以确考，从三国晋已有九月九日登高、采摘菊花、茱萸避恶延年风俗，已有重阳之名，它的产生当略早于此时。结合阳数观念、《西京杂记》等，估计重阳节形成于东汉末期。
登高远眺
法国学者葛兰言《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认为，从《诗经》里有以春天在水边集会（例如溱淆诗）、秋天在高地游览（例如草虫诗）为主题的诗歌来看，中国古代重视在山川的祭礼，渡河是春的祭礼，登山是秋的祭礼。中村乔进一步揭示出，从川禊以招魂续魄、采兰祓禊为核心来看，登高也应是相同的，具有祓禳的含义。像河川具有净化作用一样，高爽之处也有净化的作用。
《礼记•；月令•；仲夏》说，五月“可以居高明，可以望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东汉郑玄注释说，这是因为“阳气盛”而“顺阳在上也”。登高远眺基于祓禳。唐初孙思邈《千金月令》说：“重阳之日，必以肴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登高远眺作为医俗，也反映有祓除的作用。
登高，两晋南北朝既有登山，又有登台榭、高馆。前者如东晋孟嘉登龙山，南朝刘宋孙诜《临海记》说：“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正，可数百人坐，民俗极重，每九日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可见重阳登湖山之盛。后者如《南齐书•；礼志一》所记，刘裕在彭城，九月九日游项羽戏马台，“至今相承，以为旧准”。
隋朝以降登高一般只在高处即可，登山之举越来越少。隋杜公瞻为《荆楚岁时记》注释说：“近代皆宴设于台榭。”登高远眺，心胸顿觉宽广，更以饮酒咏诗助兴。《东京梦华录》记北宋开封重阳节，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于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聚，明代北京重阳多登香山山峰、法藏寺高塔、报国寺高阁，南京登高则多在雨花台。至清代，根据地方志记载，似可看出士人多登高，用意远望览胜，一般的百姓或有此雅兴者，多以登高取避邪之意。
茱萸避恶
唐人张说《湘州九日城北亭子》首句：“西楚茱萸节”，反映出古人把茱萸作为重阳节的标志之一。据《风土记》可知，三国时代已有用气味浓烈的茱萸插头避除恶气的习俗。这种茱萸，属香料，味辛香，可入药。茱萸在古代有多种作用，《齐民要术》卷四《种茱萸》引它书说明，其一是饮茱萸水。汉代的《淮南万毕术》说：“井上宜种茱萸，茱萸叶落井中，饮此水者，无瘟病。”其二是种茱萸益寿除患。《杂五行书》说：“舍东种白杨、茱萸三根，增年益寿，除患害也。”其三是悬茱萸子却鬼。《淮南万毕术》说：“悬茱萸子于屋内，鬼畏不入也。”总之，古人认为茱萸可健体避邪，特别是茱萸子具有却鬼的咒物功能。插茱萸于头避恶的作用与种茱萸舍下类似。重阳插茱萸之俗自宋以后渐衰，但一直流传下来。明正德江西《新城县志》说，初九日男女老少俱插茱萸一枝，谓可避恶气。嘉靖福建《龙溪县志》说重阳节插茱萸以避恶。至清代仍然能看到上述风俗。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三部分重 阳（2）
佩带茱萸也是重阳习俗。《西京杂记》说贾佩兰于九月九日佩茱萸，《风土记》讲妇女带茱萸囊，《续齐谐记》载“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说明六朝时佩茱萸之俗。盛茱萸囊用红色，是因茱萸色红，红色被认为是避邪之色。唐诗中也有涉及佩带茱萸的诗句：如张说《九日进茱萸山诗五绝》：“萸囊系牧童”；孟浩然《九日》：“茱萸正可佩。”佩带茱萸也传至后世，宋洪皓《渔家傲》词：“臂上萸囊悬已满，杯中菊蕊浮无限。”嘉靖江西《南康县志》：“重阳登高玩菊，佩茱萸随其所适。”但总起来看，佩茱萸习俗在宋以后也处于衰落过程中。
自唐代开始，以茱萸泛酒而饮之风兴起，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与插茱萸、佩茱萸的衰落形成显明对比。孙思邈《千金月令》说重阳日饮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唐末五代《提要录》记载：“北人九月九日以茱萸研酒，洒门户间避恶。亦有入盐少许而饮之者。”又说：“男摘二九粒，女一九粒，以酒咽者，大能避恶。”可知茱萸酒饮法有二，一是研茱萸放入酒中加少许盐；一是用酒服茱萸子。宋人饮重阳酒更盛，《梦粱录》卷五说，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是因为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借此两物饮酒，以消阳九之厄。作为避邪翁的茱萸在明靖时代更成为重阳酒的填加物。嘉靖河南《商城县志》说重阳节要饮茱萸酒登高。嘉靖安徽《石埭县志》记载：“饮茱萸酒，云避不祥。”明代饮茱萸酒南方盛于北方。避不祥、避山岚、避毒、避邪气是人们饮茱萸酒的目的。清代饮茱萸酒进一步普及。
菊花延寿
菊花因在九月开放，有“九月菊”之称。《吕氏春秋》讲季秋的特征是菊有黄花，东汉《四民月令》说九月采菊，菊花成了九月的标志，也成了重阳的象征。王维《奉和圣制重阳节宰臣及群臣上寿》有“无穷菊花节”之句，可知重阳节又称为菊花节。菊花之于重阳如此重要，难怪苏东坡针对岭南气候不齐的情形，提出“菊花开时即重阳”（《岁时广记》卷三四引《提要录》），不须以日月为断。的确是无菊不成节了。
前引曹丕与钟繇书说菊花可辅体延年，有助彭祖之术。彭祖是传说活了800岁的人物，延年有术。菊花成为延年之术，这是长生不老神仙思想的反映，对菊花的这种认识实际是汉代的产物。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南阳郦县有甘谷，谷中水甘美。据说其山上有很多菊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三十余家不再打井，饮用此水，上寿能活百二三十岁，中寿活百余岁，活七八十者被认为是夭折。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傅袁隗为南阳太守，听说此事，命令郦县每月送水30斛，用以饮用洗澡，最终未能产生效果。正因为人们相信菊能延寿，所以又称其为“延寿客”。
菊花在重阳节最重要的功能是饮酒之用。《西京杂记》不仅说重阳要饮菊酒，令长寿，还谈到制菊酒方法：“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故谓之菊花酒。”这一记载反映了南朝人的观念。萧梁时代的文献多处提到菊酒，证明其时此俗之普遍。前引吴均《续齐谐记》中有饮菊酒消祸的记载，刘孝武有《九月酌菊花酒》诗，庾肩吾《九日宴乐游苑应令》诗中说：“玉醴饮花菊。”杜公瞻在《荆楚岁时记》注中说到北方人重阳节要饮菊花酒。此后唐代诗歌、宋人笔记以及明清方志均有不少重阳节饮菊酒的记载，既有酿造的菊酒，又有在酒中放菊花的所谓泛酒。
簪菊也是重阳节俗。唐末《辇下岁时记》说：“九日，宫掖间争插菊花，民俗尤盛。”南宋杭州人重阳日“泛萸簪菊”（《武林旧事》卷三）。簪菊之俗传至明清，如河南的《光山县志》、《固始县志》都有“簪菊”的记载。
重阳节必不可少的还有赏菊。陶渊明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