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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是我。”他听拜伦喊道，“您不认识我了吗，爸爸？”
帕格拉着罗达的手，朝拜伦奔过去。拜伦喷出一股酒气，他紧紧地拥抱了父亲好半天，用两天没有刮过的胡子扎着他的脸。随后他又抱着母亲吻了吻。
“该死，我头都晕了，”他讲话总是突然迸出来，很像罗达，但声音却是很粗的男中音。“他们在车上简直把我们当成要上市的猪了，拼命填。我刚吃完午饭，喝了三种不同的酒。妈，您显得真漂亮。简直像二十五六岁。”
“你可是像个鬼。干什么在波兰到处跑？”
那个外交部官员扯了扯拜伦的胳膊肘。“您当真觉得对你们不错吗，亨利先生？外交部纽斯多特博士。”他说着，咔嚓一声把脚跟一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
“呃，无可非议，先生，无可非议，”拜伦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不过那只是我们离开华沙以后。在华沙可是暴行。”
“啊，那是战争。我们希望您把对待您的情况写一个短短的意见，在您方便的时候交给我们。这是我的名片。”
莱斯里斯鲁特脸色发灰，显得很苦恼的样子，两手拿着许多证件，走过来向维克多亨利自我介绍。“我很想明天去使馆拜访您，先生，”他说，“等我先把事情弄出个头绪来。”
“随便什么时候来吧。”帕格亨利说。
“不过让我现在就告诉您，”他临走的时候，扭头对他说，“拜伦确实帮了大忙。”
纽斯多特博士很客气地强调说，拜伦现在可以由他父亲进行监护，过后再去领证件；或者由他亲自替拜伦办好，然后把证件送到亨利海军中校的办公室。“啊，”纽斯多特博士说，“这既然是儿子来跟父母团聚，再搞那套繁文缛节就太不人道了。”
汽车驶往绿林区，罗达坐在儿子身边，挽住他的胳膊，一边抱怨他脸色太可怕。拜伦是她的心头肉。罗达在医院头一眼看到自己的孩子，就想到拜伦这个名字，当时他还是个很瘦的婴儿，一张三角形的面孔上一对蓝湛湛的大眼睛直眨巴；即使后来长胖了，但一看就知道是个男孩。她觉得这孩子很有男子气，富于浪漫气质。她本来希望他成为作家或演员；她甚至掰开他那红红的小拳头，寻找能成为作家的“三角纹”，她不知从什么地方看到说，孩子生下来看手纹就可以预卜未来。拜伦并没有成为作家，但是她认为，他确有浪漫气质。她暗暗地同情他拒绝考虑担任海军职务，甚至同情他学生时代的懒散习惯。她从来不喜欢帕格给孩子取的“勃拉尼”这个小名，它有一股海水的味道，好多年后她才叫他的小名。拜伦心血来潮，突然跑到哥伦比亚去搞艺术，这使帕格很失望，她却暗暗高兴。华伦真是亨利的后代，用功读书，会开汽车，做事有始有终，在学校是优秀生，很注意军官的军阶，而且一步步地去追求它。她觉得，拜伦却像她自己，本质很好，因为梦想不曾实现而苦恼，甚至自暴自弃。
她发现他鬓角上的伤疤，大吃一惊，用手抚摸它，问是怎么回事。他于是开始讲述他从克拉科夫到华沙的这段冒险旅行的经历，中间不时地打断话头，惊叹街上看到的景色：垂直插在腓特烈大帝塑像周围的许多面红卐字旗；一队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身穿褐色衬衫，打着黑领巾，穿着黑短裤，招摇过市；一群修女骑自行车经过腓特烈大街；公园里的露天音乐会；正在转圈的旋转木马。“完全一派和平景象，不是吗？真是风平浪静极了！爸爸，战争情况如何？华沙陷落了吗？盟军害怕了吗？德国人是空前的撒谎专家。”
“华沙还在坚守，但仗实际上已经不打了。关于和西方媾和则众说纷纭。”
“确有诚意吗？已经实现了吗？我的天，你要不要上咖啡馆看看？五百个柏林人当中你简直找不到一个不是在咖啡馆里吃酸面点心，喝咖啡，说说笑笑。当一个柏林人可真不错啊！我在干什么呢？想起来了，正好节骨眼上水泵坏了，螺旋桨的皮带也断了。头顶上德国飞机就没有断过。新娘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们离最近的市镇还有二十英里。离开这里一英里多路的地方有一些农舍，可是也都被炸成一堆瓦砾了……”
“农舍？”帕格机警地插嘴说，“但是德国人始终扬言他们的空军只袭击军事目标。为此他们还拼命自吹自擂呢。”
拜伦哈哈大笑起来，“您说什么？爸爸，德国人的军事目标包括一切能动的东西，从一只猪开始。我也是一个军事目标。因为我在地面上，而且活着。我亲眼看见在远离前线的后方，千百幢房屋被炸毁。德国空军不过是在进行演习，准备对付英法。”
“你在这里讲话可要注意。”罗达说。
“我们在车上。这里总该很安全吧？”
“当然。你说下去。”帕格说。
他认为拜伦的见闻可能是很好的情报资料。德国人正大肆宣传波兰人如何残暴，并且在报纸上刊登被残害的“日耳曼人”和德国军官的令人厌恶的照片，与此作为对照，同时还刊登了被俘的波兰士兵愉快地吃喝和跳民族舞蹈的照片以及犹太人在施汤所就餐、对着摄影机微笑招手致意，德国大炮、坦克驶过安然无恙的农舍、城镇、愉快的波兰农民向他们欢呼之类的照片。拜伦谈的情况给这些宣传增添了有趣的色彩。
拜伦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到达绿林区之后，汽车驶进花园。“嘿！网球场！真大呀！”他仍然用狂热的声调喊道。大家都坐在躺椅里，啜着饮料，拜伦继续讲述华沙之围，讲到街上的死马，坦克陷阱和街角可怕的岗哨，自来水总管道被破坏以后，使馆厕所无法冲洗，整个街区的楼房失火，一帮人想用一桶桶沙去扑灭熊熊的火海。他还讲到马肉的滋味，炮声，医院走廊里成堆的伤员，一座犹太会堂缓缓地倒塌在街上，使馆地下室里一排排帆布床，顺着秋季野花盛开的土路穿过无人区的那次可怕的探查活动，他讲得绘声绘色，大家听了仿佛身临其境。柏林灰蓝色的暮色越来越浓了，拜伦依旧讲个不停，嗓子哑了，不断地用饮料润湿一下，但始终讲得有条不紊，清清楚楚。这是一次惊人的表演，他父母一再地彼此交换眼色。
“我讲这些都讲得饿起来了，”拜伦说。他讲到德国人在克洛夫诺车站为他们设的那次惊心的晚宴。“到科尼希斯贝格又摆过这么一次。我们一上火车他们就拼命给我们吃。这么多东西真不知道往哪里装。我以为在华沙我会把骨髓都耗干的。完全耗光了，现在又装得满满的。不过，咱们准备什么时候吃饭？在什么地方吃，怎么吃？”
“拜伦，你的衣服太脏了，”罗达说，“你没有别的衣服了吗？”
“有满满一大箱，妈妈。在华沙，还端端正正地贴着我的名字呢。这时大概已经化成灰了吧。”
他们来到选帝侯大道一家僻静的餐馆。拜伦指着挂在窗上的一块蝇粪斑斑、七歪八皱的招牌笑了，招牌上写着：本餐馆不供应犹太人。“柏林还有犹太人吗？”
“一般不大见到了，”帕格说，“戏院等地方都不允许他们进去。我猜想他们大概都躲起来了。”
“是啊，在柏林可不容易，”拜伦说，“在华沙犹太人可都很活跃。”
上汤的时候，他不说话了。想必是他自己说话的声音使他一直保持清醒状态，吃完汤以后，还没有上菜之前，他的头耷拉下来，垂到胸前。他们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
“咱们还是送他回家吧，”帕格说着，向侍者打了个手势，“我看他支持不住了。”
“什么？别回家，”拜伦说，“咱们上剧院吧。看歌剧。咱们也来享受享受文明的玩艺儿。去逛一逛吧。啊，要当柏林人了！”
他们照顾拜伦睡下，然后到花园里散步。帕格说：“他变多了。”
“是因为那个姑娘。”罗达说。
“他很少提到她。”
“我是这么看的。他一点没有提到她。但是，他正是因为她才去波兰，正是因为她才在克拉科夫被扣留。因为保护她的亲属，他放弃了自己的护照。犹太会堂倒塌的时候，他正在跟她叔叔讲话。我觉得他在波兰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犹太人。”帕格冷冷地望着她，她却丝毫没有觉察，继续说：“也许你从斯鲁特那里能了解到一些关于她的情况。事出蹊跷，她想必有些道理。”
第二天早晨，帕格办公桌上摆着一叠信，最上边是一个几乎是正方形的淡绿色信封，角上印着白宫字样。信封里是用深色铅笔潦草写就的一页信，信纸上也印着相同的字样。
你又是非常正确，老兄。刚才财政部告诉我，大使们听说我们提出购买远洋大邮船的建议，都暴跳起来。你能把你的水晶球借给我吗？哈，哈！只要你遇到机会，就给我写信，告诉我你在柏林的生活，告诉我，你和你的妻子作何消遣，你们都交了哪些德国朋友，那里的人民和报纸都讲些什么，餐馆的供应如何，总之，不管你遇到什么，就写信告诉我。在德国现在一片面包要多少钱？华盛顿依旧非常闷热、潮湿，尽管树叶已经开始变黄。
罗斯福
帕格把其他信件摆在一边，注视着这封来自一位奇人的奇怪的信，他曾把这位奇人浇了一身海水，但现在他是他的司令官；这位奇人是新政运动的创始人（帕格不赞同这一运动），但现在大概是除希特勒之外，世界上最闻名的头面人物。这样轻松、平凡、潦草的书信和罗斯福的身份很不相称，但是却与“戴维号”上一位身穿法兰绒运动衣、头戴草帽、颇为自负、蹦蹦跳跳的年轻人性格相符。他拿过一本黄色的活页簿，把他准备在一封不拘礼节的信中汇报柏林生活的要点一一写下来，海军中养成的服从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已经成了他根深蒂固的习惯。文书的铃响了。他按了一下开关。“不见客，怀特。”
“是，是，先生。有位斯鲁特先生想见您，不过我可以……”
“斯鲁特？等一等。我见他。给我们来点咖啡。”
这位外交官看上去完全恢复了疲劳，显得精神饱满，只是穿着他那身刚熨过的苏格兰呢上衣和法兰绒裤有些瘦。“相当壮观呀，”他说，“那座粉红色的大楼是新的办公地点吗？”
“是的。你可以从这里看到他们换岗。”
“我对德国武装人员的活动并不感兴趣，我这么想。”
他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一边喝咖啡，中校一边向斯鲁特谈起拜伦足足讲了四个钟头的事。这位外交官留神倾听着，不时用手指抚摸燃着的烟斗的边缘。“他提到布拉赫那次倒霉的事情了吗？”亨利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们车上带着一位姑娘，撞进德国的火力圈？”
“我想他没提到过。那位姑娘是娜塔丽杰斯特罗吗？”
“是的。那次乘汽车视察前线，同行的还有瑞典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