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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我听到树下面有人喊我，我低头一看是一个军人一个留分头的官。那时分辨官和兵看头发，头发长的是官，剃光了的全是兵。说是打仗时怕敌人揪头发。这个官很文雅，喊我下树的声音又轻又细，象个女人。他大概喊了好多声我才听见。
我当然不会下去，还是一个劲儿地摘。那个官开始抬高声音，有些严厉起来。这使我更加放心，从他尖着嗓子喊我的架势，说明他不会爬树，不会爬树你就奈何不了我。我甚至从容地去嚼一个大豆角。这下那个官急了，哇哇呀呀地大叫起来，意思不让我吃那个玩艺儿。我一想，坏了！我要是下去就完了，大豆角肯定被没收。这时我才觉得耗子说话有道理进路窄、逃跳宽。如果有条可以直接跑出去的路，我就敢从树上纵身跳下，撒腿跑走。那个官儿肯定赶不上我，就听他那个女人声吧，跑起来也不是我的对手。但跳下去是不可能了，那个铁门缝隙就能要了我的命。可我一转眼，看到了墙外，我可以越过墙头直跳到外面。这对我并不困难，我有一次从学校二楼的窗口跳下去，赢了王胜利一只鬼蟹子。那鬼蟹子是个母的，一包黄黄的籽儿，绝对有营养。
我开始朝伸向墙外的一根枝干攀过去。
那个长头发的官看出我的打算，尖声尖气地叫喊：〃跳不得！
跳不得！。〃
我当时没弄清他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怕我出危险。
我以为他非要捉我不可，便什么也不顾了，用尽全力朝墙外纵身一跳我告诉过你，我倒霉就倒霉在书包上，如果没有书包，我决不会出一点事。那个书包哗啦了一声，大概是挂在什么枝叶上但我的身子已收不住，直朝插满玻璃片的墙上扑去。
其实我并没跌到玻璃片上，只是从上面擦过去。后来我使劲地回忆，似乎在擦过去的一刹时感觉肚子下面嗖的一下当时我什么也没感觉到。我只记得我完整无缺地跳到地上，然后就朝一个方向拼命地跑。跑着跑着，我感到身子下面有点异样，低头一看，肚子下面鼓出一个血糊糊的泡，泡里面有什么东西蠕动后来别人告诉我是肠子
我就用手按了按，还一个劲儿地跑。跑着跑着我觉得鼓泡的地方挺别扭，而泡却越鼓越大，血染得手红糊糊的。不知怎么我磕倒了，血泡沾满了泥灰，我就用手去扑弄，越扑弄越脏。突然，我发现我是倒在一个水湾子旁边，我就赶紧爬过去，用手掬水去洗，刚洗两下，我的手猛地触到热乎乎的什么东西，那东西象虫子在我手底下动弹我一下子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部队医院里，几位穿白大衣的大夫，脖子上都露出领章。他们都对我很慈祥，很亲切，但似乎有点紧张。他们老是讲什么感染感染的，还讲什么脏水湾，使我莫名其妙。我发现我的床边老是坐着一个我在哪见过的人，这个人愁眉苦脸地望着我。过了好半天，我才象给按了电钮似的一下明白过来坐在床边上是喊我下树的官儿，于是我想起书包，想起玻璃片，想起大豆角，想起姐姐。我开始不安地扭动，医生和那个长头发的官有些慌，老问我疼吗疼吗的。其实我是为姐姐没吃到那些大豆角焦急，那些大豆角全是嫩的，汁水鼓鼓胀胀的。
最后那个军官把姐姐找来了，姐姐吓得要死，老是哭，没完没了地哭。我告诉她我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确实，要不是我身上缠着白药布，我真的什么事也没有。当然刀口有些滋滋拉拉地疼，但比我过去所经受的那些疼，比起我自己拔牙，那简直是舒服。
我也当然没感染，刀口长得象用胶水粘的那样快。住在医院里真不错，吃饭管饱，雪白的馒头又小又松软，棉花团一样，我一口能吃好几个。王胜利那帮小子来看过我，把他眼馋得要死，恨不能也去爬树，往那刀尖一样的玻璃片上跳。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女人一样细柔的官儿。他算倒了霉，一天到晚来陪我，给我买好吃的东西。就象是他逼我从树上往下跳似的。
这使我很不过意，我对所有的医生护士和来看我的别的官，都再三再四地说是我自己跳下来的，自己跳下来的，但都没用。后来我出院回家后，那个官儿还来看过我两次，给我送来那么多鸡蛋，他说是部队分的。以后的许多日子里，我都想那个温柔的官儿，他是个好人，如果我早知道他这样好，是决不会钻门缝隙摘大豆角的。从那时至今，我很少再遇到过那样的好人。
三
我似乎一下子长到１４岁。１４岁那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轻松愉快地走在大街上。因为我已念完可恨的小学，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又不去考那可恨的中学，实在是快意得很。尤其是小学毕业之后，在家里闷了一个懒懒的冬季，突然走在暖融融的春光下面，简直想要飞起来。更重要的是不挨饿了，不用说花生皮、榆树叶，连甜甜的大豆角我都不再看一眼。我长得还是那么瘦，但我自己觉得挺胖，觉得力气大无边。我的姐姐已进服装公司当工人，她给自己做了一套新衣服，是街上姑娘兴的那种小花格衣服，穿在身上新鲜得都不象我姐姐。姐姐还给我做了套蓝咔叽布洋服，那时就知道兴蓝咔叽布。西区的小伙子穿一套蓝咔叽布洋服，完全象过大年一样。我沿着民权街南边宽阔的马路一直朝东走。一面走一面想象着当年苏联兵的方块队，想着〃爷爷我，爷爷我，孙子大家伙〃的歌。为此，我不由自主地使劲踏着脚步，哼着〃爷爷我〃的旋律有力气地走着。街上十来岁以下的小崽子惊奇地看着我，并呆呆地傻笑。他们听见我嘟噜嘟噜地俄语味儿，便喊道：〃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我不知道什么主义是怎么回事。我不怎么关心报纸，我一看带字的东西就头疼。但是我大概知道我们和那些大鼻子兵不怎么好了，他们犯了什么主义的错误，报纸和广播里天天打架。
总之，我心情挺高兴。马路开始热闹起来，两旁渐渐竖起高楼，也就是说我已走进东区。我们这个城市挺美的，主要是外国人盖了不少洋房。有一座座日本别墅式小楼，有沉重的俄国城堡式建筑，有圆顶并竖着枪尖似的英国房屋，有肃穆略带点恐怖色彩的德国庭院。历史老师曾指着这些美丽的建筑对我们慷慨激昂，说外国人曾怎样怎样侵略和瓜分我们，要我们千秋万代不忘耻辱。我们当然愤怒不已，恨不能全把这些美丽但可恨的建筑炸毁捣翻。外国人实在是太可恶了！用历史老师的话说，都来抢我们这块肥肉。俄国人抢了，日本人也来抢，后来两家抢得打起来从东区打到西区，从西区打到东区。而我们中国人象看热闹似地瞪着两眼看，等谁打赢了就给谁当奴才。我实在是气得要死，要是我当时在场，决不会瞪眼看。我觉得老一辈人太窝囊、太老实了。
不过，你不得不承认，幸亏这些可恨的外国人盖了这些可恨的洋楼洋房，要是都盖我们西区那种中国平房，可真难看死了。
我甚至这样想，当初应该叫外国人多盖多建，把西区也盖满了。
等盖得差不多后，再撵走他们
那绝对合算。
我就这样胡乱地想着胡乱地走着，走到一个热闹的商店门口。突然我怔住了我看到姐姐和一个陌生的男人挨着肩膀走。我完全不能相信这就是我的姐姐，因为她脸上露出我从来没见过的笑容，那笑容使我心里都疼起来。姐姐身上的小花格衣服显得那样好看，那样鲜艳，这叫我心里更难受，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儿。我突然感到自己被遗弃了，同时我也无比的愤怒，因为那个男人是全世界最丑恶的男人嘴巴大得令人讨厌，老是一张一合地对姐姐讲着什么。奇怪的是姐姐对那张可恨的嘴巴不但不讨厌，反而一个劲儿地笑。
我垂头丧气地跟在他们后面，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差点想冲上前去推开那可恶的男人，并朝他的大嘴巴狠狠地来一下。
但我又觉得这样做没有道理，姐姐迟早应该找对象，就象我母亲找我父亲那样。
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多，时时遮住姐姐和那男人的身影。最后我放弃了他们，这样鬼鬼祟祟地跟在后面使我很别扭，我不太习惯干这种事儿。我在路边一个台阶坐下，想使自己的心情平稳下来。渐渐地我发现我恨那个大嘴巴赶不上恨我姐姐。姐姐实在是可恨，为什么这样急着找对象呢？我和姐姐友爱地住在一起多好呀。我的身体彻底好了，可以干很多活买煤、买烧柴、挑水，还可以想法去干活挣钱我不会给姐姐添很多麻烦，我整整一个冬季没打一次架，没惹一次事，姐姐干么要找那么个可恶的大嘴巴呢！当然，姐姐必须要找一个对象，可找一个长得顺眼漂亮的多好。马路上走着那么多男人，哪一个都比大嘴巴强百倍。我开始注视从我身前走过的男人，给姐姐选择一个好对象。所有走过来的男人确实都比大嘴巴强，倒霉的是我一旦决定其中一个做为姐姐的对象时，他立刻就变得丑陋不堪，不是鼻子歪就是眼睛不正。一直到晚上，我没看中一个可以给姐姐做对象的男人。我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慌恐情绪中，无可奈何地坐在那里。
我想起姐姐无数个好处
她给我缝洗浆补，尤其是给我洗头，舒服极了。她用柔软的手指轻轻地搔我的头皮，搔一会儿就撩上一股温热的水。我老老实实地趴在脸盆上，肩头摩挲着姐姐胸前的衣服，嗅着姐姐衣服里飘溢出来的皂香，一辈子这么样也行。但是以后姐姐不会对我这样了，因为有了那个可恨的大嘴巴。
一对细细的小辫子垂到我的脑门上，我抬起头，是林晓洁我在前面提到过她，我们班的卫生委员。她长得干净极了，干净得令人难以置信。使我最吃惊的是她的脚丫，雪白雪白的，夏天穿凉鞋，五个白白的脚趾头，干干净净地排列着我绝对不能把脚洗得那样干净，怎么洗也不行。后来我才知道林晓洁是个漂亮得能要了你的命的姑娘，当时我却看不出来，我告诉过你，我开窍晚。
林晓洁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她已经在东区上中学了。这家伙在西区念小学时就想往东区，想往高楼，高楼旁边有花园，她最愿穿漂亮的衣服她的衣服裤子绝不会有补丁。据说有一次她的裤子破了个洞，她妈给补好让她穿着上学，她却怎么也不肯上学，也真就没上学。原因就是裤子上有个补丁！后来老师批评她思想不健康，让她跟我学习。我确实值得她学习，我就是裤子破得露屁股，也毫不在乎地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