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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逼到无奈时,他跟老尹说,想见见我。见就见呗,我又不怕见。老尹把他领来时,自己就躲在门外候着。于是就有了我那眼前一亮。
老湖那阵子大概三十五六,英气逼人。他想看看我为什么跟他捣乱(这是他的原话),想以他的醒目气势令我妥协,糊里糊涂了结那事。但是我没给他面子,越是面对骄傲的男人,我越是有办法治他们。老湖不坐,在我面前侧身看着我,表现出极大的挑衅。我坐着,朝他微笑,问他喝不喝水,然后心平气和地跟他说话。
老尹从外面探个头进来看我脸色,眼睛向上翻了几下,意思是说,人家既然上门来了,又道了歉,那就算了。我没理会,有这么道歉的吗?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几个月前,深圳分公司为了让员工们上下班方便,从湖南长沙客车厂购进了一辆大巴。车身很漂亮,宽体,开起来够劲。老尹去湖南提的车,不过老尹个子太小,坐在驾驶舱里,像是无人驾驶。
车开了没多久,老尹报告说底盘有个零件出了问题。我问什么问题,老尹一五一十说了。完了又说,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不影响使用,也不会出危险。我问:是不是在保修期?老尹说:是。那很简单,让他们厂家派人来修。
老尹去了。没多长时间回话说,厂家要我们开回长沙去换零件。
岂有此理,这是什么厂家,他以为深圳到长沙拐个弯就到了?保修期内,理所当然要上门服务啊。
老尹又去了。没多长时间又回话说,厂家说他们派人来深圳换也行,但路费要我们给报销。完了又补充一句,说这话的,是他们的销售科长,那人挺凶的。
怎么个凶法?我看着老尹,他脸上有些为难。我知道买这个车老尹出了不少力,前后跑了很多趟,他也是个湖南人,对老乡说话总得留些情面。可我不管这个,事情该怎么地就得怎么地,大家都得按章办事,这是原则。跟我说那人挺凶,没用。
几天过去了,老尹迟迟没有回音。我问:怎么回事,老尹说:人家科长说不给出路费他们就不来。
哦,是这个结果。我瞪着老尹,没办法了?老尹嘀嘀咕咕,说主任你不知道,那个客车厂很穷的,我去的时候连饭都没得吃。他们又是国营单位,制度卡得很死,一点闲钱都没有。人家科长他们都没有来过深圳,要是让他们自己出路费,你看,他们还得出辆车拉零件,而且还得……
得了,我打断老尹的话,这不是求不求情的问题,这是原则。你告诉那个科长,如果他们不来换零件,余款不付。
这一招真灵,老尹立刻回来说,那个科长说他们马上就派人来。我说,这就对了,服务嘛,没什么好说的。老尹笑笑说,那个科长说你这个办公室主任真厉害,挺能诈唬的。
诈唬?他竟敢这么说我。
改变观念也许就改变了人生,因为人生注入不同的内容,结局一定与众不同。(济南·吕韶光)
大巴零件换好后,老尹做了验收。别的不说,老尹还是负责任的。这期间我一直没跟厂家的人见面。直到他们要走了,老尹才带那个科长上来,由此我认识了客车厂的销售科长老湖。
老湖见唬不住我,就转了口气替老尹求情求功,说他的老乡工作认真负责,这次还对全车进行了彻底检查,什么问题都没了,保证让我们放心地开。
我谢了他,说,以后有问题还得麻烦他们,毕竟我们是客户嘛。老湖笑,点头肯定,态度一反常态地客气、诚恳了。我还真想诈唬诈唬这种装模作样的人,但看他一副谦虚谨慎的笑脸,就算了。心想,反正客户永远有理由说自己是对的。
几天以后,接到一个电话,是老湖打来的,说临走之前想再见我一面。我说,已经见过了,没必要再见,如果真想见就来公司吧。他岔开话题问,你有什么爱好?喜欢打球、爬山,还是游泳?我问,你要干什么?他说,想请你出去玩玩。我说,这几样我都不喜欢。他问,那你喜欢什么?我说,艺术、舞蹈、唱歌。他很泄气,说,这几样他不喜欢。我笑了,觉得他挺有意思,跟我似的有点单纯。
我们没有共同点,我说。那就吃饭吧,吃饭总有共同点,他无可奈何。我一点面子也不给,回应他说,你准备请我们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吗?不不不不,我只请你一个。那我不会去的,我说。非要请你们办公室全体,你才来?对。你可真能……(诈唬大概没敢说出来,)随后用赌气的口气说,好,那你安排一下,我请(这句听着像命令)。
既然非要请,我也不客气。我叫老尹把饭局安排在天池。当时天池酒家很火,办公室的人也都爱吃那里的猪手,我们就摆了两大桌。
老湖端端正正坐在那儿,满脸是笑看着我。我想,今天酒桌上和你较较劲,看你还敢说我诈唬不。
这果真是老湖第一次来深圳。他这几天还没敢在深圳的酒楼吃顿饭。本来打算给平安办完事以后就回长沙去,但没想到遇上我这么个刺儿头。他也是叫劲的那种人,非要跟我针尖对麦芒,咬着牙也要折腾。这顿饭,我让老湖彻彻底底地感受了一把深圳人的花天酒地——这顿饭,也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几年以后,老湖的生意有了些名气,客车厂这才想起去翻他的档案,才发现失去了一个宝贵的人才。
十几号人连吃带喝,把他折腾得够呛。酒喝到了老湖起立作揖连连告饶的程度。多年以后,他跟我说,当年你真狠,我兜里只剩下800块了,你一顿饭就干掉我400多。我们几个从湖南来的都不知道在深圳再怎么待下去。
可是,就是这个不知道再在深圳怎么待下去的老湖,一顿花天酒地醒了脑。拿着仅剩下的400块,奇迹般地在深圳创起业来。我记忆最深的是,不到半年他就用上了大哥大,又不到半年他就开上了一辆三铃吉普,再后来他买断了深圳的一条中巴线路。
痛快,有最简单的注释第35章 志同道却未必合
我脑子没进水。我回答了真实的想法,却没有人问为什么。大家都已习惯了跟形势,这是中国人的通病。只要有个提法出来,人们就一窝蜂地去学习,真学假学先不说,至少很少有人会冷静下来去思考。
深圳海外装饰大厦,是培养平安最早的一批基层干部的摇篮。除产险深圳分公司外,当时的平安证券也在这里办公。尽管到了1992年,但对于平安来说,各个业务领域还都在创业的发展初期。
改革大潮旋风般刮起。下海的,搞活的,统统席卷而来。平安也迎接了大批“孔雀”。朱光是南飞的一个,林轼是西南飞的一个。10年后,前一个离开了平安,后一个仍在平安艰苦奋斗。对此,我经常感触良多。其实就朱光和林轼而言,两个人都很优秀,人品都很好,都是那种脚踏实地、为人诚恳、兢兢业业的人。他俩几乎同时来到海外装饰大厦,不同的是朱光走上了业务之路,林轼走上了行政管理之路。结果,朱光的仕途节节攀高,很快就到达平安的A类官级,而林轼的仕途却老牛拉车,经历了10年的蹉跎后,才晋升到A。当初起跑线一样,结果却差了10年的时间。
有句话叫志同道合,在他们俩身上我发现,志同道却未必合。在企业里面,尤其在企业的基层单位,业务是老大,始终挂帅,发展始终是硬道理。所以对那句“发展超前,管理落后”的话,有些人说来感觉上还是美滋滋的。
但我常常不会感觉这是种美。干行政管理工作多年的感受,就是恰如打扫战场和擦屁股。办公室是“不管部”,别人不管的事,办公室都要管。这么说来办公室就是打杂的?用时髦的话说,办公室的活该叫服务,但是办公室其实没这么简单。
1998年,在平安集团的一次高级管理干部述职大会上,集团领导这样问我,说你做行政管理工作许多年了,你认为行政管理这项工作到底是管理重要,还是服务重要?我还没有回答,台下已一片服务重要的喧哗。我想了一下,回答说:“管理重要。”
哇!这样大胆地背道而驰。四周一片呜咽声。
后来有人说我,你傻呀?你不知道平安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倡导服务吗?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回答成那样!你脑子进水了?
我脑子没进水。我回答了真实的想法,却没有人问为什么。大家都已习惯了跟形势,这是中国人的通病。只要有个提法出来,人们就一窝蜂地去学习,真学假学先不说,至少很少有人会冷静下来去思考。但是许多年的实践证明,企业管理的价值在于不断地发现、创新和执行,而执行的关键又是监督。如何监督,怎么监督,回头又要靠规章制度来约束。办公室肩负着管理职能,常常要行使监督执行的权利,而单纯的服务是没有这层含义的。打个比方,假如管理是一些纵横交错的管道枢纽,服务就是维护这些管道枢纽良好运行的工具,管理是架构,服务是结果,管理是目标,服务保证目标得以实现。但是如果管道本身不合理不合适,乱七八糟梗阻闭塞,那服务又能做什么?
《深圳特区报》的庄锡龙看见我们干活时的情景,就给我们画了一幅漫画。我这才发现自己领导办公室原来也可以像个将军那样威风八面。回忆一下当年的办公室里,有林轼、卢德毅、孙小芳、洪秋果、郑乐文、尹承欣、周魁荣、何江平、施徐雄、吴长江、李玉兰和吕师傅。大家的工作范围是总台接线、接待、文印、打字、公文、秘书、工资、后勤、车队、外加清洁和保安,等等。在当时这群人里,只有林轼是正宗的本科毕业。他来的时候,我甚至有种庆幸的感觉,至少在我的身边,有了一个像样的知识分子。
作者和林轼(右一)
林轼毕业于汕头大学英语系。学了4年字母文字,竟然还会写一手漂亮的方块字。那天面试是在海外大厦11楼的前台大厅。之前宋总打过一个电话,说有一个老同事的侄子要来面试,要我看看,其余废话皆无。林轼到的时候老老实实坐在大厅的沙发上。第一眼看见他,我就觉得办公室的人员素质有了整体提高的可能。他介绍自己时,没有提到宋总。后来我把情况说了一下,他表示还是希望以自己的实力来应聘。这在当时的求职者中是少有的品质,很可贵,我觉出他的不一般。其实林轼的不显山露水,还在于他始终沉默的性情,就人才观而言,他是难得的。
有一次,林轼随李玉猛前往安徽六安平安捐助的希望小学参加一个仪式。当时他只是个普通工作人员,没有人安排他做秘书。但他却在前一天晚上,悄悄替李玉猛拟好了一个讲话稿。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想到写那个东西,他说本来以为很简单,没想到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