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辆三轮由便道颠上马路，向呼家楼方向驶去。一个人骑，一个人挥舞着袜子跪在车上。绝望是短暂的，快乐已经爆发，一高一低两个声音亢奋地游动，夜风为之活泼。
“避孕套！八毛俩……”
“避孕尼龙套，有红有绿了嘿，不想头请您嗅一嗅看一看了嘿！”
“谁要避孕套！有大有小，有松有紧，男女皆宜了嘿……打你小丫头养的，你过来：你说干吗使？
操你大爷使！”
三轮车拐进楼区不见了，李慧泉呆呆地看了一会儿。他的话更难听，可想骂骂不出来。心里哗哗地过凉气。脑袋后头却烫得要命。这是异常熟悉的感觉，无数次斗殴都跟它有关系，他想起了衡面杖。
他想揍那两个卖“避孕套”的人。他们太狂，而且比他快活。他卖帽子肯定赚了，但他一点儿也不高兴，第二天卖出一条围巾。
第三天什么也没卖出去。
第四开设摊才半小时就卖了四件军大衣，那是四个刚到北京的南方木匠，他们出了北京站就打听呼家楼的木匠市场，走到东大桥时嘴唇已经冻得发紫。李慧泉的棉大衣救了他们。他们的钱轻而易举地流进了李慧泉的腰包。他本来干得心灰意懒，这一下深受木匠们的启发。要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必须得有无穷的耐心。当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不能紧张，不能泄气，宁肯装死也不能跑掉！因为，谁也保不定在哪一会儿，机会和运气就不知不觉地朝你爬过来了。
李慧泉想，人不能总是倒霉吧？
第四章
二月上旬，他的生意格外好。他从顺义县柳树屯服装厂搞到二百条西式短裤，卖得很俏。这个村办小厂的厂长是薛教导员的远房表弟。薛教导员在给表弟的信中称李慧泉为“我的一个朋友”。
可能是怕表弟不大方，也可能是怕伤了慧泉的自尊心，这信是夹在给慧泉的信里寄来的，由慧泉带到了柳树屯，表弟对表哥的朋友很客气，一下批了二百条短裤。李慧泉起初有些瞧不上这些东西，拿到东大桥才知道撞对了路子。咔叽布短裤档瘦兜多，式样不分男女、颜色是深灰和浅灰。
他做梦也想不到、喜欢它们的竟是那些十八、九岁的姑娘。他把软绵绵的短湾卖给她们，客给她们，内心有一种无以言说的愉快。打扮这些人，或许也算得上一项使命。可最吃紧的还是赚钱，十二元六角，他给短裤开的价使少女们略皱青眉。他可能正是为此而愉快的。一个姑娘犹豫了半天，总算买了。慧泉不知出于何种动机，故意多找给她一块钱。她既不苗条，也不漂亮。她不等他陶醉，急匆勿地瞥他一眼，挤出了人群。他的愉快变了味道，但他并不伤心。
“回来！”
他喊了一句，脸朝着另一个方向。那位姑娘一定给吓了个半死。他不忍心看她。他只想逗逗她，她为贪了区区一元钱而欣喜和慌张，她仓皇得像个小偷！他由此想到，所有面对他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只要稍稍揭一下老底，他们每一位都令人作呕！她们买着。他卖着，她们擦了粉儿，涂了红与蓝的脸蛋上是经过精心修饰的肮脏。她们让羽绒裤、健美裤包着的肮脏的屁股正在等待小小短裤的装扮。她们小里小气地颤微微地数着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几个小钱，指甲盖紫艳艳尤如魔鬼。只要有人带头，她们什么都做得出来。不论是穿三角裤衩上街，还是翻披着羊皮压马路。关键得是流行！李慧泉知道自己得靠这类人来养活，他得伺候人家，吃人家，有必要的话。他也不妨坑坑他们。人跟人本来就用不着吉气。
第二次柳树屯之行不大成功。薛教导员的表弟待他有些冷淡，可能听说或猜出了他的身份。只批给他一包。他拍屁股就走，一包短裤十五条，赚条烟该倒是够的，他走时客客气气撂下一句话：
以后不来麻烦您了……”
“有空儿来喝茶……”
人家答得也客气，客气里含着拒入于千里之外的冷淡，没有薛教导员的面子。这人根本不会理他。上次那二百条已经做够了人情，他再来纯粹是不识时务。
李慧泉没想到这条路这么快就断了。但他并不灰心。他已经适应了东大桥那一带的气氛。他站在冷风里面对无数陌生人，这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命中注定的安排。只要静下心来，这里不乏乐趣。他喜欢看人，喜欢揣摩人们的心情。天冷的时候，忧郁的面孔比决活的面孔多，听不到什么笑声。天暖的时候，快活的面孔稍多一些，听到的说笑声都有一种大惊小怪的味道。不论冷暖，面无表情的人总是占压倒多数。他们或从东到西，或从北往南，不快不得地从他的小摊前走过，根本不注意他。到摊子上摆弄商品和问价的人，大抵都有一张善良的或天真的面孔，表情略微有些愚蠢。偶尔也有贼似的人物，拿住商品反过来调过去地看，目光比福尔摩斯要神秘。他喜欢观察这些形形色色的表演。
他有一个未成形的评价。表情幼稚乃至迟钝的人从来不买他的货，那些精明如侦探的家伙却往往在最后关头掏出钱来。他们买的东西说不定背后的百货商店里就有，价钱没准儿还便官。聪明反被聪明误，这道理到哪儿都说得通。人就是作不了自己的主。那些误以为买了便宜货的倒霉蛋一定是受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支配。有人走运，有人不走运；有人长得像冬瓜，有人长得像花；有人坐在小卧车里打吨，有人在商店后边的垃圾箱里捡纸。人跟人不一样、没法儿比。比也没用，人作不了自己的主。不论喜欢不喜欢，他得在“025”这个摊位上呆着。因为他得吃饭。他得活：身后马路上汽车来来往往；天上有白色的飞机缓缓飞过，一对年轻夫妇在便道上吵架，一辆拉水果的三轮翻了车，绿地的栅栏里有个外地人背对行人撒尿，大概实在憋不住了……这一切都跟他没关系，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这一切在他眼前产生。只要不是扔下一枚炸弹或哪个人看中了他的货，什么半他都不在乎，他四乎，他四处张型的目光是轻松的。世界在东大快展示了一种简单的图像，只要别死心眼儿，世界永不深奥。下水道里爬出了一只土鳖，它在车轮间无意识无目的地穿行，竟然爬过马路，翻上了对面的便道。李慧泉一直注视着它。如果它东张西望恐怕早就完蛋了。此外，使它不至于被碾死的命运的力量，一定是无处不在的！他可以保护一个土鳖，就不能保护一个人么？李慧浆渴望自己主意兴隆。至少，他希望自己能从人堆里一眼看出谁会买他的货来，这事一定非常令人愉快。就像这事反过来会令人沮丧一样，他最恼火的是顾客在掏钱之际突然扔下货走掉。他永远也闹不清他们决定不头的念头是从哪儿来的，因此总是措手不及。他甚至怀疑有人跟他搞鬼。他设法使自己冷漠地看待这种情况。而一旦再次发生，狂躁便按捺不住。他已经知道，这是小贩的通病，但他按捺不住。他不像别人那样骂骂咧咧，也不要赖让顾客非买不可，他只是抱起胳膊，像个地地道道的流氓那样凶狠轻蔑地看着摊前来往的每一个人。年轻力壮的人无意间碰上他的目光都故作轻松地低下头去，别人更不用说了。一些小丫头走出几十米才敢回头看他。他从中得到片刻的满足，随后便松弛下来。一种乞求的神色淡淡地浮到脸上，叫人看了觉着可怜。他像是雇来的。
他的脸和那些南方木匠及南方裁缝的阶没有多大区别，和那些弹棉花、卖凉席的南方人也没有多大区别，颧骨高而亮，嘴唇厚且黑，他看上去确实像个南方来的乡巴佬，只有少数摊商知道他是远近闻名的李大棒子，让他打破脑袋的人在朝阳区哪儿都能找到，他们不招他不惹他，也不巴结他，躲远远地自己卖自己的东西，谁也碍不着淮，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李慧泉在人流里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眼看那人沿着一溜小摊朝这边走过来，他就是想不出人家的名字。他在哪儿见过这个人。
那人在三轮跟前停下，拿起一双已经摸脏的白底蓝道的旅游鞋。
“是深圳出的么？”“有商标，你自己看。”那人没看商标，而是看着李慧泉，愣住了。他的右眉毛上有一颗咖啡豆大的痦子，虎牙的尖儿在紧闭的嘴唇上撑开一道缝儿。李慧泉终于记起他揍过这颗脑袋。
“你是……大棒子吧？”“你是……”“我是刷子！姓马，马义甫！我家住金台西里，咱们那次……我看着像你！怎么样，哥们儿？”想起来了。上高中慢班的时候，他跟几个同学旷课到红领巾公园滑冰，因这租冰鞋排队的事跟红庙中学的人吵了起来。双方在六里屯一个建筑工地的料场约了架。那边挑头的是马义甫。二十几个人一场混战下来花了好几个脑袋，还有两个骨折的。具体印象已经模糊，只记得马义甫找人说和，还请他和别外几个人在齐鲁餐厅吃过一顿饭。以后马义甫他们跟酒仙桥的人打架，请过他，他去了，可是没打起来。那时候，他已经小有名声。
马义甫比过去胖了。李慧泉觉得自己无话可说。但他受不了马义甫那股亲热劲儿，至少五年没见了，突然蹦出来是不是有求于他？他科持地看着对方。
“你混得怎么样？”他问。“凑合吧！吉普车公司，中美合资的。老板是大鼻子……”“比我强。我刚出来时间不长……我进去三年，你知道么？”“知道，方广德捅的那个人我认识．是呼家楼中学的，我妹妹是呼家楼中学的，我汁嫌跟他妹妹是同学，他们家就住白家庄……小子没几个月伤就好了，对了！他去年去伊拉克了，他爸是中建公司的科长，听说路子挺野！操他妈，你跟方广德够倒霉的……”
马义甫说话又快又多，显得特别热心也特别絮叨。这跟过去没有区别。那时李慧泉很讨厌这张嘴，现在却想多听听它能告诉他些什么。他活得的确有点儿闭塞。
“这几年你犯过事没有？”
“进去两次，加起来不到一个月。我算明白了，能别玩儿悬的就别玩儿悬的，栽进去不合算……
你说是不是？”
“难说。”
“你买卖混得下去么？服装前年挺吃香的，这两年不行了。”
“领不到别的执照。”
“也是……你进的货够土的，能卖出去么？这鞋式样还行，真是深圳出的？”
马义甫手里还拿着那双鞋。
“哪儿啊，保定来的货，谁知道商标是怎么回事，贴个外国牌子也照样卖，有人看得上就行！”
“就是。”
“你看得上就拿走吧。”
“别价……”
李慧泉问了鞋号，从箱子里挑了双干净的，用纸包好。马义甫一边阻拦一边掏钱，钱没掏出来，鞋可是接过去了。
“下次把钱给你带来……”
“刷子！你少他妈跟我玩儿虚的。”
“操！哥们儿是那人么……你今天晚上有事没有？”
“干吗？”
“十点钟我在小庄路口等你。”
“带擀面杖么？”
“哥们儿不开玩笑，针织路上个月开了个咖啡馆，夜里两点关门，哥们儿想请你。”
“没酒我不去。”
“你来就知道了，肯定满意。十点整，我在岗楼子旁边等你，你骑车坐车？”
“骑车！”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