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顺利地结了婚一样。但是，穆瑞大概感觉到，这本书将会销路很广，这一点对于他的商业活动来说则是主要的。
书的标题引起了一些分歧。达尔文建议把书叫作《关于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和变种的起源一书的摘要》。穆瑞坚持该书不能叫作《摘要》。赖尔反对“自然选择”这个术语。但是达尔文在这方面没有对他让步。他认为，这个术语是畜牧家们普遍而又广泛使用的术语，对于表明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选择或育种原则的共同性是很合适的术语。他只限于说明“或者在生存斗争中保存那些得天得厚的品种”这一术语。
四月初，书开始印刷，六月，书的校样出来了。达尔文毫不留情地修改了“可恶的”校样。他逐字逐句地把校样抹掉，再贴补上几张纸条——他认为文体是十分差劲的。据穆瑞说，他“几乎是全部重新写”。他力求使文体清楚和事实准确，除此之外，他还把校样寄给自己的朋友赖尔和虎克检查。
他期待他们俩还能够在事实上和证据上改正一些错误。
十月一日，最后的清样终于校完，被工作弄得疲惫不堪的达尔文，健康状况本来就不佳，现在可以到约克郡的艾克雷水疗机关全休了。在这里，头三个星期，不大习惯的闲散生活使他重新恢复了体力，并促使他继续为虎克审阅《澳洲植物志》的《绪论》。
《依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一书，于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版，一千二百五十册书全部在当天销售一空。可是这一数字，在达尔文看来，作为第一次出版的印数好象太多（见九月三十日他给赖尔的信）。
第一版为什么能如此成功地销售一空呢？毫无疑问，正如穆瑞表明的那样，这是由于在林纳学会会议进行期间，大博物学家达尔文正在准备写一部出色的物种起源的书的消息，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我们已经指出了古生物学家奥温在利兹会议上的发言。
这一时期反对达尔文的其他人的发言中，有都柏林的地质学家霍顿教授在都柏林地质学会年会上的发言。“圣”霍顿在爱尔兰首都的这个发言的主要思想是，在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思想中，凡属正确的都不是新鲜的，而凡属新鲜的都是不正确的。得知这个发言后，达尔文称它是“未来批评的典范”。这个发言就是来自虎克称之为“旧学派”的那些博物学家的发言。
然而，赖尔的发言具有极其重大的决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不管赖尔多么热爱达尔文，但在物种起源问题上，他很久不能放弃习惯的观点。实际上，正如他同达尔文在这个时期的通信所表明的那样，他仍然赞同关于“创造力量的干预”是必然的这样一种意见，达尔文认为，这会使“自然选择学说失去任何价值”。他在物种起源问题上，仍然坚持象“改善原则”和“适应的初级才能”这些抽象的概念，如果接受自然选择学说，这些概念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但是，这种摇摆不定并没有妨碍赖尔在英国科学协会（他是地质分会主席）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发言，他在专门谈《人类的古远性》的发言中，对达尔文怀着极大的同情提到达尔文刚出版的那本书。
他在发言的结束语中说道：“在具有高度的理论兴趣并且由于地质学和博物学的现代成就而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当中，没有一个象物种起源问题这样引人注目但同时又含混不清的问题了。在这个难度大而又神秘的问题方面，很快就要出版查理·达尔文先生的著作——这是在动物学、植物学和地质学方面二十年观察和试验的成果，这些观察和试验使他得出结论：引起动植物形成亚种和经常的变种的自然界的力量，也是在较长的时期内产生物种，在更长的时期内使同属产生差别的那种力量。我认为，他会通过自己的研究和用自己的论据来清楚说明很多与生物的相似性、地理分布和地质层次有联系的现象的，而这些现象是任何其它假说都不能够解释，甚至不打算解释的。
索博利在引证赖尔发言中的这一处时正确地指出，演说中特别有趣的是两点：“赖尔在介绍达尔文学说时，赋予了‘等速变说的’色彩，而这种介绍又是在专门谈人类的古远性问题的发言时作的。的确，所有这些学说之间有深刻的内在的联系。等速变说证实了旧的宗教学校关于地球是在不久前通过创造才产生的这种武断说法是不正确的。《人类的古远性》把人类的存在也推到很久以前的时期，人类至少是与犸猛同时代的动物。达尔文的学说也把生物起源推到许多世纪以前，并把它归之为现在还在起作用的自然界的力量。所有这些学说都是针对“造化论者”和创造说的拥护者的，而人类的古远性说就引起了同生物起源问题密不可分的人类起源问题。
由此可见，我们看到，达尔文由于华莱士事件的影响，不得不抛弃本已开始撰写的关于物种的大部头著作，这部著作他已构思好了，并且不得不改变最初的计划。推迟了“巨著”，大大压缩了叙述内容，缩减了引用的证据的数目。结果，《物种起源》一书终于问世了。当时达尔文年已五旬。
达尔文传第十三章 《物种起源》一书问世。为捍卫达尔文主义而进行的尖锐斗争
第十三章 《物种起源》一书问世。为捍卫达尔文主义而进行的尖锐斗争
这样，一八五八年，特别是一八五九年，就成了达尔文一生中最光辉的年代。他关于生物进化的基本思想，是在他乘“贝格尔”号作环球旅行时产生的。经过二十年的深思熟虑和艰苦劳动，通过对大量事实的研究和收集，达尔文终于在僻静的唐恩小镇，将这些思想整理成文。这些相当有条理的思想，时而以简略的提纲表述出来，时而以系统的叙述表达出来，时而又以最详尽的著作形式出现，最后则展现在广大公众面前，而且必然引起他们的讨论，受到他们的评论，这种评论或者是恶意的和不公正的，或者是赞赏的和惊讶的，但决不会是漠不关心的。
《物种起源》一书出版的这一天，不只是在达尔文的个人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也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批有学问的人对生物界的观点和对人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观点开始转变的一天，这种转变就象哥白尼在十六世纪因指出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实现的转变一样。然而在此以前，为捍卫达尔文主义这一进化论学说，曾不得不进行了十年的尖锐斗争，在十年的斗争过程中，达尔文的思想以及达尔文本人，曾经不断地受到攻击，这些攻击常常是粗暴的、恶毒的和不公正的。
达尔文的为人一向很温和，甚至对自己的对手也十分彬彬有礼，虽然他处于这些攻击风暴的中心，但他的一些朋友和拥护者却经历了最激烈的斗争时刻。然而，不管这些人的作用多么大，为达尔文争取越来越多的拥护者的主要斗争武器，还是他那部不断地行行新的版本和译本的出色著作《物种起源》，这部著作不知不觉地、不声不响地击丧了各个对手，说服了那些动摇分子，在越来越多的无私地寻找真理的人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了许多朋友和信仰者。
“风格即人”。这是经常为人们引用的一位早期进化论者、达尔文的一位前辈布丰的一句名言。布丰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说这句话的呢？这句名言是布丰一七五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法兰西学院一次会议上发表的《风格论》的演讲中说的，布丰在结束一个长句时使用了这句名言。
他说：“……知识的多少、事实的特殊性和新发现的本身，这些还不是流芳百世的可靠保证。如果这些著作写得平淡乏味，既不优美，也无才华，那么这样的著作就一定会成为一堆废纸。因为这样一来，知识，事实和新发现就很容易消逝，它们或者在别处出现，或者可能由更高明的人来表述。这些东西是人的身体之物，而风格则是人的本身。”
那么，《物种起源》一书的风格究竟怎样呢？整本书就是“一个长的论据”（赖尔语），它被用来论证整个进化论理论，特别是用来论证对这种进化原因给予最完美的说明的自然选择理论。这部书是根据一个明确的、有逻辑性的提纲写的，这个提纲大体上也就是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四年《概要》中所拟定的那个提纲。达尔文是从人的如下实践活动开始的：人们通过对种公畜的人工选择，或者通过对留作种子用的最接近理想的植物的育种选择，能够培育出许许多多家畜的品种或数千种栽培植物的亚种来。他证明，由于变异和遗传，人们能够获得这些结果。由于变异，也就是说，由于一对动物的后代，或者由同一个荚的种子生长出来的植物，彼此之间略有区别这种情况，选择是可能的；而由于遗传，即经常看到的亲本将特性传给后代这一情况，通过选择优良的种公畜或选择优良的植物种子，就能够获得具有这些改良特性的后代。
达尔文以他自己饲养的家鸽为例，证明这样的人工选择能够引起亚种之间多么大的差别。腿的长度，喙的长度和形状，尾羽的数目，腿部羽毛的差别和头部羽毛分布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这些差别如果是属于野鸽的话，那么它们就足以使人们把家鸽划分为不同的物种，甚至不同的属，然而，正如达尔文所出色地证明的那样，这些家鸽都起源了一个野生种——岩鸽。
达尔文从这种人工选择（它的意义对人来说是十分明显的）转到自然界的选择，即自然选择。他证明，自然界也有变异和遗传，自然界中代替人工选择的原因是“生存斗争，或者说是在生物按‘几何级数’增殖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生存竞争”。
达尔文作出了这一“自然的”解释之后，转而谈到理论的难点。难点之一是摆在反复思考想要解决物种起源问题的生物学家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变种如何成为物种？为什么通常在各个物种之间没有过渡？没有过渡这一点也是物种“创造论”的拥护者的主要论据之一。达尔文在他最早的几本《概要》中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物种起源》一书中，他提出了并深入地研究了“中间类型的性状的分歧和绝灭”的原理。达尔文认为，近似类型之间的生存斗争特别激烈。竞争者的生活方式和特性越相似，竞争就越激烈。反之，随着新的不同的特性的获得，竞争也逐渐减弱，我们以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引用的例子为例。
如果某个地方的狼靠食鹿和绵羊为生，它就要追捕鹿和羊。如果说，要想捉住鹿，就要跑得特别快，而要想咬死羊，就要有特别大的力气，那么跑得特别快的狼和力气特别大的狼就能在生存斗争中获胜。狼跑得越快，它就越能专门捕获鹿，力气越是大于其它狼的狼，它就更能专门捕获羊。而一切中间类型的狼，即既不能跑得特别快，又没有特别大的力气的狼，在生存斗争中就不能被保存下来，就将绝灭。而在生存下来的两种极端类型的狼之间，即在跑得最快的狼和力气最大的狼之间，竞争则减弱下来，因为这两类狼中每一类都将转变为吃专门食物的狼。这两种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