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当时吝惜一句感谢的话，就会损失了一个多么美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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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被增加的人
我很惊讶——原来到最后我连一件礼物都不曾预备。我早就接到她“发愿”的邀请信，当时只觉得要买一件礼物并不是难事。可是，明天，她就要发愿了，我仍然还没找到一件合适的礼物。
初识她是在淡水的一座山头上，古朴的修道院里，青绿的葡萄串尚未熟，四窗的花香里低放着一只巨大的、铜质的十字架，她的白衣服烧灼着异样的白。
她就要正式发愿了，我该送她一件礼物，她们对我那么好，从那么遥远的山上，为我送来自烘的热蛋糕，自制的大蜡烛。但我却找不到一件可送给她的礼物——在她的发愿之日，在她立志以贫穷、服役为终生目标的日子。
如果我送她一点小摆设，她该放在哪里呢？如果我送她一篮花，那易凋的繁花怎能切合她永恒的誓愿——而且我怀疑她会责备我说：“为什么不用它去周济穷人呢？”
我能送她唇膏吗？当她亲吻小孤儿的时候，她早已有最美丽的红唇。我能送她胭脂吗？她奔波于山径去服役人的时候，她已有最动人的朱颊。我能送她衣料吗？神圣的白袍已将她嫁给理想，世间还有什么花色的衣料足以妆点她？有什么臂钏足以辉煌她操作的手臂？有什么项链可以辉映她垂向卑微者的头顶？有什么耳环配悬在那倾听他人忧烦的耳朵？有什么别针可以点缀那忧世的心胸？有什么戒指可以戴上那为人合掌祈祷的手指。
世间这么大，市场这样喧腾，而我却买不到一个可以送给她的礼物。
我打算这一件礼物给一位国外的牧师的时候。同样的困难又产生了。我才忽然发现，这世界上原来有一种人，你简直无法用任何东西来增加他，他自己已是一个完美的宇宙。
也许我可以学别人一样，把猪肉干、牛肉干之类的东西当成土产送给他。但我知道给一个忙碌的，席不暇暖的人，他不可能有时间坐下来嚼零食。
所有的食物似乎都不在他的心上，他的零食不是被忘了，就是分给别人去吃了。
如果我送他一件衬衫或领带夹和袖扣之类的东西，他也不会记得妆扮自己的。他的一副眼镜架已经用了十年了，松得滑在鼻翼上，他仍然不肯换，只说：“何必呢？都成了老朋友了，已经有了感情了！”
送给他一些小东西放在壁炉架上吗？他选择做牧师的那一天已经告别了沙发椅——而且他也没有壁炉。送他一点奢侈品吗？他的教区住着一些最贫穷的工人，他在他们中间只过着最简朴的日子。任何生活里牵牵绊绊的小物件对他而言都未必有意义，他是一个经常忘记自己的人——他必须别人的反复提醒才会猛然自己这个人的存在，他自己是不在他照顾的范围之内的。
也许，我可以送他一本书，但对一个已经拥抱了这世界的人还有什么书可以增加他的智慧，还有什么知识可以提高他的价值。
原来这世界上有一种人，你简直无法用任何东西来增加他，他自己己是一个完美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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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篇
我在餐厅看书，那一年我大三。
餐厅四周是树，树外是曲折的杜鹃杂生的山径，山径之上交错着纵横的夜星。
餐厅的一头是间空屋，堆着几张乒乓球桌，另一头是厨房，那里住着一个新来的厨子。
我看完了书，收拾我的东西，忽然发现少了一本《古文观止》。我不好意思大叫，只好一个一个地去问，大家全说没有看到，最后有一个女孩不太确定的说：“我看到厨子捧着一本书，在乒乓球桌那里，不知道是不是你的。”
我生着气去找厨子，正好一眼就看到他拿着那本《古文观止》，我一言不发地走过去。
半句吟哦嘎然而止，厨子慌张的站起来，他是一个典型的胖嘟嘟的厨子，胜上堆着油腻的笑容。
黯淡的灯光下，一个有名字的小人物在读温馨的《古文观止》，浅碧色的丝带停在“陋室铭”上，我真要责备他吗？
“是你的书吧？你不在，我就拿来看创，本来只想看一点的，看得太久了吧？”他脸上挂着卑微的歉意，说的是一口难懂的福州腔，“是看得太久了，我太久没有看了。”
我要生气吗？那些古老、美好、掷地可作金石响的文章，只该放在一个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的书桌上吗？它不该哺育所有的不知名的山村中的人吗？能看到一张被油垢染黄的脸灯下夜读是怎样美丽，我还能坚持书是我的吗？
“不忙，你要看就多看一下吧！”
他再三推开了，没有了书的双手在灯下显得异常空荡，他仍然温和地笑着，那种古老的、寂寞的、安于现实生活的中国人的笑。
我忽然了解，从基本精神上看来，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读书人。
我自此更爱中国书，它们曾被多少善良的中国人的眸光所景仰啊！他们曾在多少低檐的屋角下薰染着耙上的土香啊！它们曾在多少凄寒的夜晚被中国式的平仄抑杨所吟哦啊！
中国人因读中国书而深沉了，中国书因被中国人读而优美了。
有一次，从罗斯福路走过，那天天气很好，由于路拓宽了，竟意外地把某家人家的一架紫气腾腾的九重葛弄到人行道上来了，九重葛未被算为“违章”，我不知这该感谢谁。总之，在一个不春不夏不秋不冬的日子，在高速公路旁黯淡而模糊的黄尘里，能看到一树九重葛是一件愉快的事。
走了几步，又看到一张“阿瘦露担面在此巷内”的小招帖，红纸条已经被风雨吹成淡红色——其实也许甚至连淡红色也不是了。我呆站了一会，竟觉得自己和阿瘦十分熟悉。我想他必是一个窄肩削脸的小人物，一双长筷子，一把捞面的篓子，常常腾云驾雾的站在面锅后面的水气里。
能带着自嘲的笑意叫自己“阿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世上有多少因为自己是秃子而怕听人说“亮”的人。
连带地，也想起那些堂皇的市招，如“唐矮担担面”、“周胖子饺子馆”、“大声公粥品”、“老头牛肉面”。
连带地又想起“王二麻子”，想起“麻婆”。
中国是一个和悦的民族，王二麻子是，阿瘦也是。中国人是一个能够接受自己缺点而又能正视它的人，由于一种高度的自尊和自信，他们能够坦然地照着自己的样子接受自己。
一捆柴
有一年，一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医生到台湾南部极僻远的小城去行医，他医好了一个穷苦的山地人，没有向他收一文钱。
那山地人回家，砍了一捆柴，走了三天的路，回到城里，把那一捆柴放在医生脚下。可笑他不知道现代的生活里，已经几乎没有“烧柴”这个项目了，他的礼物和他的辛苦成了白费。
但事实却不然，在爱里没有什么是徒劳的。那医生后来向人复述这故事的时候总是说：“在我行医的生涯中，从未收过这样贵重、昂价的礼物。”
一捆柴，只是一捆荒山中枯去的老枝，但由于感谢的至诚，使它成为记忆中不朽的川富。
一条西裤
那年的夏令营真是难忘，尤其刺激的是男生的寝室被小偷光顾了。
小偷偷走了一些相机和手表，以及牧师的一条西裤。被偷的大男孩们虽然懊丧，却不免有几分兴奋，这种兴奋也染给了牧师的小女儿，她逢人便高高兴兴的嚷道：“小偷来啦！小偷偷了我爸爸的西装裤啦！”
牧师是一个极淡泊的人，失去一条西裤并不会使他质朴的衣着更见寒酸一一正如多一条西裤也不致使他华丽一样。
那天，他悄悄地把他的小女儿叫到面前，严厉地说：“你不要乱讲，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小偷，这两个字多么难听。”
“是小偷，是小偷偷去的！”
“不是，不是小偷——是一个人，只是他比我更需要那条裤子而已。”
我永不能忘记我当时所受的震惊，一个矮小文弱的人，却有着那样光辉而矗然的心灵！盗贼永不能在他的国度里生存——因为藉着爱心的馈赠，他已消灭了他们。
一柄伞
微雨的车站上，为了贪看一本心爱的书，我竟腾不出手来撑伞，雨点打在书页上，有如一行行娟秀的眉批和笺注。
忽然，左边的一个女孩带着她的伞靠近来，说：“我们一起打，好吗？”
我一时竟木讷地说：“不，不用了，我有伞的，雨不大，我… ”
忽然，我感到懊悔，我怎可对一个高贵的女孩如此说话？也许她也和我一样，是一个羞怯而不惯于和陌生人讲话的人，也许她也是鼓了极大的勇气才来和我说话的，而我竟给她那样的回答。
我将脸低下去，不敢看她是否有失望的表情。
每当雨季，满街的伞盛放如朵朵湿菌，有哪一朵愿意让我共同寄身？而唯一的这片庇护我竞拒绝，我何其愚鲁！
整个雨季，我仍常站在冷雨的街头等车，仍然常常带了伞而腾不出手来打伞，但那温厚的声音何在？那安妥有如故居屋檐的那柄伞何在？
一个声音
丈夫带学生到合欢山去的那夜，家里异样的凄冷。寒流将夜色凝冻了，寂然如一块黯黑的寒玉。
对着窗外古典的夜，小室中只有我翻书的声音，从陶渊明到杜子美，从姜白石到马东篱，只不过是簌簌然的几声册页的响声罢了。
长夜未央，我忽然渴望有一点什么声音，不是古人的声音，也不是黑巷中卖馄饨的梆声，而是更切近的声音。
但这样的夜里，我到何处去寻找这样的声音呢？
腕表已停，时间似乎也休止了，望着床头小几上那具茶色的电话，我想起“一一七”。
“下面音响一点四十七分十秒……下面音响一点四十七二十秒……”
我倚枕而卧，满床零落的书香中，我久久不能放下听筒，那样简单的报时的声音，竟使我那样激动！
其实，有时清早赶去上课，也常在匆忙中拔个电话对对时间，那时候从来没有发现这声音如此亲切如此动听。
在电话线的另一端是怎样的一位女孩？虽然经过冷冷的录音带，仍能听出她是一个极温柔极有耐心的女孩，当她从事这项枯燥的工作之际，她可曾想到她的声音会在某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成为另一个女子耳中最美的音乐？
曾经那么厌恶人群的声音，曾经那么向往着索居的清静，但此刻却为一个在午夜殷勤报时的声音所动，才感到同样生而为人，而又同文同种是怎样可贵的缘份。
宇宙的钟漏上刻度无限，但我却独爱这个时辰——由一个陌生人口中所报出的人间的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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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
一个久晦后的五月清晨，四岁的小女儿忽然尖叫起来。
“妈妈！妈妈！快点来呀！”
我从床上跳起，直奔她的卧室，她己坐起身来，一语不发地望着我，脸上浮起一层神秘诡异的笑容。
“什么事？”
她不说话。
“到底是什么事？”
她用一只肥匀的有着小肉窝的小手，指着窗外，而窗外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