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我的父亲，他那样为真理不退不让的态度给了我极大的影响，我的笔名雨初（李老先生的名字是李兆霖，字雨初，圣质则是家谱上的排名）就是为了纪念他”。除了长辈，我也指平辈，平辈之中有没有朋友是你所佩服而给了你终生的影响的。“她思索了一下说：”有的，我有一个男同学，功课很好，不认识他以前我只喜欢玩，不大看得起用功的人，写作也只觉得单凭才气就可以，可是他劝导我，使我明白好好用功的重要，光凭才气是不行的——我至今还在用功，可以说是受他的影响。“
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很难相信一个女孩既折服于一个男孩而不爱他的，但我不知道那个书念得极好的男孩现今在哪里，他们有没有相爱过？我甚至不也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们之间也许什么都没有开始，什么都没有发生——当然，我倒是宁可相信有一段美丽的故事被岁月遗落了。
据她在培道教过的两个女学生说：“倒也不是特别抱什么独身主义，只是没有碰到一个跟她一样好的人。”我觉得那说法是可信的，要找一个跟她一样有学养、有气度、有原则、有热度的人，质之今世，是太困难了。多半的人总是有学问的人不肯办事，肯办事的没有学问，李老师的孤单何止在婚姻一端，她在提倡剧运的事上也是孤单的啊！
有一次，一位在香港导演舞台剧的江伟先生到台湾来拜见她，我带他去看她，她很高兴，送了他一套签名著名。江先生第二次来台的时候，她还请他吃了一顿饭。也许因为自己是台山人，跟华侨社会比较熟，所以只要听说海外演戏，她就非常快乐、非常兴奋，她有一件超凡的本领，就是在最无可图为的时候，仍然兴致勃勃的，仍然相信明天。
我还记得那一次吃饭，她问我要上哪一家，我因为知道她一向俭省，（她因为俭省惯了，倒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俭省了，所以你从来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在吃苦的人）所以建议她去云南人和园吃“过桥面”，她难得胃口极好，一再鼓励我们再叫些东西，她说了一句很慈爱的话：“放心叫吧，你们再吃，也不会把我吃穷，不吃，也不会让我富起来。”而今，时方一年，话犹在耳，老师却永远不再吃一口人间的烟火了，宴席一散，就一直散了。
今秋我从国外回来，赶完了剧本，想去看她，曾问黄以功她能吃些什么，“她什么也不吃了，这三个月，我就送过一次木瓜，反正送她什么也不能吃了——”
我想起她最后的一个戏《瑶池由梦》，汉武帝曾那样描写死亡：你到如今还可以活在世上，行着、动着、走着、谈着、说着、笑着；能吃、能喝、能睡、能醒、又歌、又唱，享受五味，鉴赏五色，聆听五音，而她，却垫伏在那冰冷黑暗的泥土里，她那花容月貌，那慧心灵性……都 都心中黯然久之。
李老师和我都是基督徒，都相信永生，她在极端的痛苦中，我们曾手握着手一起褥告，按理说是应该不在乎“死”的——可是我仍然悲痛，我深信一个相信永生的人从基本上来说是爱生命的，爱生命的人就不免为死别而凄怆。
如果我们能爱什么人，如果我们要对谁说一句感恩的话，如果我们要送礼物给谁，就趁早吧！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表达了。
其实，我在八月初回国的时候，如果立刻去看她，她还是精神健旺的，但我却拼着命去赶一个新剧本《第三害》，赶完以后又漏夜誊抄，可是我还是跑输了，等我在回国二十天后把抄好的剧本带到病房的时候，她已进入病危期，她的两眼睁不开，她的声音必须伏在胸前才能听到，她再也不能张开眼睛看我的剧本了。子期一死，七弦去弹给谁听呢？但是我不会摔破我的琴，我的老师虽瞳了，众生中总有一位足以为我之师为我之友的，我虽不知那人在何处，但何妨抱着琴站在通衢大道上等待呢，舞台剧的艺术总有一天会被人接受的。
年初，大家筹演老师的《瑶池仙梦》的时候，心中己有几分忧愁，聂光炎曾说：“好好干吧，老人家就七十岁了，以后的精力如何就难说了，我们也许是最后一次替她效力了。”不料一语成谶，她果真在演《瑶池仙梦》三个月以后开刀，在七个月治。《瑶池仙梦》后来得到最佳演出的金鼎奖，其导演黄以功则得到最佳导演奖，我不知对一位终生不渝其志的戏剧家来说这种荣誉能增加她什么，但多少也表现社会给她的一点尊重。
有一次，她开玩笑的对我说：“我们广东有句话：”你要受气，就演戏。‘“
我不知她一生为了戏剧受了多少气，但我知道，即使在晚年，即使受了一辈子气，她仍是和乐的，安详的。甚至开刀以后，眼看是不治了，她却在计划什么时候出院，什么时候出国去为她的两个学生黄以功和牛川海安排可读的学校，寻找一笔深造的奖学金，她的遗志没有达到便撒手去了，以功和川海以后或者有机会深造，或者因恩师的谢世而不再有肯栽培他们的人，但无论如何，他们己自她得到最美的遗产，就是她的诚恳和关注。
她在病床上躺了四个月，几上总有一本《圣经》，床前总有一个忠心不渝的管家阿美，她本名叫李美丹，也有六十了，是李老师邻村的族人，从抗战后一直跟从李老师到今，她是一个瘦小、大眼睛的、面容光洁的、整日身着玄色唐装而面带笑容的老式妇女，老师病笃的时候曾因她照料辛苦而要加她的钱，她黯然地说：“谈什么钱呢？我已经服侍她一辈子了，我要钱做什么用呢？她已经到最后几天了，就是不给钱，我也会伺候的。”我对她有一种真诚的敬意。
亚历山大大帝曾自谓：“我两手空空而来，两手空空而去。”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她却可以把这句话改为：“我两手空空而来，但却带着两握盈盈的爱和希望回去，我在人间曾播下一些不朽是给了别人而依然存在的。”
最后我愿将我的新剧《第三害》和它的演出，作为一束素菊，献于我所爱的老师灵前，曾有人赞美过我，曾有人底毁过我，唯有她，曾用智慧和爱心教导了我。她曾在前台和后台看我们的演出，而今，我深信她仍殷殷地从穹苍俯身看我们这一代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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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一方纸镇
常常，我想起那坐山。
它沉沉稳稳的驻在那块土地上，像一方纸镇。美丽凝重，并且深情地压住这张纸，使我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属于我们的历史。
有时是在市声沸天、市尘弥地的台北街头，有时是在拥挤而又落寞的公共汽车站，有时是在异国旅舍中凭窗而望，有时是在扼腕奋臂、抚胸欲狂的大痛之际，我总会想起那座山。
或者在眼中，或者在胸中，是中国人，就从心里想要一座山。
孔子需要一座泰山，让他发现天下之小。
李白需要一座敬亭山，让他在云飞鸟尽之际有“相看两不厌”的对象。
辛稼轩需要一座妩媚的青山，让他感到自己跟山相像的“情与貌”。
是中国人，就有权利向上帝要一座山。
我要的那一座山叫拉拉山。
山跟山都起起手来了
“拉拉是泰雅尔话吗？”我问胡，那个泰雅尔司机。
“是的。”
“拉拉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他抓了一阵头，忽然又高兴地说，“哦，大概是因为这里也是山，那里也是山，山跟山都拉起手来了，所以就叫拉拉山啦！”
我怎么会想起来用国语的字来解释泰雅尔的发音的？但我不得不喜欢这种诗人式的解释，一点也不假，他话刚说完，我抬头一望，只见活鲜鲜的青色一刷刷地刷到人眼里来，山头跟山头正手拉着手，围成一个美丽的圈子。
风景是有性格的
十一月，天气一径地晴着，薄凉，但一径地晴着，天气太好的时候我总是不安，看好风好日这样日复一日地好下去，我说不上来地焦急。
我决心要到山里去一趟，一个人。
说得更清楚些，一个人，一个成年的女人，活得很兴头的一个女人，既不逃避什么，也不为了出来“散心”——恐怕反而是出来“收心”，收她散在四方的心。
一个人，带一块面包，几只黄橙，去朝山谒水。
有的风景的存在几乎是专为了吓人，如大峡谷，它让你猝然发觉自己渺如微尘的身世。
有些风景又令人惆怅，如小桥流水（也许还加上一株垂柳，以及模糊的鸡犬声）它让你发觉，本来该走得进去的世界，却不知为什么竟走不进去。
有些风景极安全，它不猛触你，它不骚扰你，像罗马街头的喷泉，它只是风景，它只供你拍照。
但我要的是一处让我怦然惊动的风景，像宝玉初见黛玉，不见眉眼，不见肌肤，只神情恍惚地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他又解释道：“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
我要的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山水——不管是在王维的诗里初识的，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里遇到过的，在石涛的水墨里咀嚼而成了痕的，或在魂里梦里点档滴滴一石一木蕴积而有了情的。
我要的一种风景是我可以看它也可以被它看的那种。我要一片“此山即我，我即此山，此水如我，我如此水”的熟悉世界。
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辗转互相注释的？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互相印证的？
包装纸
像歌剧的序曲，车行一路都是山，小规模的，你感到一段隐约的主旋律就要出现了。
忽然，摩托车经过，有人在后座载满了野芋叶子，一张密叠着一张，横的叠了五尺，高的约四尺，远看是巍巍然一块大绿玉。想起余光中的诗——那就折一张阔些的荷叶包一片月光回去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台湾荷叶不多，但满山都是阔大的野芋叶，心形，绿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真是一种奇怪的叶子，曾经，我们在市场上芭蕉叶可以包一方豆腐，野芋叶可以包一片猪肉——那种包装纸真豪华。
一路上居然陆续看见许多载运野芋叶子的摩托车，明天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美丽的包装纸啊！
肃然
山色愈来愈矜持，秋色愈来愈透明，我开始正襟危坐，如果米颠为一块石头而兔冠下拜，那么，我该如何面对叠石万千的山呢？
车于往上升，太阳往下掉，金碧的夕辉在大片山坡上徘徊顾却，不知该留下来依属山，还是追上去殉落日。
和黄昏一起，我到了复兴。
它在那里绿着
小径的尽头，在芦苇的缺口处，可以俯看大汉溪。
溪极绿。
暮色渐渐深了，奇怪的是溪水的绿色顽强的裂开暮色，坚持地维护着自己的色调。
天全黑了，我惊讶地发现那道绿，仍然虎虎有力地在流，在黑暗里我闭了眼都能看得见。
或见或不见，我知道它在那里绿着。
赏梅，于梅花未着时
庭中有梅，大约一百本。
“花期还有三、四十天。”山庄里的人这样告诉我，虽然已是已凉未寒的天气。
梅叶已凋尽，梅花尚未剪裁，我只能仁立细赏梅树清奇磊落的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