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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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回忆录- 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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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锻炼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实改造世界观。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敬礼汪东兴1970年9月15日。    
      毛主席看过我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表示满意,在我写给他的信上面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又写道:“陈(即陈伯达——作者注)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9月16日上午10点半,毛主席让吴旭君(毛主席的护士长——作者注)通知我去谈话。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11点50分。毛主席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250多人(指中委、候补中委——作者注)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多本太多,可在30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主席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指黄永胜等人——作者注)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在谈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我写了一份七百字的意见,给陈看时,他马上说他与苏修无关系。我又不是问他这事,他急着声明这个问题。”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六号简报时,毛主席说:“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看过、改过,应找会议主持同志,还有王良恩同志和记录印发的人。为什么不经你看过,发出最早最快?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要他们不要再上陈伯达的当了,有错误就改正。”毛主席一面抽着烟,不时地呷口茶,一面和我慢慢地谈着。他问我:“你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会议期间,黄永胜留在北京,但他准备了书面发言稿。——作者注),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我摇了摇头,说:“我不清楚。”毛主席接着说:“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我又摇了摇头,说:“不清楚。”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陈伯达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毛主席说:“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24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毛主席还要我找曾思玉单独谈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    
      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出要我先回北京。他说:“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毛主席还说:“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或找我来谈。”出于对毛主席安全的考虑,我说:“我的意见,我们还是一起回北京。我的那封信可以叫通讯员先带回去。”但是,毛主席还是坚持要我乘送文件来的飞机先回北京。他说:“早一天回去,让他们早一点觉悟也好嘛。”这样,我只好准备第二天早上先飞回北京去了。16日下午,我去找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聊了两个小时,他还陪我吃了晚饭。谈起庐山会议,曾思玉同志说:“当时我是一盆浆糊,弄不清楚。”我笑着问:“现在你还是一盆浆糊?”他说:“开始我脑子是一盆浆糊,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通过学习,慢慢地了解了。”我诚恳地说:“庐山会议上我也犯了错误。”他说:“中南组也是紧张的,说有人要推翻毛主席,打倒毛主席,有人要夺毛主席的权。叶群发言就是这样讲的,她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没有错。”    
    


“读点马列主义的书”书面检讨(2)

      我讲自己的看法:“毛主席的天才是从实际中学的,是靠看书学习,天才不完全是先天的,天才主要是后天的。我们过去认识不清,现在才有所认识。”曾思玉说:“那几个副词,我也是同意的。毛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把它去掉了,我未听进去,总觉得这是毛主席的谦虚。”我和曾思玉谈话中,互相交换了一些思想认识。晚饭后,我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就没有打扰他。    
      午夜12点钟吃过夜餐后,我上床休息。到了凌晨4点钟左右,护士长吴旭君来敲我的门,我正要起身开门,吴旭君说不用开了。她从门缝塞进来一张纸条,并且告诉我说:“你不要起来了,看一看条子就行了。”我捡起条子见上面写着:“主席讲,你不要走了,一齐走。”这样,我就又回到床上睡觉。不久,我陪同毛主席一起回北京。当专列走到石家庄时,我将曾思玉同我谈话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我对毛主席说,曾思玉是老实人,他的态度是好的,有什么谈什么,只是水平与我差不多,我想曾思玉慢慢会通的。毛主席听后“嗯”了一声,没有说什么。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黄、吴、叶、李、邱等人的工作,并将我于9月15日写给他的信和他的批示在政治局作了传达。吴法宪看到我的书面检讨和毛主席的批示后,于9月29日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在这份检讨中,吴法宪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并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可是,他在检讨中把自己说成是“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我把吴法宪的这份检讨书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在10月14日作了批示:“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主席还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写了许多批语。吴法宪在检讨书中讲到他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在关系全局性的原则问题上,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毛主席在这段文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又在旁边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在吴的检讨书中讲他自己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段话的下边,毛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着:“这些话似乎不真实。”在吴法宪谈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这句话的下边,毛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    
      吴法宪交代8月23日晚12点前后,陈伯达来找他和李作鹏、邱会作,谈到过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毛主席在这段话下边也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写到“他(指陈伯达——作者注)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说话神态异常,说时支支吾吾”时,毛主席在旁边批示:“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吴法宪的检讨书中揭发8月27日晚上12点以后,陈伯达来问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毛主席在“伟大谦虚”四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吴法宪提到陈伯达8月27日晚上核对上面那句话时,看到陈的发言稿上有“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一句话,吴法宪认为这是“造谣”。毛主席在“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这九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中写道“……他只参加过两次会,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怎么能这样做,并且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这句话时,在旁边批道:“这样对。”    
      10月12日,叶群也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的谆谆教导,使她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但叶的检讨书中把她的问题说成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10月15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并作了批示:“此件已阅。”并在装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主席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时,毛主席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在检讨书中引用毛主席讲过的话“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并在旁边批道:“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叶群说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论天才的语录,这就间接地上了陈伯达的当。毛主席在“不加分析地”五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叶群还说什么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毛主席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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