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接受。但戏改科的同志对此还是十分支持的。
他们跟我说：“曾祺头一次写戏，能达到这水平就不错了。他以后要能接着再写，准会越写越好。”
我深知他是一时高兴，不会拿写剧本当正业。
果然，不久就来了个文艺早春。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刊的架子放下了，面目亲切平和了，文章的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化起来，真有点轻松灵活的味道了。汪曾祺没再弄剧本，倒是写起他拿手的散文来了。《公共汽车》、《下水道和孩子》在《人民文学》上，在《诗刊》上一篇接一篇发了出来。发一篇招来一阵掌声。这是他进入新中国后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刊物上发表纯文学作品。也是我们相识后我见他最意气风发，得意而不忘形的时期。可惜好景不长，刚进入1957年5月，报纸上就发出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反右派斗争！
汪曾祺这样的人，命里注定是脱不了反右这一关的。尽管他从来不锋芒毕露，也没写冒尖带刺的文章，我和他被请回北京文联参加座谈会，我说了话他没说话，可还是和我一样被错划成了右派。但当上右派后我俩运气却来了个剪刀差。我一头跌进深坑，再没缓过气来。他却因祸得福，先是碰到个比较讲道理通人情的改造单位，使他在劳动中仍保持了作人的尊严和闲心。碰到1962与1963年暖流回潮，竟然续写出了《羊舍一宿》等小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表的首批小说。接着在安排工作时，靠了北京有关单位和热心老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以他写过《范进中举》为理由，把他调进了北京京剧团，当起了专业编剧。当时我在边远的改造地点，获得回京探亲机会，立刻约林斤澜一起找到曾祺为其祝贺。我们避而不谈文学，只讲吃喝。曾祺特意弄了瓶“莲花白”，做了一个冰糖肘子，一个炒鸡蛋，他颇为得意他说：“你们知道吗？以前饭馆招厨师，考他做菜手艺炒鸡蛋。鸡蛋炒得好，别的菜不在话下……”
没想到这一调动还救了他一命。
我恨透了江青和她培植的“样板戏”，但我还得承认“样板戏”救汪曾祺有功。汪曾祺除了是右派，还曾背着个历史问题黑锅，所以他在北京文联积极申请入党而难以如愿。幸亏他搞“样板戏”得到旗手赏识，有关方面认真调查其历史，才发现所谓历史问题是个荒唐的笑话，掀去了扣在他头上二十多年的屎盆子。不然就凭这一件，能否挺过文革十年，很难猜测。
汪曾祺靠“样板戏”保住命，出了名，甚至上了天安门，但始终保持清醒，从没有烧得晕头转向。这时我正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不止一只脚。这时他已搬到城里住了，我回北京探亲，事先没打招呼就去看他，他表示意外的惊喜。谈话中我表示为他的境遇高兴，相信他在顺境中更能把握自己。他说：“我还有这点自知之明，人家只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从没有过非份之想。知进知退，保住脑袋喝汤吧……”在那种形势下，他头脑不热，神智不昏，因之“四人帮”倒台后，他没有说不清楚的事。既没与人结下仇，也没给人下过绊，顺顺当当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时代。当然经过这场大风波，他感到有点疲劳，尝过一轮大起落对世事有点冷漠。他很想休息一阵。这时就看出朋友的作用了。斤澜知道曾祺的心态，跟我说过多次：“咱们得拉着他一块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五十年代几个人的旧作，编为一套丛书。王蒙、斤澜、刘绍棠和我都在册，但没有曾祺。林斤澜就建议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见，曾祺自己却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解放后的不够数。斤澜知道后找到他家与其争论，连批评与劝说，要他尽快再赶写出一批小说或散文来，凑够一集出版。他被铮友赤诚感动，这才又拿起笔来写小说和散文，由此激发了汪曾祺写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
写过“样板戏”的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学界仍然闪光，但他并不因此而美化和粉饰臭名昭著的“样板戏”。这很显示他的人格和魄力。当有人怀念、留恋、美化曾使自己受益的“样板戏”，甚至辩解说“江青跟样板戏并没多大关系”时，汪曾祺却不怕丢人，敢于露丑，现身说法，以自己经历的事实证明江青是怎样奴役艺术界，使其为“四人帮”反动政治服务的。汪曾祺并不因为自己受益于“样板戏”就颠倒黑白，误人保己。我曾在一个会上说过，就敢于否定样板戏这一点来说，汪曾祺是位英雄！
（原载《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