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县一个村官，都可以通过违规出让土地捞取上千万元。出逃的浙江省原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就因为在出让土地上做手脚，捞取巨额非法财产，涉案2亿多元。再说上市公司高管，尽管董事长、总经理可能不是大股东的代表，但他们对上市公司的资产、经营、分配和人事有绝对的支配权，可以为所欲为，肆意弄虚作假，转移、掏挖公司财产，就像国企的经营管理者掏空国企那样掏空上市公司。所以我说，上市公司的腐败，是源于国企的病根，是国企多发病的串种遗传。
策划人：可是，当初国企改制为股份公司、上市公司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从产权制度入手医治国企的这种“所有制病”——不是自己的钱不心痛的掏挖行为，上市公司更应建立体现股东权利的内控机制，从根本上抑制内掏外挖行为。可为什么产权制度变了，改制成功了，毛病还是依旧呢？
作 者：首先是因为人的积习——观念和行为的积习。上市公司的高管多是国企转过来的，长久受国企的掏挖氛围的熏陶，有的养成了积习，观念上仍是对付国企那一套：“不掏白不掏”，“有权不掏，过期作废”，他们有人已经掏顺手了。随着国企改制中利用转制瓜分国有资产的行为日益变本加厉，这种瓜分公有财产的腐败惯性自然也会侵蚀到股份公司和上市公司。大股东、高管仍然像掏空国企那样来掏空上市公司。
第二是我们的社会缺乏尊重私人财产权的理念。股份制只是改了外壳，改了形式，“软件”内容依旧。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老总，有几个真正拿流通股东当回事？我在华尔街买卖股票，哪怕只是买美国OTC市场一个小公司的100股股票，市值不到100美元，可公司会定期给我这个股东寄来财务资料，逢年过节还有电邮问候。券商也会每个月把交易清单寄给我。而中国的上市公司，别说这样去做，连想都不会去想。不尊重财产权，谁有支配权、管控权就可以去掠夺别人的财产权，侵害财产权人的利益，并且视为天经地义，这就是当今中国股市的理念，也是市场的现实。而国家对于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法律不健全，财产权所有者的财产权意识不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较弱。在华尔街，如果有上市公司敢像中国股市的大股东这样虚报业绩骗取配股权，广大投资人马上会提起群体诉讼，不仅公司高管要受法律制裁，公司（大股东）还会赔得倾家荡产，违法成本极高，企图违法者就得掂量掂量了。而中国的投资大众，利益受到侵害也就哑巴吃黄连，这也助长了违规违法者的歪风邪气。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的官员认为，法律最终是靠公众来维护，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第三，我们缺少维护证券市场公平秩序的社会环境氛围。证券市场的腐败，多有官商勾结的影子，有权力做后盾，有地方保护主义的保护伞，因而违规违法搞欺诈、掏挖的人可以有恃无恐，而舆论、民众又监督、制约不了他们。许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都是地方政府指派的，有权力背景，与政治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有利害关系，又代表国家对国家控股部分行使所有权、管理权，小股东人数再多，也奈何不了他们，社会也无法监督他们。艾沙尤夫、宋如华、刘波在卷款出逃之前的长时间作案过程中，真的能把消息封锁得滴水不漏？监管部门、当地政府和社会上就没有听到一点风声？肯定不是，社会、媒体就是听到风声，也监督不了，这才是事实。
策划人：中国的上市公司也会得“国企病”，这的确是一大“中国特色”。
作 者：上市公司不仅患上“国企病”，而且可能“病”得比国企还严重。国企好歹还有个主管部门的“婆婆”管着，有纪委、工会等机构看着一点，职工心里也有数，因此以前的国企高管还没有今天的上市公司高管那样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他们可以在董事会搞“家天下”、“帮天下”，一“帮”遮天，还可以用“圈”的钱去摆平权力，寻求地方权力作保护伞，为所欲为。只要摆平了权力，他们就不怕得罪股民大众。而且，上市公司比之国企，有更多的手段、工具内掏外挖，还可以不露丝毫痕迹。比如，上市公司高管、大股东可以通过虚报业绩骗取配股权，巨额圈钱。有了钱就可供大股东占用。高管、大股东还可通过内幕交易在股票市场上大赚黑钱，并且可以被视为“正当”投资收入。
所以说，上市公司的“国企病”，根子在国企，但又有了新的发展。
《狼市》 狼市基因操盘手现象
策划人：所有权是虚的，操作权、控制权、支配权才是实的。套用一句老话“现官不如现管”，就是“老板不如现管”。
作 者：无论是过去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是今天的上市公司，所有权实际上被虚置，被架空，关键是谁在操盘。谁在操盘都首先为自己牟利。操盘者为了一己私利可以无视和牺牲所有者的利益。操盘手主宰着经济生活。“操盘者为王”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
所谓“操盘手”，他们虽然没有所有权，不是“老板”，但他们握有实际操盘权。所有权是虚的，操盘权才是实的。尤其是在所有权不被尊重的社会，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又不健全，在缺乏社会舆论监督的环境里，操盘手成了“二老板”，甚至其实际权力超过真正的“大老板”——财产权所有者，他们可以掏挖掠夺“大老板”的利益，玩弄、欺负“大老板”，而“大老板”拿他们都没有办法。
“操盘手”的概念来自于股市等金融证券市场。他们被授权为机构、庄家炒作证券，可以调动机构、庄家账户上的巨额资金用于买卖股票等。虽然他们也要听命于老板的指令，但有行使权力的很大的灵活空间，有时“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或者可以挟带私货，自己（也包括亲朋好友）赚钱，让老板埋单，而且不露声色。比如，当年恶炒“亿安科技”的庄家，最后肯定是作茧自缚，自己玩完，可这并不影响操盘手搭车赚大钱。当接到指令要往上猛打“亿安科技”的时候，操盘手可以将“亿安科技”砸出一个最低位，让家人亲友买入搭车坐轿。然后，操盘手有庄家的资金，向上连拉股价，吸引跟风买盘。当“亿安科技”持续大涨，超过百元大关的神话关口时，市场被惊得目瞪口呆，大多数跟风者已在中途“下马”，但操盘手最清楚，百元还不是最高点。因为庄家出不了货，还得往上挺着玩，他自己及亲友搭车的买盘可以等到最高位抛售，因为只有他及老板知道什么时候玩最后一把。庄家输了，股民赔惨了，只有操盘手及亲近的人成了大赢家。这就是“操盘手现象”。
上市公司的高管、大股东，也扮演着类似“操盘手”的角色。他们可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板，却掌握着公司的全部操盘权，支配着公司财产分配、经营、投资和人事大权，可以自主操盘。照理，他们要接受老板——股东的授权，重大决策事项经由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并接受代表股东的监事会的监督。然而，由于董事会成员的选举通常只是走过场，董事长可以伙同亲信把持董事会，操控股东大会，实际上并不受全体股东的约束。他们可以像股市里的操盘手一样，利用公司的资源、信息牟取私利。他们可以通过关联交易，出卖股东利益，把利润转移到关系户和亲友的手里，最终落入自己的腰包。他们可以通过做假账虚报业绩骗取配股、增发股的权利，一而再，再而三从股东身上“圈钱”，并且还可将圈的钱占用营私。他们还可通过内幕交易，让自己的亲友搭车赚钱。上市公司被搞垮了、掏空了，对他们来讲没有关系，反正他们自己已经捞肥了。那100多家ST和退市的公司，受损失的只是投资人和银行，高管、大股东大多掏得满钵满袋。
策划人：为什么不能制约这些“操盘手”呢？国外成熟的股市也有“操盘手现象”吗？他们是怎么防范的呢？
作 者：操盘手乱市，除了公司内部治理机构不健全之外，关键是缺乏社会民主法制监督制约机制。华尔街也有操盘手，也有操盘手违规肥私的现象，但没有中国股市这么严重和普遍。人家的游戏规则很健全。证券从业人员及相关官员有禁入制，“操盘手”——证券从业人员自己不能随便买卖股票，走漏了内幕消息要受法律制裁，他们是正直的实名制，不会用亲友的名义开设股票或银行账户，人际之间现金交易很少，一次存款1万美元FBI都会记录在案，要想通过别人的账户为自己赚钱很难。上市公司的高管、大股东的股票账户受到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的跟踪监控，回购、买卖自己公司的股票必须先发公告，程序非常透明、严格。违规违法者极易被发现，一旦被发现媒体会大张旗鼓地曝光，没有可遁形的阴暗角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后门可溜，更没有谁敢去充当保护伞。在中国不行，证券从业人员的交易不受监控，就是受监控也是形同虚设。在中国可以不需要实名制。他们可以通过亲友的账户从事内线交易，老板和法律都拿他没办法。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高管，也可以通过亲友账户从事内幕炒作赚黑钱，他们转移上市公司财产，掏挖上市公司，侵害股东利益，小股东根本监督制约不了，社会也难以制约他们。就是东窗事发了，由于他们与权力人物的交情，与当地监管机构一些官员的交易，有的也会得到从轻发落或庇护。上市公司多是当地的企业“明星”，高管都是在当地有背景势力有头有脸的人，背后通常有一个权力窝子，高管可以利用上市公司的资源为权力办事结成利益共同体，一旦有事整个“窝子”定会倾力保护，不能让“窝子”被打开突破口。实在保不住了，只要他（她）“扛”住了，“窝子”会力争给他最轻的发落和保护，家人也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并给他（她）准备“出来”后再度“风光”的基础。只有那个别“扛”不住的，大家才把他（她）往死里整以灭其口。这已经成了官场的潜规则。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窝子”原则才是至高无上的，法律、规定算什么东东，媒体更不敢对当地腐败黑幕说三道四。社会民主法制与舆论监督弱化，制约不了官场，也就规范不了市场。企业内部民主也是社会民主的一个缩影。社会上缺什么，企业内部也同样会缺什么。这就是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关系。
事实上，“操盘手现象”不只是一个市场现象、经济现象，也是一个社会现象。比如卖官，卖官者多系管“乌纱”的组织部官员和掌管组织人事的书记，照理，他们也只是一个“操盘手”，最终的权力应该属于人民。组织部门领导只有考核干部和推荐干部的权利，然而，在民众不能对官员的任免有发言权的体制里，“考核”形同封官许愿或清除异己的第一道程序，推荐几乎等于任命。而“操盘手”——掌控组织人事大权的官员就俨然成了批发、零售“帽子”的经营者。而当“帽子”能带来巨额经济利益，竞“标”高价抢购“帽子”的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帽子”经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