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即是说，社会监督需要一定的渠道和表达方式，包括选举、罢免官员的权利，人民决定不了官员的“乌纱”，官员就不会怕民众，只需要接好“天线”就能官运亨通。在这种社会环境里，人民就监督不了官员。没有选举权就谈不上监督权。同时，社会还需要有言论、出版自由，也就是要让大家敢讲真话，有渠道表达。说到底，就是需要民主。民主才是孕育公平的母体。
同样，对证券监管机构，也只有靠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证监会应建立透明的问责制、官员投诉制度和官员述职、接受人大质询等制度等。
《狼市》 狼市基因权力商品化是股市的万腐之源（1）
策划人：中国股市的腐败之源是权力的腐败。从审批权、监管权到操作权，每一个权力环节都存在着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记得你们在《中国1993：走出混沌》一书中就预言过“权力商品化的恶果”（见199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1993：走出混沌》第142页“权力商品化的恶果”一节），从今天股市、房市看来真是不幸而言中。
作 者：在一个公正的文明社会，是绝对不能允许权力成为商品的。权力入市猛于虎。民间有句俏皮话：“在中国，最紧俏的价值最昂贵的商品只有一样——权力。”权力之所以能成为最紧俏的“商品”，是因为它的暴利。君不见，山西翼城县委原书记武保安，花钱买了顶县委书记的帽子，有了这“帽子”，他立马借调整干部批发一堆小点的帽子，仅两个节日，就捞了126万元，收回“投资”还绰绰有余，接下去卖“帽子”的收入就是净利润。卖白粉也没这么好赚呀！“帽子”生意有这等暴利，争先恐后排队买帽子的必然是挤破脑袋打破头，是绝对的卖方市场，抢购者众而“帽子”有限，市场规律使帽子的价格扶摇直上，掌管“帽子”的可以待价而沽，就差点公开竞价拍卖了（实际是暗中竞价），再贵都有人抢，因为一旦“帽子”戴上头，很快能捞回本，他（她）可以立马批发一大堆“帽子”给下面的人。为了多批发，还可变着花样多多生产“帽子”，一个县级局可以设十个八个副局长，一个乡镇镇干部带“长”字号的就有100多人，顶顶“帽子”都有含金量。河北不是还发生过有人花600万去竞选村官吗？此人绝对不是傻冒，他是算了投入与产出的。
相比其他权力，证券市场的审批、监督机构的权力的含金量更高。李志林在《金融投资报》撰文指出，有的公司完成审批上市各道程序，要花数千万元的关系成本。王小石仅仅是提供一张审批上市公司的发审委的名单，就是30万元，这还只是一张“路条”的钱，算不上一个环节，只是一道工序的前期成本。张育仁、高勇，作为一个地区证管办的官员，并无对上市公司的终审权，只是有一道关卡，高勇在短时间就轻轻松松“卡”进腰包两千余万元（这也许还不是全部）。
一个公司从改制到批准上市，要经年累月，闯过无数关卡，光是大的系统程序就有若干——
一是要争得“身份”和“资格”，也就是首先要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才可能被推荐、审批上市。而管得着企业“身份”的权力机构又有若干个：发改委（以前是体改委）、计委、国资委、财政厅（局）、工商局和证管办等等，每一道关口都可能是一个卡子，不烧香拜佛休想过关。这就是审批制给权力带来的好处。早些年是给原始股（或叫职工股），给10万股，一上市就变成几百万元。除了给重点人物重点关照外，层层的机关各部门都得分给职工股，职工股落到真正职工头上已所剩无几，一些地方的机关福利也从“分鸡蛋”升级为“分股票”。除了给职工股，也少不了现金行贿。一个公司改制为股份公司，得支付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关系成本。
第二大工序是争排队权。名义上，股份公司上市是由券商推荐，但定哪些公司、推荐哪些公司基本上是由省市官员、相关部门及证管办定夺拍板，而且又有一大堆文件需要十几个部门（乃至几十个部门）盖章签字。这道工序非常关键，成败在此一举。成百上千的公司排队等着，都在“做工作”，就看谁的能耐，除了公司基本面之外，与地方主要官员及部门的人缘关系及“做工作”的成效大有关系，非得有重磅“糖弹”不可。某省一公司争取上市，一个“操盘手”——原体改委一个分管处长一口气就为本部门要了120万股原始股，他只给了20多万股给体改委集体，其余与人瓜分，自己得了80万股，一上市就变成1000多万元，这可是“合法收入”，他“买”原始股每股是花了1元钱的。后来不让分股票了，就来现金交易，还有钻石、珠宝、“摇钱树”什么都来了。由于上上下下层层部门关卡太多，每一个部门都要摆平若干关键要害人物，投入上千万元也只是天女散花，引不起“注意”。
第三道工序是想方设法赢得终审批准上市权。主攻的方向是地方证管办和北京的证监会及相关部门。一张名单——指路图就要30万元，还不包括请客送礼。人家为啥要高价买名单？无非是要去做发审委成员——裁判们的“工作”。其成本肯定会远远高过一张指路图的价码。何况不是要做一个“裁判”的工作，还有与“裁判”有关的人的“工作”也得去做。“成本”之巨，可想而知。
还有其他辅助工序。比如委托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推荐券商等。这不用你操心，各路权力人物早给指定了一大堆，谁也得罪不起，只有掂分量轻重。那些写条子的，谁都可以捏着你一脉，平衡起来费思量，最后只好听权最重和“现管”着的，不行就来几家券商联合推荐。律师代理费、会计师事务所代理费和券商费用，人家要几百万你就得给几百万元（人家也要去给打招呼的人做“工作”呀）。成都一家上市公司前老总亲口对笔者说，公司在申办上市的过程中，券商的一个小办事员，开口敢向他要400万法人股，他没敢给。
一个公司上市，涉及的关卡人物上百，个个都得“做工作”。别说老总累得要死，那“成本”也够惊人的，不花上千万元，休想上得了市。成本这么高，还排队挤破脑袋。人家也算过账，虽说花了上千万元，但只要一上市，可以卖全世界最高价的股票，三十几倍、五十倍的市盈率卖，瞬间可以“圈”回几亿、几十亿元，与之相比，那点“成本”算得了什么？无论对于公司还是对高管、内部职工，都是合算的。向权力“投资”的部分，可以加倍从股民身上榨取回来。更不用说高管还有优先股、可以通过内幕交易牟取暴利等诸多油水。
几十上百个“卡子”，是审批制的产物。每一个审批环节，甚至每一个审批环节的每一个过目文件的人，都可能变为“卡子”，无利不开卡，以卡牟利，以卡生财。公司要想上市就只有不厌其烦不厌其贪地一个一个去攻克这些“卡子”。随着权力的“搞活”与觉醒，过关斩将的成本不断水涨船高。而权力一旦能“卡”出巨大经济效益，就会越有积极性去“卡”，不断提高开“卡”的价码，并且出现滚动效应：那些不管经济的部门、八竿子打不着的机构，也要找点由头去制造一环审批程序。为了“卡”出最大效应，权力还可以制造短缺，就是要你去排长队挤破脑袋，你才会出高价往里挤。审批过程繁难，程序越不透明，越诡秘，就越能为权力“卡”出效益。
权力资本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一些权力人物看来，我为你办了事，你给我钱，这是天经地义。于是，卖权、弄权成风。权一旦能当成商品去卖，为了多卖钱就要拼命多制造权力，扩张权力，把它用尽用绝。同时要多设关卡，多多制造基层、企业和商人对权力的需求，没事找事，没环节制造环节，扩大权钱交易市场，社会上的卡子、环节越多，权力就越有“主顾”，越能多多卖钱。而权力能卖钱，就越要去设卡，该办的也不办，非要你拿钱才办；权力的“效益”越大，办事就越艰难。
权力这个魔鬼，一旦从瓶子里放出来，让它进入市场，马上就会膨胀得惊人；贪欲一旦得到放纵，它就会呈几何级数增长。10年前大贪贪几百万已经很惊人了，今天动辄就是几千万，上亿也不稀罕。
《狼市》 狼市基因权力商品化是股市的万腐之源（2）
权力最能捞取“效益”的市场，一是股市，二是房地产市场，三是城市建设、交通建设市场，四是金融领域、邮电行业。权力“市场”如此好，是因为权力对这些行业垄断控制最严。权越实，含金量就越高。杨秀珠能弄走几个亿，就在她有实权——审批城建规划及土地转让权。王小石一个名单就几十万，因为它值。那是“必需商品”。
经济生活的市场化，与权力机关的商业化、权力本身的商品化是不相容的，是成反比的关系。也就是说：权力越是商品化，经济就越是难以步入正常的市场化。
市场经济越是向前发展，就越要求权力非商品化。因为市场经济越是发达，商品交换范围越扩大，权力枢纽可能产生的掣肘作用就越强，可钻的空子就越多。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就必须不断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发挥民主对权力机关的监督制约作用，禁止滥用权力。一个滥用权力的社会，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正常发展。权力商品化的恶果，就是权力机关被腐蚀，风气败坏。为了出卖权力得到丰厚的利润，就要拼命地管、卡、刮，拼命地为下面设置关卡、障碍，基层、企业办事就越难，行政机器运转越来越不灵，乃至不给“润滑剂”就转不动，整个社会处处是关卡，步步有陷阱。
中国证券市场的腐败，也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股市政策的设计者、执行者、监管者差不多是同一个机构。权力过于集中就必然产生腐败。每一个失去监督制约的掌权者，都可以无限地扩张自己的权力，在每一个审批环节都设下“寻租点”。监管机构自身内部所设的监督机构形同虚设——左手怎么能监督右手？
策划人：那么，怎样才能铲除权力商品化的毒根？
作 者：中国有句老话，“砍了树子免得老鸦叫”。“条块”越多，部门越重叠，“卡子”就越多。许多部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美国就几个经济管理部门，照样把经济调控得好好的。中国过去有许多主管局，也存在关卡密布的问题，后来有的主管局被砍掉了，那些行业不照样发展得更好吗？真正市场化了的领域，腐败问题反而少多了。比如家电、服装等竞争充分的行业，不要主管部门了，不是发展得非常繁荣吗？现在的大腐败问题都是发生在权力垄断的领域，市场化不充分的领域，如股市、房市、通信、邮电等政府不愿放手的部门。深化改革，就得要改这些权力经济的最后堡垒，打破权力垄断，走真正市场化的道路。也就是要从源头上铲除产生权力商品化的土壤，即削减权力、限制权力、监督权力。
谁都会明白，少一个卡子，减少一项审批，也就减少了一个腐败源，消除了一个“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