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总理休息，我们去讨论一下，再来向您报告。”几位专家轮流检查完毕后，吴阶平诚恳而委婉地跟周恩来说。
凭周恩来的丰富阅历、观察事物所特有的敏锐性与洞察力，对吴阶平及专家们的瞬间细微的信息传递，他已有所悟。但他以镇定自若的处事方式，不露声色地微微点了一下头表示赞同。我们便告辞，离开了房间。
吴阶平走到客厅，我把客厅通向卧室的房门轻轻地关上了。
大家在沙发上落座，吴院长主持医疗组讨论会。此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用手绢擦着溢出眼眶的泪水。“我看情况不妙，刚才，我摸到的下腹部肿块，大约有鸡蛋大小，比较硬，肿块似乎比较固定，向左右推不动。这都表明，膀胱内可能已经长满了肿瘤，并已扩散到膀胱周围的骨盆腔内，很可能在远处已有了转移病灶。正如我们曾经说过的那样，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偏偏就发生了。我们只好面对现实。”吴阶平首先发言说道。
吴阶平发言后，专家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有人眼泪扑簌簌地往下落，不停地用手帕擦泪水；有的是眼圈红红的噙着泪水讲话。大家的看法与结论都是一致的，毋需多言，就统一了意见。
其实，这件事情说突然，也不突然；说意外亦不意外。专家们对周恩来病情发展的前景，作过多次讨论，吴阶平不止一次地向邓颖超及中央领导人汇报过。他曾说，到目前为止，国际国内治疗膀胱癌的情况大致差不多，就是我一开始对周恩来说过的那三种可能。为什么，周恩来却偏偏在这最后的三分之一比例中，似乎命运总跟好人作对。
同年3月26日，作结肠癌手术切除前，已经发现膀胱癌再度复发。那时，吴阶平曾不无忧虑地说：“自从1973年3月10日作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以来，总理的膀胱癌复发是相当频繁的，恐怕前途不容乐观。”
专家们的这一预断，竟然不幸而言中了！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严重，依然坚持接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会见中，他向外宾坦诚地透露了自己的健康情况：“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现在，副总理（邓小平）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这一次情况变化的严重性，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我认为，对总理，要实事求是地告诉他。我相信总理意志坚强，毅力惊人，他的知识渊博，对事物非常敏锐。他经管过陶铸、陈毅、谢富治和王进喜等几位癌症病人。他了解的情况比较多，又很具体，你想瞒着他，是办不到的。我们让总理了解自己的病情，对今后要进行的许多检查与治疗，能得到他的理解和配合，对治疗有利。当然，我们也不必把情况说得太具体，增加他不必要的思想负担。”
吴阶平在归纳了大家讨论的意见后这样说。
专家们都同意吴阶平的意见。
医疗组的专家们同周恩来一年多的相处，都知道他办事认真、细致、又是急性子。专家们讨论的时间不太长，更不可能向上级请示后，再向总理汇报。
其实，这时候的周恩来正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等待专家来向他报告会诊结论。吴阶平看大家没有不同意见，便站起身来决断地说：“就这样吧，我该去向总理报告了。”
我们随着吴院长一起走到周恩来病榻旁，吴阶平向总理简短地报告道：“总理，我把刚才大家检查的情况及讨论意见向您报告。大家认为，这一次，情况有变化，膀胱里边究竟怎么样，还需要作进一步检查才能知道。”
周恩来神情严肃、耐心地听着吴阶平字斟句酌的讲话，注意着吴阶平的神色和措辞。他亦在认真地思索，中间没有插话。吴院长讲完后，周恩来不像往日那样提出一大串有时叫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他没有说话，是在沉思。而我们彼此之间都相视无言。
房间里一片沉默，各自的心里都在思考着，使得空气像凝固了一样，令人感到窒息般的难受。吴阶平带头走出了病室，因为大家的心情都不好，相互间没有说话，便分头去做各人的事情。
几天以后，北京医院病理科送来了尿病理细胞学检验报告单，上面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
我即刻将报告单送到吴阶平房间，他接过单子一看，脸色马上阴沉下来，神情抑郁地说：“怎么又出了鳞状细胞癌，膀胱肿瘤中，鳞状细胞癌的预后是最不好的。”
吴阶平将此情况，马上通报了其他专家。大家听后，都感到非常棘手，拿不出有效的治疗措施为总理减轻病痛，心情更加沉重。
周恩来住院初期，邓颖超每天在西花厅吃完晚饭后，大约8点左右到医院来看望她的老伴。到了后期，邓大姐每天在医院里进晚餐。我们有时借此机会去看望她，或向她说一些事情。晚餐后，她去看周恩来。假如她没有重要的事情同周恩来讲，或者他正在睡觉，她便找医护人员了解病情。
这一天，周恩来尿病理检查结果的极其严重性，不仅在医护人员，并且在值班工作人员间传开了。大家对此都感到忧虑、紧张与不安，都没有睡午觉。自然，吴阶平也没有休息。他肩膀上的压力更大。他已经把专家们召集在一起，请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和我一起参加向邓颖超大姐的汇报会。
到了下午，邓颖超一到医院，吴阶平向她作了较详细的汇报，还向她解释了可能出现的各种预后情形。
邓颖超对周恩来医疗组的专家们都非常熟悉。如吴阶平、吴蔚然，天津的虞颂庭教授等，不只都为她看过病，是她的健康顾问，更是她的老朋友。她对这些专家是绝对信任和尊重的。再说，周恩来医疗组的设立及成员都是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的。
邓颖超对周恩来所患膀胱癌及其可能发生的后果，三年多来听医生介绍过许多次，有一定的了解和思想准备。但是，今天，她听了吴阶平的情况介绍后，依然感到有点“突然”，她在心理上似乎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她只是面无表情的默默忍受着，不置一言。
1975年9月20日膀胱癌手术前，医疗组请求中央领导人接见，直接听取汇报。一天晚上，我们接到通知，要医疗组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等候召见。经过商量，确定医疗组若干成员参加接见。那天，由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主持接见周恩来医疗组成员，党中央部分领导人出席听取汇报。
吴阶平向中央领导人报告了周恩来所患膀胱癌已经到了晚期，癌的性质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已成为恶性程度很高的“鳞癌”，不可能再进行手术切除治疗，经医疗组研究，确定只作内科保守治疗。
邓小平听完了吴阶平的汇报，心情沉重地说：“好嘛，看来只能这个样子了。你们要尽量做到减少痛苦，延长生命就是了。”
邓小平的讲话真是简明扼要，一字千金。
邓小平说完后，身体稍微向前欠了一下，面向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以征询意见的口吻说道：“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
大家沉默了片刻，没有人表示不同的意见。
邓小平宣布散会，领导人跟医疗组成员握手告辞。
周恩来最后的重托：“小平同志，你比我强得多！”
1975年9月20日，邓小平、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和汪东兴等党中央领导人到了三五医院，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之后，到客厅休息等候，以便随时知道手术进展情况，了解手术结果。
如果发生意外情形，他们可以随时作出决定，代表毛泽东主席下决心。
中央领导人在休息室等候，专家已进了手术室，穿上手术衣、戴上手术帽子和口罩。各科专家分别站到自己的工作位置或仪器旁。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静候周恩来尽快进入手术室。
这个时候，周恩来正坐在卧室旁的卫生间里伏案写东西，门虚掩着，护士在门外等候。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过了三十多分钟，仍不见他到手术室去。在门外走廊里等候的人们开始焦急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他，大家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中央领导也有人问道：“怎么还不进手术室啊？”
在手术室里的专家们也着急，有点耐不住性子了。吴阶平从手术室来到走廊里，问：“怎么还没有完事？还要等多久能进手术室？”
“……”
谁也回答不了吴院长的问题。
站在走廊里的邓颖超，早已看出大家着急的样子。她当然理解大家的心情。她未说什么话，便向周恩来的卫生间走去。
“总理还趴在桌上写呢。”不一会儿，邓颖超回到走廊里跟我们说。
“佐良，你是大夫，你进去一下，催催他，告诉他，时间不早了，领导同志和专家们都在外面等着呢。”邓颖超看了我一眼，轻轻地跟我说道。
此时，已近下午两点多钟。虽说我跟大家一样急，但我心里想，您老大姐进去没有能够劝动他离开卫生间到手术室去，现在叫我进去催，这会有用吗？周恩来可不讲情面。搞不好，我不但是请他不出来，很可能把我克一顿。但此刻，老大姐已经发了话，我不好不听。再说，走廊里许多只眼睛在盯着我呢。出于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进去一趟，见机行事吧。
我一边往里走，一边心里在琢磨着面对周恩来时的“对策”。
当我走到卫生间门口时，值班护士站起身来，微笑着跟我努努嘴，向我示意：你来了，看你有没有本事请总理放下手中笔，离开卫生间。她肯定在想，邓大姐来了都没能请得动，你能行？她正等着看我的洋相呢。
我到了卫生间门口，轻轻地将门开得大一点，见到周恩来仍在埋头写东西，我用身体在门框上蹭了一下，想故意弄出点声音来，希望他能听到响声，抬起头来看见我。我会乘机说：“现在两点多钟了。”意思是该去手术室了。
可是，我白费心机。他老人家根本就没有抬头，继续写他的东西。只见一张通常的办公用纸上，他又写了大约三分之一。我离他较远，当然不知道他在写什么。见他如此认真地写着，我哪敢斗胆去打扰他。只得“退却”出来，回到走廊上。
“你跟他说了？大伙儿都等着他进手术室呢。”邓大姐问。人们都以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向大家“坦白”一遍。告诉大姐，我没有敢催总理。她亦理解，并没有责怪我。她向中央领导同志说明情况去了。
我做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已有多年，得到吴阶平院长的教益甚多。他对我是了解的，他也了解周恩来。可以说，“我办事，他放心。”大家没有多说，只好继续等候。
大约又过了二十分钟，周恩来房间的电铃声响了，说明他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呼叫我们进去接送他到手术室去。
警卫、医护人员急忙赶到卫生间门口，邓大姐也进来了。只见周恩来将一个密封好的牛皮纸大信封交给邓颖超。
周恩来，已经病得不成样子了。他身上的毒瘤每时每刻都在消耗掉他体内的营养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