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进一步明确日常工作的分工与协调配合。其时，在医院的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员、警卫、服务员、司机和厨师等每一个人面部神情严肃，说话悄声细语、做事来去匆匆，大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但是，将一生奉献给人民事业的周恩来，他几十年的职业革命家生涯已使他视国家大事重于生命，即使在弥留之际也不例外。
在一天深夜10点多钟光景，外面的西北风刮得呼呼直叫，院子里稀疏的几棵大树只剩下光秃秃的干支在抖动；病室内静悄悄。值班护士在仔细观察输液瓶中的液体量以控制速度，使液水均匀地滴进静脉血管里；心脏病专家注视着心电图监测仪荧光屏上不停地上下跳动着的亮点所画成的曲线；其他专家在值班室（客厅兼用）翻阅病历资料；周恩来刚从昏睡中醒来，他即吩咐我给邓小平办公室打电话，想了解营口地区抗震救灾的情况。
当我从国务院值班室同志处了解到情况后便立即向总理报告。总理听后，好像稍微安静了一些。
12月27日深夜，周恩来突然昏睡了过去，一时呼叫不醒，值班医生立刻把所有专家及医护人员叫到病房来。经专家检查发现，总理的气管里和喉咙口被黏稠的痰液堵住了，阻碍了呼吸，使氧气进不到肺里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导致大脑缺氧。医生用橡皮管接通吸引器将黏痰吸出来，并给予大量加压吸氧，总理很快又被从死神手里夺了过来。他重又苏醒了。
当周恩来发生昏厥后，值班同志立刻用电话将情况通报了党中央，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闻讯后都急匆匆地赶到医院来，待他们到达时，周恩来已经苏醒过来了。这一次，像军队进行了一次夜间紧急集合那种“拉练”似的演练，对医疗组与病室工作人员是一次考核。虽说有惊无险地度过来了，但也足以说明病危中周恩来的生命已到了何等脆弱的地步，随时都可能发生抢救不过来的情况。
对于像周恩来这样一代伟人来说，这种时候，他在精神上的痛心、痛惜和痛苦甚于肉体上的病痛。这种肉体与心灵交织在一起的伤痛已经使得他不是什么度日如年，而是分分秒秒地在忍受着煎熬。周恩来承受着世界上最大的精神痛苦与折磨，恐怕是到了极限。
周恩来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仍担心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有可能落入“四人帮”之手而毁于一旦。此刻，他躺在床上思绪万千，忧心如焚；他也知道自己回天乏术，难救苍生。但他不甘心就这样静静地等待着油干灯草尽，让死神轻易地来到，夺去他生命最后的宝贵时刻。
周恩来一生对人民事业耿耿忠心，他的生与死都同人民息息相关。
一个为国家民族奋斗了六十多年的政治风云人物周恩来，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除了叶帅每天的电话问候，小平、先念同志有事来谈，以及邓颖超在身边以外，能来的不敢来，甚至自己的亲侄子们也不能来探望他们的伯伯。为何当时对周恩来住院期间的会客制度规定得那样严格，有点不合常理，这同保密制度好像并无关系，我至今也不理解。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只要周恩来一息尚存，他像一座巍巍大山，是“四人帮”妄图阴谋篡权难以逾越的屏障，这也给党内健康的政治力量存有一线希望。
为周恩来办事必须有始有终，不要以为他从昏厥中醒来时讲过的话，他会记不清、或是忘掉了，不可存此侥幸心理。万一他问起你“电话”打过了没有？你怎么办？总不能撒谎吧？
12月20日早晨，值班人员按照周恩来的吩咐派汽车接来了调查部长罗青长。他刚进病房，周恩来又昏睡了过去。罗青长只得在病房旁边的小客厅里等候。一直等到近中午时分，周恩来方苏醒过来，立刻请罗青长到病床跟前坐下，周恩来同他谈对台工作问题，询问在台的一些老朋友情况。两个人似乎没有谈多少事情，周恩来再次昏睡了过去。谈话只得中止，医生马上进病房来检查和抢救，罗青长在病室外焦急不安地等候着，他知道周恩来的病情已是十分严重，他不能让总理因他来此谈工作而过于劳累再度发生昏厥。罗青长未向周总理告辞，便悄然离开了医院。后来，罗青长每当谈起这件事情，便心里感到难过而落泪。他觉得很遗憾，没有能聆听到周总理对台工作的重要指示，罗青长是周恩来生前与之谈论工作的最后一位部长。
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诗词。周恩来在似睡非睡中隐约地听到了电台的广播声，当他知道发表了毛主席的两首诗，他让身边人员赶快将《人民日报》找来。这天下午，大家仍然按习惯，在周恩来清醒时，若见到他精神还可以，便提醒他：是否要读《人民日报》主要版面的重要新闻。他就让读毛主席的“鸟儿问答”这首诗。
元旦后的头两天，周恩来的精神似乎好一点。例如，他让工作人员多次读毛主席诗词，偶尔亦议论一两句话。病情已经如此危重的人，这种现象的出现，反而使一些同志担心起来，认为这是不是人家常说的那种“回光返照”，这决不是“好兆头”。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心脏停止了跳动，整个病房一片哭声
1975年隆冬季节，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在解放军三五医院住了一年半，毕竟癌症问题是个全世界都没有攻克的难题，尽管由来自全国各地最好的医学专家为他精心治疗，但他的病情依然不见好转，且渐渐地发展到了晚期，那颗伟人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着。
那是一个天低云暗、朔风呼啸、白雪飞舞、冰冻地裂的寒冬。
深夜里，大多数北京人已进入梦乡。外面呼呼地刮着刺骨的西北风，病室里暖融融、静悄悄。
此时，夜间的病室里只开着几盏床头灯，光线微弱，值班的专家在心电图监测仪旁注视着荧光屏上心脏跳动时的电波变化。几位护士守护在周恩来的病床旁。她们测脉搏、量血压，精心地观察输液瓶里输进病人血管里的各种液体：葡萄糖盐水、血浆白蛋白、新鲜血液和各种抗菌素的输入速度与剂量，还有全身上下纵横交错着的许多管子的输入和排出的情况。
自12月27日深夜，周恩来突然发生昏厥，经医生及时抢救，生命虽然暂时维持下来，但这正说明他的精神与体力已经消耗殆尽。这时，身高173公分的周恩来，他的体重只有几十斤。他躺在病床上，盖着被子，胸部起伏活动微弱，离他几米远处，几乎看不到这巨人的身躯。当你走近床边，才见到他瘦骨嶙峋、脸色苍白、满脸胡茬，他的眼睛亦失去了昔日那炯炯有神的光彩。
他仰卧病床，目光凝视着房顶，轻轻地嘘气，或是长长地叹息，很少言语。他即便说话，声音也很低微。不过，他偶尔跟身边的人说上一两句话，吐字仍然非常清楚。这表明他大脑的思维功能依旧完好无损。对周围事物的了解、理解、分析与判断能力仍是健全的。
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整整十个年头，且不说他身体健康、工作忙碌时没有时间同工作人员闲聊，即便在1974年6月1日作完第一次手术后，康复比较顺利，在医院里继续休养，精神和体力恢复得也还可以，手术后开头的几天里，他还不能下床活动，体力尚未恢复，他便要我每天给他读《参考资料》及国际问题等内部“资料”。
我总觉得周恩来紧张严肃的时候多，轻松潇洒的时间太少，平常极少说笑话。我们想出一点“主意”设法让总理“学会”怎样养病。于是乎，有人提出看电影、听京剧录音带，有的说打扑克……看来，他对这一些都没有多大兴趣，他唯一的兴趣就是“工作”！
不过，在那一段时间里，包括他尚未住院，还在西花厅输血的时候，他对由蔡瑶铣和岳美缇两位录制的岳飞词《满江红》与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两首曲子他每次可以听多遍，每一遍都听得很入神。那岳飞词中的“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辛弃疾词里的“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我前面说过，自己大脑里缺乏文学艺术细胞，不要说不懂古诗词，连古典小说也读得不多。当时，周恩来在听这两首词的时候，我只觉得好听，尚听不懂她们唱的全部内容，也不理解是什么意思。我见到总理住在西花厅时，他枕头边常放着一本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的、绿色封面的《宋词选》，我在那本书上找到了那首岳飞的《满江红》，后来又请教了别人搞清楚了辛弃疾那首词。虽说都是往事，现在回想起来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当时的心境。
总理曾同我讲过，他在青少年时代读过许多中国古典小说，但我想，他一定没有时间看“苏联头号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著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我想让他放松一下，事先做了准备，找到了书，自己先翻阅了一下，熟悉里边的基本内容后，我向总理建议，我给他读这本书。他接受了我的提议。书是从头开始读的，当读到有些段落时，他偶尔也议论一两句。本来，我觉得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头，今后可以继续读下去，读完了《赫鲁晓夫回忆录》还可以读别的什么书。只可惜，因故中止了读书。
在此之前，我隔日值一次班，此后就每天顶在班上，为的是便于随时应召。那时，医疗组决定，为使周恩来避免呼吸道反复感染，保持病室清洁，便于消毒灭菌，故把铺在房间里长约20多米的红地毯卷了起来，把它平放在病室南墙根的暖气旁。因为工作是日以继夜地连轴转，有时，我实在太困乏了，便躺在这个大地毯卷上打一个盹。
邓颖超很关心专家及医护人员的生活，她吩咐管理部门，每天给我们吃水果，鲜红脆甜的苹果、肉嫩汁多的大鸭梨、还有见了叫人流口水的哈密瓜等。我看到这些人见人爱的瓜果，只好垂涎欲滴，望果兴叹了。因为我一吃水果，特别是吃了梨，就会发作胃肠病。我确实感到精神压力大，身体也吃不消，快要顶不下去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怀着深切的依恋之情，告别了伟大的祖国、勤劳的人民、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和相依相伴的夫人邓颖超，以及生他养他的这一方热土。
一颗伟人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周恩来于1972年5月18日明确诊断膀胱癌以来，以顽强的毅力走完了长达1323天这最后的人生历程。在他最后三个月的生命历程中，承受了晚期肿瘤病人所有的惨痛煎熬。毒瘤扩散到全身各处，如蚕食般地时刻吞噬着他的内脏和肌肤，由此引起的痛苦，远远超过敌人使用最厉害的酷刑。世上的一切刑罚只是使人忍受短暂的皮肉之痛，癌症带给病人的却是长期的、持续的、惨烈的肉体痛苦和忍受心理上的压力及折磨。
按常理，人，不该有太大的区别，毕竟都是五脏俱全的血肉之躯。但周恩来的确与众不同。他不仅是伟人，而且是真正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超人”、“铁人”、英雄。若是一般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