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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什么严重了？就是说你可以发现你的每一个行为，都会变成一个病毒的爆点，爆炸起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发现原来我们能够控制住的，比如说信息控制住了，我们在过去，信息控制住了，其实你那个时候人口也不流动，所以信息控制在这个小范围里面，你的人口也在这个小范围里面就解决了，但是现在你光控制住信息，信息不透明，但是你的人是自由流来流去的，你可以发现人是管不住的。这个时候你只管住了信息，你好像一个水龙头，把信息这个口关了，但是那边人的那个口还哗哗往外流呢，你这样流下去，怎么能够控制得住呢？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原来那套民族悲情。确实有一个，在全球化时代必须要有一个重新思考，就是我们觉得内外有别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是中华民族屈辱的记忆，不愿意提起来，不愿意说我们有病，或者我们这个地方出现了一种病，这个我们不愿意提，但是现在发现，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面，你没办法不提。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值得反思的地方。就是说要怎么样去告别这种民族的悲情。其实呢，我觉得也有一个很好的条件，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在这二十年里面，我们有了高速的成长，中国人的自豪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已经有了，就是说告别民族屈辱的，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说你现在发现，中国人到国外去什么，他现在变成了一个有钱的人，或者变成了一个很有面子的人。就是说你这种屈辱感根基已经越来淡化了，所以现在呢，我觉得可以提出一个就是说从SARS可以考虑，就是怎么样建构一种新的民族的性格，这个是从文化上看，当然比如说从政府应该公开信息什么，从行政学、政治学或者是社会学的角度它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从文化看的话，你就可以发现，怎么样铸造一种新世纪的新的民族性格，我们在新的民族性格中间，告别我们的百年来的民族悲情。这个我觉得也是SARS反思留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
告别了民族的悲情，感觉到中国是世界大家庭里面平等的一员，这个地方发生了疾病，其实跟世界上其它地方发生疾病，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样的。并不是说由于我们是东亚病夫发生了这个疾病，而是疾病发生我们这里，这是我们种种情况造成的，这个造成并不涉及到我们自己的中华民族的屈辱，因为中华民族的这种百年的屈辱历史，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告别，到了这个新世纪，已经告别了这个百年的屈辱了。所以我想。
主持人：就是说真正健康的人，不怕说自己有病。
张颐武：对，真正健康的人，不会害怕把自己的病讲给世界听，为什么？因为向自己的人民负责，向全世界负责，恰恰是一个大国一个伟大民族的，就是在这个新世纪，在全球化时代的伟大民族的一个非常好的特点，非常好的典型的，反而是显示了你的自信、自豪，反而显示了你自己的尊严感。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需要反思的问题。所以我想呢从SARS看起来，就是仅仅从信息公开的角度，就可以发现，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新的民族性格的培养，就是告别一百年来的悲情，然后有了新的性格以后，我们把这个新的性格，和我们对个人对身体的呵护关照，结合起来的话，那么给我们的文化增加一个新的侧面，就是二十年来我们都讲的是个人奋斗，讲的是我们自己怎么样超越我们的过去的这些局限，变成一个自由的人，但是现在我们就会想，我们一方面要回到社区里面，回到国家，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SARS发生以后，你发现我们的传统一方面可能有耽误的问题，就是在4月20号以前。我们没有动员起来以前，可能有一些耽误，贻误战机，或者贻误时机因为大家对这个事情没有意识，但是在4月20号以后，你可以发现，一旦社会动员起来，我们传统的国家的力量，行政的力量，我们的传统的组织方式，比如街道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她都全动员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个力量仍然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现在我觉得提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重新去思考我们的个人身体，国家这些大的问题，通过这些思考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一方面我们要超越简单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个人主义的想象，然后把自己和国家、社区家庭更深地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我们这个联系，也必须要在全球化的视野中间去联系。就是说我们也要超越原来狭隘的民族保护性这种民族主义的意识，有一个宽广的胸怀去面对世界。这两个方面如果结合起来，我觉得一种新的民族性格的塑造，一种新的中国观，一种新的中华认同，我觉得会慢慢地产生，所以我想，SARS既是我觉得一个严重的危机，对我们的社会提出了非常严重的考验，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就是让这个社会重新获得一种思考自己的机会，可以停一下。比如我自己就在停下来了，这个生活本来是惯性地去滚动的，但突然停下来，怎么办？就需要重新去思考自己，你比如说我们的购物，本来是非常旷大超市。但是现在你可以发现，你不得不采取网上购物。你可以发现非接触经济，非接触文化出现了，那么这样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对于我们将来怎么样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治理方式，都是必须的。所以我想呢，对SARS的，后SARS时代开展的文化反思，我觉得仅仅是一个开头，我觉得还可以延续下去，就是说它会在很多层面上，长时间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我觉得这些影响现在才刚刚露头。我觉得后SARS时代开始以后，这个过程会慢慢地显露出很多，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一些隐而不显的后果，这些后果都会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植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所以这些思考我觉得，将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主持人：张教授讲得真是使我感觉到从另一个侧面，来体会到SARS是我们这一段生活的意义，文化的价值的一种碰击，我们现在有一些网友，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呢，给张老师提出一些问题，希望张老师能够解答。SARS时代出现了“村村防守”的这样一个格局，由此推演开去，会不会形成卫生警察体系，以及进一步形成卫生警察国家？
张颐武：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一方面SARS也证明了，卫生警察国家很难操作，这个还是技术上有困难，因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不可能只有一种价值，比如说只有SARS，这个病，我们只是对付这个病，一个社会它是多方面的，比如说经济发展，它也是一个很高度的一个价值，那么经济发展，它就自然地要求开放的社会，那么这样的话，这些价值之间是互相冲突的，就是你可以发现，你一旦开放了，人口流动，那么带来SARS的机会就多，但是你如果不开放，那么SARS机会没有，可是你经济发展的机会也没有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一个社会不得不去寻找在不同价值之间的这种平衡，过去我们可能太关注经济发展，觉得只要有经济发展，我们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在我们发现，虽然我们有这么高的经济发展了，在SARS以前，我们九点几，第一个季度是那么好，但突然出现这个情况，我们觉得非常失望，非常痛苦，我觉得好多经理老板他们都讲，怎么这样的呢，我本来房子卖得那么好，第一季度看着欣欣向荣，怎么突然出这个事，我真倒霉呀，其实这个倒霉，恰恰就说明你的价值过于单一了，你把宝压在经济发展上太多了。可能这个SARS呢，不会形成卫生警察国家，但是起码让我们完善卫生体制的同时，珍爱我们的健康，可能这个方面会加强。
主持人：我估计这个朋友看过1984，他的意思可能是不是形成一个集权体系来控制这个社会？
张颐武：我觉得倒也不可能出现，因为你的其它的价值会穿透这个SARS对你造成的局限。所以我想，就是说“1984”那个想法，它是一个极端的想法，它提供告诉我们要警惕这样一个社会出现，那么恰恰SARS是让我们注意到，我们过分地自由所带来危险的时候，我觉得让我们收回去一点儿，但是不可能回到一个集权的体制。因为任何一个人不愿意享有一个“1984”那样的，奥威尔那样的幻想梦魇般非常可怕的事情。
主持人：我们村正在运作抗非典战斗英雄纪念碑，您认为可行吗？
张颐武：我想村村抗非典纪念碑，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确实非典时期出现了好多可歌可泣的事情，而且对于人类，对于我们自己，非典会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纪念物出现。但是我觉得是不是需要每个村都有，这个确实值得考虑。
主持人：觉得哪个层面该有？
张颐武：我想这个社会会有一些纪念的方式，比如北京市它在这里面，过去作为首都，作为国家的中心，它突然遭到这么大的袭击。
主持人：或者说作为一个严重的疫区。
张颐武：对，严重的疫区，它现在是个严重的疫区，那么它应该是有纪念，比如广州那个发源地可能有纪念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村自为战，我们也不能发展到村村建纪念碑，那样占用土地太多。高度价值的土地，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就是总体上纪念这个事件，不可能是每个村都有。这个是这样的。
主持人：那我附带问一下，您觉得北大校园里面，会有些纪念性的东西出来？
张颐武：我想很难吧。
主持人：或者是精神上的一些纪念，文章这些东西？
张颐武：我想，我觉得在，比如说我们的网站上面，就可以出现纪念的专区，那么北大现在最近他们也要出版了一本书，就是讲北大的很多医院做了很多贡献。北大整体上抗非典的一本书要出版，叫做《非凡》，也要马上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