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那些他全知道他们的根底，他就爱那一点儿。他服侍你，同你要好，尽你欠账，又并没有何等野心。他别无所求，为得只是要你把他看同一类。他的行为是不乐意成为市侩的努力。这样一来大家当真也好像把他看得不同了。因为住处有一部分是未来的文人，对于这一部分人，这掌柜也似乎多需要一些忍耐了。应当向什么人要一点钱时，走到那个人的房中去，坐下来，还不说话，这一方也明白来的意思是什么了，却不必提近来苦况，用为搪塞索欠的开口，不妨尽同他谈着古今中外文学家的厄遇，以及在如何情形中又如何遇着一个贤主人（为了凑巧的原因，再说一点更合题的话也不妨），到后，这掌柜的会从古来世界上的事情，推想到目前的事情，不单是不愿意启齿窘了住客，并且在开晚饭时节，还一定不会忘记特别把饭菜开得丰富一些。……
上面所摘引的，是我在《记胡也频》一书上为这个公寓主人所作的剪影。海军学生夫妇两人，当时便得过那主人的种种殷勤，支持过若干日月，且在记忆中保留了一个又觉得感激又觉得好笑的印象。
丁玲女士被人当成作家一般尊敬，大约也从这公寓主人为始。因为她还没有开始执笔以前，就早得到这主人善意的待遇了。
海军学生靠写作为生，在坏习气下既毫无出路，日子过去了，每个过去的日子，皆带去了些未来生活的勇气，另一远方却有个年近六十的小学校长，常常来信告给他们，外边不易支持，还可以回到她身边去，故公寓中的好主人，以及北京城秋天来的干净空气皆留不住他们，恰好那时节两人在公寓方面又有了些小小故事，因此丁玲女士就离开北京回了湖南，过不久，海军学生也跟着走了。
回湖南后海军学生便开始写诗，所写的诗不外乎两人随了每个日子而来的和洽无忤的友谊，使那个偏执热情的年青男子，从女子方面所得到的眼睛、鼻子、两条臂膊、一张口，或别的什么印象，处处惊讶出神，又在小小分离上与小小冲突上，让那些事成为习惯的各样嗜好，折磨到心灵同身体，故写出的诗，形式同意境方面，皆离奇少见，且充满了狂热的感情。
两人回到湖南住了一阵，丁玲从母亲方面得了些钱，第二次预备出门时，大约北京还有些痛苦的记忆，故两人并不预备过北京，最先只在长沙住下。长沙觉得不好，两人搬往武昌。武昌又觉得不好，两人再过上海。上海地方那么大，住下来自然很合式了，又因为那地方耗费太多，所带的钱极其有限，演电影作明星的计划，则一临实地却已证明了完全是个梦想，在北方，海军学生正慢慢的把他的作品找到了出路，若机会不太坏，大约已可每月得到二十元左右的稿费，两人且记着北京公寓中欠账的权利，虽明明白白知道北京方面一些看来使他们不愉快的脸子，到北京时还有机会见到，可是他们依然又过北方了。
到北京后他们就住在西城槐树胡同，丁玲的希望只是一个月约十五六元的书记位置，各处设法皆难如愿。似乎为了避开旧有熟人，故特意找寻了那么一个偏僻住处。住处既极湿暗，生活又沉闷无聊，故两人皆萎悴了许多。那时为了省钱，丁玲女士又把烧火煮饭的职务消磨日子，朋友来时，又有机会可以见到她在屋外廊檐下劈柴了。
两个月后，两人第二次迁入了北河沿某公寓，建议的为刘梦苇。几人眼看到他们重来，北方新起出版业的兴旺情形，皆觉得有尽力把自己加入这事业的必要，恰恰大家友谊又好了，于是便有人提议如何来办个刊物，成立个社，这社从“未名社”得到暗示，便取名“无须社”。社名含义既极其幽默，加入份子也不从任何方式定下标准，故这社实在也不成个什么东西。使这个团体成立的为丁玲女士，她因为无作品就始终不承认是社员。我虽有一本书拟定作无须社丛书之一，我就从不参加他们的讨论，也全不明白这个团体究竟有几个人，选定由谁负责接头，且预备做些什么事。
日子过去一大堆后，南方的革命军从湘南北伐，军事方面进展得异常迅速，武汉解决后成为军事政治的中心，我们的熟人皆走到南方做事去了。我们的熟人，从北方到南方后，都觉得南方一切皆显得极有生气，便是写作小说，也认为非到武汉玩玩不可了，因此常有信来问我们，是不是想作事，若想作事，一到武汉总有办法。当时我们都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认为不必离开北京，理由又简单又切实的是丁玲女士。我们几个人商量看是不是过武昌时，她意思只是：“若想做官，可过武昌，若想作文章，不应当过武昌”。她那时虽蕴酿了动笔的欲望，却并不写出一个短篇。她不过因为海军学生生活的基础刚刚稳定，不愿意他又放下这份事业，另作计划罢了。那时节海军学生从晨报馆与其他方面，每月已可得到二十来块钱，两人就靠这个收入应付一切。
第三部分 记丁玲第16节 意见相左
他们有了点钱，只想得到一个较好的住处，所以每天无事就过各处去看住处。两人住过银闸，住过孟家大院，住过中老胡同，最后才迁入北河沿的汉花园公寓楼上第十号。
在那公寓楼上他们大约住了将近一年，那时的生活虽仿佛不很窘迫了，由于支出方面不甚得体，两方总仍然常常显得极其狼狈。冬天来时，房中虽有煤炉，却无煤块，客人来时，就得女主人用旧书旧报作为取暖的燃料。报纸完事后，外面寒气十分逼人，室内无法工作，两人就坐在床上看书。
房租到期无法应付时，两人便常常不在家中，各处乱跑。在家为掌柜的见及时，便装作出门借钱的样子，用围巾紧紧的裹了身体，出门向北或向南踏雪散步，直到夜深方敢回转住处。
两人在北京住下来，总像等候什么似的。等什么？两人似乎也不明白的。但当真等着，就是等着丁玲女士写作的机会。
过分的闲暇使她变成一个沉静的人，由于凝静看到百样人生，看到人事中美恶最细致部分，领会出人事哀乐最微小部分，海军学生长时期相伴的一份生活，培养到她的感情，心灵与智慧已成熟到透明如水。她等着写作的机会，“成功”与“荣誉”却同样又在等她！
她于是开始写了《在黑暗中》以次诸篇章。对于这个新作家的写作，给了最大鼓励的，实为那时《小说月报》的负责者叶圣陶。《小说月报》用了她的文章，且随即就寄给了一笔出乎两人意料以外的报酬。得到这笔稿费后，两人真不知道怎么办。作品刊载后，就证明了编者的见识，超人一等，对于这无名作家作品的采用，并不见得错误。《小说月报》一万余固定读者方面，皆希望明白作者是谁，其中一定还有与作者平时常相过从的人。与他们相熟的人，决想不到那么一个朴素圆脸女孩子，写得出这种感情强调色泽鲜明的作品。丁玲是谁？假若是一个女子，这女子又是谁？真是一个稀奇的谜。很觉得有趣，也很可以明白一般人的意见简陋，想及时永远令人觉得有点难受处，便是某一些熟人，直到很明白地告给这种作品是谁写作时，他们还表示出未能相信的神气！
文章既有了出路，两人的生活，自然也有了新的设计。两人皆觉得应当多念些书，且当真感觉到非念书不可了。想学好了日文，以为将来稿费能每月固定得到若干数目时，两人或可以同时过日本去，便从朋友中商量如何补习日文的方法。
那时节，朋友中学日文的无一人，朋友的朋友，却有一个据说已经能够用日文译出书的×君。但当时想把这人请来谈谈，与×君相熟的朋友又恰恰离开了北京，无人可以代为介绍，也就罢了。
我则恰如在另一本书所记，因中国的南方革命已进展到了南京，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有由北而南的趋势，北京城的好天气同公寓中的好规矩，都不能使我们承认老呆在这个砖头垒就的大城中为得计。并且在上海一方面，则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小说月报》因为编辑部方面负责者换了一人，作品取舍的标准不同了一些，在北平汉园公寓写成的《柏子》等作，已经给了我一个登载的机会，另一登载我作品的《现代评论》，编辑部又已迁过上海，北新书局与新月书店皆为我印行了一本新书，我觉得我在上海即或不能生活得比北京从容些，至少在上海也当比在北方活得有意思些，故我不能尽在北京住作过日本留学的空想，就从海道把一点简单行李同一个不甚结实的身体，搬移过了上海，在法租界善钟路一个朋友代为租妥的亭子间住下，开始了我上海的新生活。再过了两月，他们两人又用另外一种理由，也居然到上海来了。
两人虽在上海住过，这次来上海既不预备久住，故一来就暂且住在我那地方。那时节我住处已经从亭子间改为正楼大房，房中除去一桌一椅一木床外，别无他物。两人因此把被盖摊开，就住在我房中楼板上。
两人平时虽极亲密，年青人的个性既强，意见或有小小冲突时，抖气吵闹，大凡青年爱侣不可免的一分任性处，自然也可以在两人生活中存在。设遇一个作出“什么皆不需要”，一个作出“要走你即刻就走”的神气，把局面完全弄僵时，我若在场总极力转圆，希望他们各人节制自己一会儿，直到毫无办法时，我就堵住房门，不让那个要走的能走，也就是省得另外一个另一时节各处坐了汽车去找寻。同时我从他们一刻大吵大闹一刻和好异常的生活上，且明白了少年夫妻自然最容易发生这些事情。我把这事情称作“感情的散步”，就是感情离开固有生活的意思。我一面劝解，一面必在心中打算：“我若是懂事明理的人，我会看得出这是用不着救济的事。一份凝固生活有时使人厌倦了，一点点新的发现照例就常常使人眩目。然而这眩目决不是很久的事，一时的幻觉必不至于使人永远糊涂。同时，这过失若不过是由于过分热情而成的多疑与多嫉，则只需要一分稍长的时间，一切误会就弄明白了。”我先就算定两人一切误会的理由，决不出那于个海军学生的褊持热情疑嫉以外。故一面劝他们，请求任何一个节制一下自己的感情，一面且明明白白的告给他们，我的意见不是担心他们分离，却实在只是担心过一会儿海军学生没有车钱各处去找她。在过去这种事情却既常由于两人疑嫉而起，皆近想像的问题。这次到了上海后，第一天两人就都带着意见相左的神情。
情形真糟，两人还只住在我那儿一夜，第二早上就为了一点点小事闹翻了。我原在他们身边，视听所及皆迷迷胡胡难于索解。到时有眼睛的不去注意对面的脸色，只知肆无忌讳的流泪，有口的也失去了情人们正当的用途，只知骂人赌咒，凡是青年男女在一块时，使情侣成为冤家以后，用得着的那一份，两人皆毫无节制的应用了。我那时真又急又愁，不明白应当如何帮他们一点忙，做一点于他们两人有益的事情。
我先前还不明白两人争吵的主题何在。后来才明白当真有了那么一个人，凭了一种稀奇的机会，居然把一种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