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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离这里不远，我慢慢地走回去。我想起过去我们的辩论，想起他劝我不要浪费时间，而我却什么也搞不出来。十几年过去了，我不过给添了一些罪名。我的脚步很沉重，仿佛前面张开一个大网，我不知道会不会投进网里。但无论如何一个可怕的、摧毁一切的、大的运动就要来了。我怎能够躲开它？
回到旅馆，我感到精疲力尽，第二天早晨我就去机场，飞向南方。
在越南我进行了3个多月的采访，回到上海，等待我的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每周开会讨论一次，人人表态，看得出来，有人慢慢地在收网，“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场了。我有种种的罪名，不但我紧张，朋友们也替我紧张，后来我找到机会在会上作了检查，自以为卸掉了包袱。6月初到北京开会（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机场接我的同志小心嘱咐我“不要出去找任何熟人”。我一方面认为自己已经过关，感到轻松，另一方面因为运动打击面广，又感到恐怖。我在这种奇怪的心境之下忙了一个多月，我的确“没出去找任何熟人”，无论是从文、健吾，或者冰心。
但是会议结束，我回到机关参加学习，才知道自己仍在网里，真是在劫难逃了。进了“牛棚”，仿佛落入深渊。别人都把我看作罪人，我自己也认为有罪，表现得十分恭顺。绝没有想到这个所谓“触及灵魂的革命”会持续10年。在灵魂受到熬煎的漫漫长夜里，我偶尔也想到几个老朋友，希望从友情那里得到一点安慰。可是关于他们，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想到了从文，他的温和的笑容明明在我眼前。我对他讲过的那句话——“我不怕……我有信仰”——像铁槌在我的头上敲打。我哪里有信仰？我只有害怕。我还有脸去见他？这种想法在当时也是很古怪的，一会儿就过去了。过些日子它又在我脑子里闪亮一下，然后又熄灭了。我一直没有从文的消息，也不见人来外调他的事情。
6年过去了，我在奉贤县文化系统五七干校里学习和劳动，在那里劳动的有好几个单位的干部，许多人我都不认识。有一次我给揪回上海接受批判，批判后第二天一早到巨鹿路作协分会旧址学习，我刚刚在指定的屋子里坐好，一位年青姑娘走进来，问我是不是某人，她是从文家的亲戚，从文很想知道我是否住在原处。她是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我在干校见过。从文一家平安，这是很好的消息，可是我只答了一句：我仍住在原处，她就走了。回到干校，过了一些日子，我又遇见她，她说从文把我的地址遗失了，要我写一个交给她转去。我不敢背着工宣队“进行串连”，我怕得很。考虑了好几天，我才把写好的地址交给她。经过几年的改造，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遵守的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并不希望从文来信。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很快就寄了信来。我回家休假，萧珊已经病倒，得到北京寄来的长信，她拿着五张信纸反复地看，含着眼泪地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这对她是多大的安慰！
他的信是这样开始的：“多年来家中搬动太大，把你们家的地址遗失了，问别人忌讳又多，所以直到今天得到×家熟人一信相告，才知道你们住处。大致家中变化还不太多。”
五页信纸写了不少朋友的近况，最后说：“熟人统在念中。便中也希望告知你们生活种种，我们都十分想知道。”
他还是像在30年代那样关心我。可是我没有寄去片纸只字的回答。萧珊患了不治之症，不到两个月便离开人世。我还是审查对象，没有通信自由，甚至不敢去信通知萧珊病逝。
我为什么如此缺乏勇气？回想起来今天还感到惭愧。尽管我不敢表示自己并未忘记故友，从文却一直惦记着我。他委托一位亲戚来看望，了解我的情况。1974年他来上海，一个下午，到我家探望，我女儿进医院待产，儿子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家中冷冷清清，我们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没有拘束，谈得很畅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结论”已经下来：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
等到这个“结论”推翻，我失去的自由逐渐恢复，我又忙起来了。多次去北京开会，却只到过他家两次。头一次他不在家，我见着兆和，急匆匆不曾坐下吃一杯茶。屋子里连写字桌也没有，只放得下一张小茶桌，夫妻二人轮流使用。第二次他已经搬家，可是房间还是很小，四壁图书，两三帧大幅近照，我们坐在当中，两把椅子靠得很近，使我想起1965年那个晚上，可是压在我们背上的包袱已经给摔掉了，代替它的是老和病。他行动不便，我比他好不了多少。我们不容易交谈，只好请兆和作翻译，谈了些彼此的近况。
我大约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吧，告别时我高高兴兴，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我以后就不曾再去北京。当时我感到内疚，暗暗地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来看望他。后来在上海听说他搬了家，换了宽敞的住处，不用下楼，可以让人搀扶着在屋子里散步，也曾替他高兴过一阵子。
最近，因为怀念老友，想记下一点什么，找出了从文的几封旧信，1980年2月的信中有一段话，我一直不能忘记：“因住处只一张桌子，目前为我赶校那两份选集，上午她三点即起床，六点出门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让我工作。下午我睡，桌子再让她使用到下午六点，她做饭，再让我使用书桌。这样下去，那能支持多久！”
这事实应当大书、特书，让人们知道中国一位大作家、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尽管他说：“那能支持多久？”，可是他在信中谈起他的工作，劲头还是很大。他是能够支持下去的。近几个月我常常想：这个问题要是能早解决，那有多好！可惜来得太迟了。不过有人说，迟来总比不来好。
那么他的讣告是不是也来迟了呢？人们究竟在等待什么？难道是首长没有表态，记者不知道报道应当用什么规格？有人说：可能是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排定，找不到适当的头衔和职称吧。又有人说：“现在需要搞活经济，谁关心一个作家的生死存亡？你的笔就能把生产搞上去？”
我无法回答。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动笔更困难，思想更迟钝，讲话声音很低，我感觉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逐渐在老死。我和老友见面的时候不远了。……
倘使真的和从文见面，我将对他讲些什么呢？
我还记得兆和说过：“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他的确是这样。
我多么羡慕他！可是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那么就让我的心长久燃烧，一直到还清我的欠债。
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避不了的。
1988年9月30日
第二部分 从文家书选第4节 元宵夜致云六大哥
——1958年于北京
大哥：今天元宵，只我一人在家中，让我温习到许多过去元宵，有多少年生活，都真正是在无望无助可怕中把元宵送过！现在一切都好，只是觉得为国家作事不够多，人到中年，大致都会这样。久不写信，因月前又病了两礼拜，病时才明白真正有些衰老了，勉强开会，会中谁也不知道我病中好累！这些日子一好，又整天在陪苏州来的丝绸工人看绣花了。我居然来搞绣花和绸缎，我的存在真可说是离奇！也许过些日子，还要搞些我自己料不到的工作的。得你信，我可以告的如下，分别说说：
一、彭武一已为把钱托文化馆购了十多件土家族被面来，那边再不存钱了。现在手边已无钱可用。买的东西很好，将来或捐工艺美术学校。
二、你体力不好，不要勉强好胜作事。如公家要你退休，也就退休，有一定待遇，不会使你生活为难的。不要疑心别人又怎么样而不安。你已为地方作了好些事情，大家都知道，身体不好，又到了年龄，决不要逞强反把身子弄得更糟。要学会真正谦退虚和，容物容人，才是保身之方。国家事事需要人，人在做事，要鼓励帮助他们。党即那么对人，值得我们学习。炳炳、罗妹也各有好处，先看好处，许多事就对了。我一生吃亏，是只知拼命工作，对人疏忽，不会“处变”，社会一变，因之几十年努力成为白费，对国家说也多可惜！如今快六十了，每日办公虽不必签到，但剩余生命消耗方式，想想也够不经济！但一切事都要人作，这一行无人作，我就作了。在任何时候，想到国家，想到六亿人的共同努力的理想，个人就觉得十分渺小，什么事只要对公共有益，也就作得挺起劲了。我在家中只是一个人，也还是一天到晚工作。即寂寞十分，还是支持下来了。今年还正式向馆中请求，只拿一半薪水，好多一二天空，帮外面什么单位白尽义务，更多作事服务！一生也有最得力处，即学林宰平先生，专看人好处，对人总不怎么计较。且认为即有些不好，也是当然事情。其中甚至包含那些过去我对他极好，后来以为我真的坍了，再也不理我，近来又来客客气气的人，我还是觉得极自然平常，不生气，不在意。我们都快六十了，望能互勉，把短处战胜。你身体需要的，是要一切从容淡然，才可望逐渐复元。世界都变了，不宜说自己脾气还要仍旧。如间或还生气着急，不是国家让你休养本意！徐悲鸿过去，即因病年余，起床后，因生不必要之气而倒下。欧阳予倩同样一病，可是静静养息，三年来，却完全好了。眼见例子，实在值得学习！你应以欧阳为师，才有资格看国家进步！好后再为国家作点事！陈叔通八十多岁还到处跑，即不随便发气！
三、国家处理“右派”分子极严，丁玲等或已开除党，肖乾恐将到乡下管制劳动，许许多多场面上人物，如罗隆基章伯钧等，大致都从此要退出场外。做了“右派”真可怕！我们不会是右派，可是做人、对事、行为、看法，都还得改得好一些，才不至于出毛病。我盼望你把对地方事、对年青人热心处，扩大为对你不喜欢的人的宽和。一切从肯定人长处作起，脾气一柔和，看事就更客观了。我毛病实在更多，今年就下定决心更改。几年来，我记住丁玲告我两句话，很得益，她说：“凡对党有好处的，就做，对党不利的，不干。”我很得到这话的好处。盼望你也记住它，用来对人，也会不同一些。
四、赵其文来，还问候你，认为你才是个“怪人”，是个“艺术家”！
五、近曾为湖南群众艺术馆买了一大批外国玻璃器，作为将来改进省玻璃生产参考。三千多万人的一省，比欧洲许多国家还大，将来有一系列轻工业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