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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表达这种指控的论断都有可能完全被忽略。通过准确地预测下列观点，即就这种攻击而言，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官员都“非常反常地”变成了共谋犯，爱尔斯坦补充说：“这种具有煽动性的疯狂行为已经超越了政治辩论的界限”，因而甚至是根本“不值得倾听的” 。从这种观点出发来看，人们根本没有必要考察这种官方说明的批评者们所提出的证据，尽管其中的某些批评者都是在邻近的大学之中教书的同辈知识分子——诸如两位非常受人尊重的加拿大学者，经济学家［xvi］米歇尔·乔休多夫斯基和社会哲学家约翰·麦克默特里的情况就是如此 。虽然爱尔斯坦指出：“如果我们对事件的描述是错误的，我们的分析和伦理也同样会出错，” 但是，她显然认为人们没有必要考虑下列可能性，即官方对9。11事件的描述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尽管这种态度并不合适，当它在知识分子群体之中被表达出来的时候情况尤其是如此，但它却不会让人感到惊讶。
然而，真正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政策的左派批评者们——他们几乎不担心会被人们说成不爱国或者亵渎神圣，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公共话语领域之中，他们也不探讨官员进行共谋的可能性。
的确，这些批评者一直非常极端地批评布什政府对9。11事件做出反应的方式。特别是他们曾经指出，这个政府已经把9。11事件当作一个用来推行各种政策、采取某些行动的借口，而这些政策和行动与惩罚这种攻击的实施者、或者与预防将来诸如此类的攻击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甚至指出，其实早在这场攻击出现之前，其中的绝大多数政策和行动就已经被列入布什政府的议事日程之中了，因此，9。11事件并不是实施这些政策和行动的原因，而只不过是这种实施的托辞而已。这些批评者还认识到，美国过去曾经有许多次编造某种“事变”，以之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而就美国针对墨西哥、古巴和越南进行的战争而言，这样的做法是最臭名昭著的 。尽管具体展示了这种事实，但是，这些批评者中几乎没有人认真地讨论——至少就公众而言情况是这样——9。11事件究竟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这就会成为削弱他们所最强烈地反对的布什政府的各项政策之基础的、最有效的手段。通过明确地宣布放弃“共谋理论”，他们至少私下里揭示了一种“巧合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从美国政府的角度出发来看，9。11的攻击事件只是非常巧合地使美国政府实施了其议事日程。
一位非常出色、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的帝国主义的批评者拉胡尔·马哈詹，曾经提供了一个例子。他根据一份暗指前面提到的、美国对一场“新珍珠港事件”之需要——这种需要就是重建美国的防御体系，而这种重建已经由“新的美国世纪规划”开始加以准备了——的文件，分析了自从9。11事件以来美国帝国主义的几个论题。他强调指出，这份文件的三个主要论题，都是必须在全世界建立更多的、可以行使武力的军事基地，是必须在那些对美国利益持不友好态度的国家导致“体制变化”，是必须极大地进行军事［xvii］扩张、特别是必须极大地扩展“导弹防御体系”——可以非常明确地不是把这种需要理解为威慑，而是理解为一种通过防范那些对我们构成威慑的国家而“维持美国的突出地位的一个先决条件”。马哈詹接下来指出，“9。11攻击为美国增加军费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机会”，而且，这份文件所包含的、与众所周知的布什和切尼政府对石油资源的抢夺联系在一起的其他观念，也揭示了他们在9。11之后所实施的帝国战略的主要论题。马哈詹还指出，这份文件表明“离开了某种诸如一场新珍珠港事件这样的、具有灾难性和刺激性的事件”，美国政府向往已久的军队改革从政治角度来看就是不可能的。马哈詹甚至补充说，“在一年之内，他们（即这份文件的起草者们）就会制造他们对珍珠港事件，就会有机会使他们的帝国梦变成现实。”然而，在指出了所有这些方面以后，马哈詹所选择的是“巧合理论”而非“共谋理论”，并且说：“虽然共谋论者们无疑会感到高兴，但是，这个事件却像美国外交政策史上的许多事件一样，完全是另一种有关巴斯德的下列著名格言的例子，即‘机遇仅惠顾有准备的头脑’。”
当然，也许马哈詹是对的。但是，他却没有向我们提供这么认为的任何理由。特别是他根本没有显示出有关他曾经研究过持下列主张的人们所提出的证据的任何迹象，即这场攻击之所以取得了成功，完全是由于美国政府所进行的共谋。
关于本书本书的产生
无论马哈詹实际上是不是不加任何考察就忽视了这种证据，对于我来说，这种证据当然是真实的。到2003年春天为止，我都一直没有对这种证据加以任何注意。我只是模糊地感到有一些人正在——至少是通过互联网——提供反对官方对9。11事件的说明的证据，正在提出一种经过修正的说明，而根据这种说明来看，美国官方就是这次事件的共谋。不过，我并没有努力花费时间去寻找他们的网页。自从9。11事件以来，我一直在非常紧张地研究美国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因此，我认识到，美国政府以前就曾经多次编造“各种事变”，以
之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不过，“9。11也许同样是美国政府预先安排的”这种想法虽然曾经涌上我的心头，但是，我并没有认真地对待这种可能性。在我看来，下面这一点完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xviii］即布什政府——实际上也就是布什政府——竟然会做这样一种令人发指的事情。我当时的假定是，那些宣称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人必定是“共谋论者”——从人们通常所使用的这个术语的贬义上说，这大致意味着它们都是“想入非非的疯子”。我当时认为，如果他们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坚信他们一定是错的，我坚信他们的著述都是由——根据可疑的证据进行的荒诞推理而建立的——怪诞理论构成的，因此，我根本不想花费时间和精力对这些著述进行深究。所以，我对下列事实予以充分的理解，即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对这个事实进行考察。生命是短暂的，而共谋理论的名单却是冗长的，因此，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全部判断力都用在那些值得我们花费时间进行调查的事情上。我曾经假定，有关9。11事件的各种共谋理论都不具有其可能具有的、最起码的可信性。
但是，在那以后，一位和我一起工作的教授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它提供了某些相关的网页。由于相信她是一位明智的人，我查阅了互联网上的某些材料，特别是阅读了由一位名叫保罗·汤普森的独立研究者所提供的、一份标题为“9。11是被允许发生的吗？”的内容详细的大事记 。尽管汤普森使自己非常严格地局限于那些得到人们承认的资料来源 ，但看到他已经找到了如此众多的、可以从中得出下列结论的证据，我还是感到惊讶、甚至惊愕不已，即布什政府的确有预谋地允许了9。11攻击事件的发生。大约与此同时，我碰巧读到了格尔·维达尔撰写的《渴望战争：为石油而流血和切尼－布什集团》，该书使我知道了一部对9。11论述得最全面的著作——由一位现居英国的独立研究者纳费兹·艾哈迈德撰写的、题为《自由之战：美国2001年9月11日被袭的经过和原因》的著作 。艾哈迈德的著作提供了一种有条有理、以广泛的资料为依据的、对人们已经接受的关于9。11事件的看法直接提出挑战的论断，即这种事件是因为我们的情报机构内部和情报机构之间的某种“瘫痪”才出现的 。和汤普森一样，艾哈迈德也指出，这场攻击必定是由于高层官员的共谋才出现的，而不仅仅是由地层官员的不称职造成的。我认为，把艾哈迈德和汤普森的材料集中起来，就可以为这种主张提供一种强有力的、显而易见的证据——这种证据非常有力，足以接受由美国报刊界、美国国会 ，以及9。11独立调查委员会 所进行的广泛调查，但迄今为止，所有这些部门的调查都是根据下列假定进行的，即9。11事件是由情报和交通系统的失误造成的。
［xix］然而，我也看到，汤普森和艾哈迈德所做的工作是不可能为许许多多美国人了解的。汤普森的大事记虽然对于那些乐意花费时间、有耐心对之进行透彻研究的研究者来说极有帮助，但一般人是不容易阅读它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只有上网才能看到这些大事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正像“大事记”这个名称所表示的那样，它们是按照时间顺序、而不是根据类型对证据进行排列的 。另外，艾哈迈德的证据虽然写进了一本书中、也是根据类型进行排列的，但是，这本书非常厚，其所包含的材料也远远超过了证明这种基本论断所需要的材料。此外，这些额外材料之中的一大部分充斥了该书的前几章，因此，人们只有在费力地读了几章以后，才能看到这种直接与这样的官方说明相对立的证据。如果我们希望这种由艾哈迈德和汤普森提供的重要信息，得到包括那些非常忙碌的国会议员和报刊界人士在内的许多人的关注，我们就必须另辟蹊径。
因此，我决定撰写一篇可供杂志刊登的文章，在概括这些主要证据之余使那些感兴趣的读者注意汤普森、艾哈迈德所进行的研究，以及注意其他一些正在提供对9。11事件的修正说明的人所做的工作。但是，这篇论文后来变成了一本书的长度，因为我很快就发现，即使我努力使自己仅仅涉及最主要的证据，我也不可能在一篇论文所允许的限度内，给读者提供一种合理的、恰当地对待这些研究者所提供的证据的说明。
此外，在我开始写作之后，我又了解到前面所提到的法国研究者蒂埃里·梅桑所做的工作，特别是注意到他的下列假设，即撞击五角大楼的很可能不是作为77号航班的波音757，而可能是一枚导弹。当我第一次了解到这种修正性说明的时候，我很可能像绝大多数学者阅读我对这种假设的表达的读者那样，假定这完全是荒诞不经的说法。的确，一架庞大的波音757和一枚比较小的导弹之间的区别太大了，所以假如五角大楼只是由一枚导弹击中的，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就不会使其他人确信撞击它的是一架波音757了！难道我们通过新闻报道所了解的，不是说五角大楼被撞后留下的洞有5层楼那么高、有200英尺宽吗？难道我们通过77号航班上的一位旅客——电视评论人芭芭拉·奥尔森——所了解的，不是说它的目的地是华盛顿吗？而且，难道没有目击者直接看到这个事件吗？实际上，所有的人——其中包括官方的9。11事件说明的绝大多数批评者——都接受了下列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