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个买卖粮食的商人。他是个举止粗鲁、没有文化的人，而且是个极为狡猾的生意人。他很有声望，人们认为他很机灵，而这种天才般的机灵就在于，正如他所说的，要‘骗人入圈套’。在货物的质量和重量上做手脚；成本为两个苏的东西他开价要两法郎，而且，只要不招徕流言蜚语，还要想尽办法使两法郎加倍——这些就是他的原则。比如说，他从来不卖不事先浸过水的燕麦。那样，膨胀了的粮食无论体积还是重量都会加倍，尤其是在加了一点砂砾以后——我的父亲醉心于此，总是一丝不苟地施行这一做法。他还知道该如何小心翼翼地把烂谷子和其他打谷时扔掉的坏谷子分装到袋子里——没有人比他更擅长把新面粉和已发酵的面粉掺杂起来。因为做生意的时候，什么都不能浪费，什么都能增加重量。我的母亲，甚至比父亲还贪心于作假得来的利润，用她掠夺方面的创造天赋助父亲一臂之力，总是一动不动、以怀疑一切的目光守着钱柜，警惕地如同监视着敌人的哨兵。
第三部分：使命骗人入圈套
作为一名严格的共和党人、一位忠心耿耿的爱国者——父亲也为军队提供物资——他是个心胸狭窄的伦理学家，但终究也算个好人；此‘好人’的含义即为：对于他人的不诚实，父亲决不同情，决不接受任何借口，尤其是当这种不诚实损害了他本人利益的时候。倘若如此，他会喋喋不休地谈论荣誉和美德的必要性。他的其中一个伟大思想便是：在井井有条的民主社会里，荣誉和美德要成为一种义务——就像教育、税收和选举。一天，他发现那个为他干了十五年活的卡车司机竟然在骗他钱。他立刻让人逮捕了他。审讯时，卡车司机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
“但是老板在‘骗人入圈套’的时候从不犹豫。每次他骗了一个顾客，总要吹嘘上半天，好像做了一件大好事。‘唯一重要的就是要赚钱，’他曾经说过，‘不管你从哪里、用什么方法得到。把死猫当活马卖出去——这就是做生意的秘诀。’那么，我只不过做了老板对他的顾客所做的。我只是骗他入了圈套。”
这些嘲讽的言论给法官留下了坏印象。他们判他两年牢狱，不仅是因为他偷了几公斤粮食，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污蔑了本地区一家老字号商店……这家店建于1794年，它经久不衰、一贯享有传奇色彩的声望，早已是本镇世代相传的荣耀。
我还记得，在做出这个可喜判决的晚上，父亲召了一帮朋友一起吃饭：一帮和他一样的生意人，也像他一样，扎根于这样一个创业原则，即：‘骗人入圈套’正是交易的灵魂所在。你可以想象，他们对卡车司机的挑衅态度是如何愤慨。直到午夜，他们都没谈其它话题；从这片混乱、席间夹杂的名言警句、争论和小杯白兰地中，我提炼出一句箴言：可谓是这段经历的寓意所在，同时，也是对我所受教育的综合：
从他人手里得到某物，并占为己有：此为抢劫。从他人手里得到某物，加以转手，从而换取尽可能多的钱：此为交易。抢劫显然更为愚蠢，因为只能带来一次性的、危险的利润；而交易中，利润可以加倍，且无危险。
我正是在这样的道德氛围中日渐长大，没人过问我的成长，天天耳濡目染的只有父母的言行。经商阶层子女的发展通常都顺其自然，因为没人有空操心他们的教育。他们完全靠自己琢摩，听其性情指引，再加上些卑劣狭窄环境的不良影响。完全自觉自愿的，丝毫不需要什么外界压力，我就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努力和创造能力奉献给了这一家族骗术。从十岁起，我的生活构想除却偷窃更无其它，我还笃信——啊，我保证当时完全出于真心——‘骗人入圈套’就是一切社交的基础。
大学经历决定了我即将把自己的人生引向奇异而痛苦的境遇，因为在大学里，我结识了日后将成为我朋友的那个人——闻名遐迩的部长，尤金·毛丹。
他是个酒商的儿子，受父亲影响走入政界（正如我踏入商界）；他的父亲是区选民总代表，甘必大主义委员会副主席，各种团体、对抗小组和企业委员会的创立者，因此，尤金打小就拥有‘一个天生政治家’的灵魂。
虽然他领受免费奖学金，但他超乎寻常的厚颜无耻和粗暴无礼立刻震慑了我们，他阴沉散漫的说话方式也极大地削减了我们的热情。此外，他还继承了他父亲对组织的狂热，办事高效，而且可从中获利。短短几个星期，他就完成了一项改造工程，使大学校园成为各种社团、俱乐部、委员会及其附属委员会的集会地，并且身兼众组织的三大职务：主席兼秘书长兼财务部长。其中有足球协会、顶级协会、跳背社团，和远足俱乐部；还有单杠委员会、秋千联盟、单脚竞跑联合会，诸如此类种种。所有这些五花八门协会的成员都有义务为总基金出力——即是说，同志们的口袋要为此出力——每月按时缴纳五个苏，这些钱使他获益匪浅，其中一项便是使他有能力订阅一本由他编辑的季刊，据称，此杂志对众‘紧密团结的自治组织’意义重大，可作宣传思想、维护利益之用。
身上共同的邪恶天性和欲望，立刻使我们俩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合作，贪婪地、无止尽地剥削我们的同志，这些同志还因被盘剥而深感自豪。不久，我发现在这项欺骗活动中，我只处于弱势，但是这个认识促使我更加紧密地依赖我这位野心勃勃的合作伙伴。作为对权力失衡的补偿，我被准许有权捡些碎屑……当时我的确心满意足。唉！我的朋友大口吞食着蛋糕，而我得到的却仅止于碎屑。
后来，在那段艰辛痛苦的时期，我再度遇到了尤金·毛丹。父亲由于‘骗人入圈套’，最后以自己入圈套而丧命。一批不幸的存货似乎让整个军营都中了毒，这就是整个悲惨事件的缘由，并最终使我们这家建于1794的老店毁于一旦。如果仅仅是作假，父亲极有可能逃过此劫，因为他十分清楚如何获取他的时代里那些无上的特赦权；但是这次，他酿下了毁灭性后果，不可能逃脱罪责。一个美丽的黄昏，突然的中风带走了他的生命。他死了，剩下母亲和我，身无分文。
第三部分：使命悲伤的母亲
我无依无靠，被迫要靠自己走出混乱的现状；于是我告别悲伤的母亲，投奔巴黎，那里有尤金·毛丹敞开双臂欢迎我的到来。
这位名人正在一步步往上爬。他聪明地利用议会，取得它的庇护，再加上他的机敏和无所顾忌，新闻界开始为他说些溢美之词，政界和金融圈也对他有所褒扬。他立即雇用我为他做些肮脏勾当；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过不多久，我也学会了一些他的恶行，本可以从中获益不少。但是我缺乏坚持不懈干坏事的能力。我不仅常常体会过了时的良心谴责、悔恨和一闪而过的对诚实的渴望：我身上还有一种可怕的印迹，一种强大的、莫名其妙的执拗，会在突然之间，毫无缘由地，就迫使我放弃进展顺利的交易，迫使我松开已经紧紧扼住的喉咙。虽然讲求实际是我的首要素质，同时我看人敏锐，胆识过人、敢想水中捞月之事，并能以罕见的机敏使之成真，我仍然缺乏一个敢做敢为的人所需的坚忍不拔。也许，在我的无赖外表下，隐藏着的是个迷途的诗人？又或许，是个乐于蒙骗自己的骗子？
无论如何，我还是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知道总有那么一天，我的这位朋友会想干掉我这个对他来说意味着尴尬过去的人；于是，我就到处散布对他不利的言语，机灵地迫使他妥协，同时还高瞻远瞩地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尤金担心事情败落，不得不像拖着锁链一样永远拉着我往前走。
他正等待着政界这趟浑水给予他至高无上的荣耀。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看，在他的光荣事迹中，他的那几桩阴谋和几件他所关注的大事：
尤金有个正式情人。当时，人们称她为波斯佳伯爵夫人。不很年轻，但是风韵犹存，令人垂涎，有时自称是波兰人，有时是俄国人，还常常称自己为澳大利亚人，于是，她自然而然被当作一名德国间谍。因此，她的沙龙成为许多显赫政治家经常出入的场所。不少政治大事都在此得以散布，在她的万种风情中，许多重要而暧昧的交易也初现端倪。出入这间客厅的常客之中，有一位黎凡特金融家——K男爵，尤为引人注目。他很沉默，面容苍白憔悴，双眼无神，曾以其令人生畏的魄力大刀阔斧地改革证券交易所。据称，至少有此说法，这张不声不响、难以看透的面具之下，活跃着欧洲一位最有权势的帝王。毫无疑问，这不过是个浪漫主义的想法，因为在这些腐败的场所里，人们不知道应该更崇拜什么——是他们的腐败，还是他们的枯燥乏味。不过，波斯佳伯爵夫人和我的朋友还兴致勃勃地希望能够成为这位神秘男爵的密友；虽然，后者对他们谨慎但急切的做法，采取了更为谨慎而明显保留的态度，我的两位朋友依然满怀希望，甚至更加干劲十足。我甚至相信，男爵对他们的保留态度，已经到了故意给他们恶毒建议的地步，使我的两位朋友一度交易受挫，几乎蒙难。之后，他们想出法子让他们的密友——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去接近这个固执的银行家；同时，又让我去接近这个年轻美貌的女人；她被我的两位朋友说服，满心欢喜地接受了我们俩——接受银行家，因为这是桩买卖；接受我，则是出于享乐。他们的计谋极为简单，从一开始，我就把握得分毫不差：他们把我介绍给那个女人，我利用她，他们又利用我，来掌握男爵于温柔乡中无意间透露的秘密！这就是所谓的高压政治！
唉！那个执拗的魔鬼，在我应该有所行动的关键时刻光顾了我（希望事实并非如此），笨拙地使这个完美的计划功败垂成。那顿晚宴原本要给这个非常巴黎的联盟一个妥善了结，我却极为粗鲁地对待了那位年轻女士，难堪的一幕之后，她离开沙龙跑回家去，满怀羞愧、愤怒与泪水，如新丧偶的寡妇一般，同时失去了两个人的爱。小型庆祝提前结束，尤金叫了一辆马车送我回家。我们驶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一路无语，气氛悲怆凝重。
“你在哪儿下车？”大人物问我，此时我们正转过王室街的街角。
“低级酒馆……就在林荫道上。”我冷笑着答道。“我急于呼吸一些新鲜空气，要找些诚实的人做伴。”突然，我的朋友做了个手势阻止我往下说，拍了拍我的膝盖，天哪，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他嘴角的恶毒和脸上的仇恨！——他叹了口气：
“不错！不错！你永远都干不出什么好事！”
他说得没错。当时，我并不能怪他这么说。
尤金·毛丹属于这么一类政治家，他们被冠以“机会主义者”的美名，是一群由甘必大释放的、狠狠扑向法国的食肉野兽。他立志追求权势，仅仅因为它能带来物质上的快感，像他这样的聪明人还十分清楚该怎样从肮脏的源头淘得金钱。顺便提一句，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荣耀之事——集结并释放了这么多凶残野兽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