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改革就会受到影响。因此，让儿子奔丧，自己则留在京城任职。这一来，就有不少人抓住张居正父死不奔丧的事，大做文章，纷纷向明神宗上书弹劾，有人甚至在大街揭贴告白攻击张居正，闹得满城风雨。后来，明神宗不得不下令，若有再反对张居正留任的将一律处死，攻击才平息下来。
张居正的权实在太集中了，明神宗渐渐长大，反而闲得没事干，就有一批亲近的太监在内宫用各种办法给他取乐。有一次，神宗喝醉了酒，无缘无故把两个小太监打得半死。这件事让太后知道了，马上把明神宗找来，狠狠地责备一顿，还叫左右拿《汉书•；霍光传》叫神宗读。西汉霍光辅政的时候，不是有个昌邑王刘贺即位后，被太后和霍光废掉皇位了吗？现在的张居正的地位就像当年的霍光一样，神宗想到这里，虽然心理有些害怕，但对张居正的厌恶也油然而生。
后来，张居正做主，把一些引诱神宗胡闹的太监全部赶走，太后还让张居正代神宗起草了罪己诏（皇帝责备自己的诏书）。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是明神宗对张居正，己经从厌恶发展到怀恨了。
1582年，张居正病死。明神宗亲自执政。原来对张居正不满的大臣纷纷攻击张居正专横跋扈。第二年明神宗竟把张居正的官爵全部撤掉，后来还派人查抄了张居正的家。张家子孙十几人，被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大儿子被拷打后自杀。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也遭到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走上了下坡路。
平心而论，张居正非常有才干，但是人在权力中心待久了，自然变得非常得意，他的相权无形中已经开始侵蚀皇权，万历皇帝虽然怕他，但心里却恨他。
记得有一位史家曾言；商鞅车裂，吴起箭穿，王安石凄凉的晚年。历史上的改革派，一个个下场都不太妙，其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些改革派没有独立的人格，仅仅是皇帝的臣仆，他的权力是皇帝赋予的，等到哪天皇帝先他而走，他就必死无疑；等到哪天皇帝厌恶他，他就难逃厄运。
张居正虽然堪称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个政治家之一，但他很多专权树党的做法令皇帝也很是厌恶。比如，皇上已经到了亲政的年龄，张居正仍不甘心放权，这就是得意忘形，失去位置感，所以他死后的悲剧也不是偶然的。正如曾被张居正逐出朝门的原兵部侍部汪道昆所归纳的：“张公之祸是在所难免的。这个中缘由，乃因为张公欲有所作为，必揽大权在手。而这大权非是别人，乃当今天子之权！张公当权便是天子的失位，效忠国家意味着蔑视皇上！功高震主，权重遭忌，此即张公无法逃脱的必由之路。”
不过，张居正利用自己的位置和时间，从容地进行了整饬，使本来濒临危局的明朝，又多维持了几十年，这也算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否则，恐怕挺不到天启、崇祯两代，万历皇帝自己恐怕早已成为亡国之君了。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鳌拜与康熙帝：皇位中透出的魔力（1）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应该明确自己的职责和权力范围，真正做到各司其职。有些时候，假如越出了自己的范围，即使是出于好意，也可能引起别人的不满。要是故意越俎代庖，为自己谋取利益，那就可能引发更大的争端。
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说是权力文化。
皇位是宝座，它把人变成神。
皇位又是魔椅，它把人变成鬼。
为了皇位上的权力，曾酿成了无数悲剧，也因此使他成为最敏感的话题。在争夺权力的刀光剑影中，既便是小孩也毫不示弱。不信？请看看康熙小皇帝是如何擒鳌拜的吧！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病死，其第三子玄烨即位，他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康熙皇帝。
顺治帝死后留下的四大辅臣中，鳌拜位列最后，但他的权力野心最强，为了达到独揽朝政大权的目的，他竟使出种种鄙劣的手段去剔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为了进一步擅权，鳌拜首当其冲要清除的便是与自己素不相合的四辅政大臣之一的苏克萨哈。
苏克萨哈，是满洲正白旗人。顺治时，因战功卓著授牛录章京世职，晋三等甲喇章京。后升至议政大臣。顺治帝临终，受遗诏辅政。虽与鳌拜有姻亲关系，但两人遇事常常意见不合，久而久之就出现了感情上的怨恨。鳌拜常因苏克萨哈与之抗争而心中不快，苏克萨哈则对鳌拜的日益骄恣不大服气，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康熙六年（1667年），苏克萨哈乘“皇上躬亲大政”之机，向康熙表示请求辞去辅政大臣的职务，愿意前往守候先帝陵寝。苏克萨哈在此之前也曾多次表示要归政于皇上。当然，鳌拜对他的不断威胁而使他自己深感处境危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苏克萨哈想以退为攻，自己辞退下来，归政皇上，也迫使鳌拜放弃辅政大臣的权力。
但苏克萨哈未能料及他的这一举动，不仅未能制服鳌拜，相反却恰恰重重地刺痛了鳌拜，激起了鳌拜难以遏制的怨愤。他恶毒地进行反扑，居然纠集了遏必隆以及班布尔善等一群党羽，给苏克萨哈编造了24条大罪状，诬陷苏克萨哈“不仰体遗诏，以尽忠诚，怀抱奸诈，存蓄异心，欺貌主上”，“不笃行为政，任意乱行”。根据这些捏造所谓的罪名，鳌拜提出苏克萨哈已是罪大恶极应处以死罪。
康熙深知鳌拜等怨恨苏克萨哈，多次与他争是非，积以成仇，鳌拜遂与班布尔善等，构成罪款，必欲置之极刑。因此，康熙对鳌拜提出的错误要求，坚持不允。鳌拜为铲除政敌，绝不善罢甘休，竟然勒逼康熙依允，甚至“攘臂上前，强奏累日”，暴露出一副狰狞面目。
由于鳌拜大耍无赖，结果苏克萨哈及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思皆磔死，其余六子，孙一人，兄弟子二人被处斩，并没收其家产，妻子一并入宫，族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颜尔德也遭杀害，其他重要亲属人等均不能幸免，就连与苏克萨哈有关的二等侍卫占布挂等40余人也俱革职为兵丁。但鳌拜依仗权势排斥异己，杀害无辜，制造骇人冤案，以达到独揽大权的目的，这一罪恶行径仅可得逞于一时。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鳌拜与康熙帝：皇位中透出的魔力（2）
鳌拜掌政期间，他广植党羽，排除异己，大力推行任人惟亲的路线。对于“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因而，一些卖身投靠，阿谀奉承之徒，都一一受到鳌拜的重用和提拔，并妄称其才能，强行推荐到要害部门供职。即使有些作恶无赖之辈，也得到“姑从宽免”的庇护。从中央到地方，鳌拜无不安插其亲信。这批实力雄厚的党羽，是鳌拜强有力的支柱。因此，鳌拜才敢于擅权跋扈，专横无忌。并常在康熙面前“施威震众”，事事凌驾于其他辅政大臣之上，他“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即将部臣叱喝”，轻则辱骂，重则治罪，他甚至把官员给康熙的奏疏，私自带回去同心腹们商议，“凡事在家议定，然后施行”。
德国人汤若望精于历法，崇祯年间在钦天监供职。他曾参与徐光启编制《崇祯历书》。后来，汤若望又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新法。汤若望深得多尔衮和顺治皇帝的赏识，“自顺治二年始，即用新法，颁行天下”。又命汤若望掌钦天监事，赐号“通玄教师”。顺治皇帝在位期间，对汤若望的工作极为关注，曾24次亲临馆舍与汤若望作较长之晤谈。
杨光先依附鳌拜，顺治十四年（1657年），曾著《辟邪论》攻击新法，指控汤若望，曾被礼部驳回。到了鳌拜一上台，杨光先再次发动反对运用西方科学和历法的活动，捏词陷人。康熙四年，他乘机对汤若望大肆攻击，极尽诬陷之能事。杨光先提出“西洋新法，非宜所用”。先前被革职的原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也大肆喧嚷说：“汤若望推算历法不准，舛谬三事”等等。大有把汤若望搞垮并取而代之之势。后来，经内大臣爱星阿及各院部大臣一起，登上观星台实地测验，证明汤若望的推算并无差错，而吴明炫终以诈而不实获罪。
在鳌拜的支持下，康熙五年（1666年），又进《摘谬论》斥责新历十谬。在鳌拜一手操纵下，议政大臣会议作出了偏袒杨光先的错误决定。指控汤若望“选择荣亲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关重大”。又说“天佑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其居心叵测是显而易见的。最后，对汤若望以历法的荒谬，中国蒙羞的罪名进行判决，除了汤若望因得到康熙老祖母的庇护不死外，其余有关参与编修历法的主要成员都被处死。从此，科学的新法不再使用。
由于鳌拜等的愚昧无知，不懂科学，仅凭借手中的权势，企图阻止西方科学的传播和应用，又滥杀了一批熟知天象，通晓历法的有识之士，这又是一大冤案。
新的历法被废除后；杨光先出任钦天监监正，负责天文历法工作；他仍用“大统术”治历，结果造成气节不应，错误百出。当时，朝廷深知杨光先学术不胜任，遂改用比利时人南怀仁出任钦天监监副。南怀仁上台后，使用汤若望新历更定历法，才使情况有所好转。
鳌拜辅政期间，不仅残酷地制造了一系列冤案，就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平凡小事，也能成为他害人致死的理由。内大臣费扬古因与鳌拜有隙，费扬古的儿子侍卫倭赫和侍卫西住、折可图、觉罗塞尔弼等，同在御前供值，碰到鳌拜时，未能表示格外的敬重。鳌拜为此事常常怀恨在心。一次竟借口侍卫倭赫等以擅乘御马及取御弓矢射鹿为罪名，将倭赫等四名侍卫斩杀弃市。事后，又以费扬古冤望将其定为死罪，其子尼侃、萨哈莲也都惨遭不幸，没收的家产全部分给了鳌拜的弟弟穆里玛。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鳌拜与康熙帝：皇位中透出的魔力（3）
清入关以后，为了稳定和巩固其政权，不得不吸收汉族地主阶级以建立联合政权，使更多的汉族人有机会参与政治。这一政策不仅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对促进带有浓厚奴隶制残余的满族封建制度化，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以鳌拜为首的满族贵族顽固守旧集团，却打着“率祖制、复旧章”的旗号，反对改新，力主复旧，竭力抵制“汉俗”。借由他们篡改的遗诏，拒绝接受汉族的政治和经济措施。罢废沿袭明朝的内阁制和翰林院，恢复关外时代的内三院，降低御史的地位和作用，罢各省巡按官，并除十三衙门，设立内务府。进一步排斥汉官，拉拢蒙古上层贵族，提高理藩院的地位，设尚书使之同六部并立。这种“复旧章”的倒行逆施，使清初本来不健全的政治制度，更加混乱，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再加上从政事裁决到了人事安排等大权，都由鳌拜把持。
对于鳌拜的专横跋扈，朝野贵族、部臣早已有目共睹，十分反感。皇帝亲政以后，他仍贪恋权柄，迟迟不愿归政于康熙皇帝，同时仍旧恣意妄为，骄纵无法，丝毫不知道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