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次，他在讲党性与个性时，模仿一位喜欢歪戴军帽的学员，把自己的八角帽也故意弄得特别歪，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他后来对我说：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板着面孔，不苟言笑，大家见了你会害怕，只能敬而远之。而幽默可以使群众感到你很亲近，有话愿意向你讲，这也是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一种作风。
陈云同志做事总是坚持原则，不盲从。在延安中央组织部时期，王明提出来女子大学毕业的学员，绝大部分应该由女大来分配。可是当时中央需要多方面的人才，比如医生、护士，而女大是护士的主要来源。如果中央组织部没有分配女大学生的权力，怎么能满足医院的需要啊！所以陈云同志坚持继续由中央组织部来分配毕业生，寸步不让。他们僵持了很长时间，最后王明妥协了，不得不同意按照中央的意见，女大的学生大部分由中央组织部来分配。
陈云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同时还兼马列学院的党的建设课。陈云同志讲党的建设课，有一点给学员印象最深。比如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要革命到底，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直到死。他那时候用上海话说，叫翘辫子，一直到翘辫子为止才算完。
解放以后，有的同志给我写信，说他在最困难的时候经常记住陈云同志这句话。那个时候陈云同志还说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能够坚持真理，坚定信念，不怕孤立，他说叫“五不怕”，他说不怕孤立，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公职，最后一点就是不怕杀头。
他自己身体力行做到了这一点。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不收礼不自恃
不收礼，不吃请。不迎不送，不请不到。不居功，不自恃。这是陈云同志的“规矩”。
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跟我说，你看现在有些人工资很高，但买不到东西，那些肉啊、蛋啊，都是定量供应的。他提出卖高价糖果、高价菜，有东西总比没东西好，虽然贵一点但可以保证群众能买到东西，满足营养需要。推出高价糖果后，他亲自到百货大楼看销售情况，在家里，他每天打电话问姚依林同志，今天卖出多少糖果呀？收回了多少货币？
陈云同志对自己及家人要求很严格。他立下一条规矩“不收礼、不吃请”，身边工作人员也不得违反。
“不迎不送，不请不到”，这是陈云同志去外地视察和休养时，对地方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意在不打扰他们，让他们集中精力抓工作。“不居功，不自恃”，这是陈云同志为人处事的准则。建国初期，陈云同志已是党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但他始终要求有关部门在待遇上、宣传上不能把他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总理、朱老总并列。苏联政府赠送汽车，给五大书记一人一辆，陈云同志坚持把自己的那辆车退回。实行工资制，有关部门给五大书记定为一级，陈云同志把自己改为二级。党的八大后，丛书《红旗飘飘》要给每个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陈云同志始终不同意登他的传。1959年，陈云同志去杭州、苏州休息。我陪了他一年多。他说，你陪我期间不能拿工资。所以我就没有领工资，但是我的工作单位还是给我领了存起来。我结束休息之后回到单位，他们把2200多元工资如数给了我。我按照陈云同志要求的，把这笔钱全部退给了单位。
20世纪60年代初，本来物资就缺乏，而且还号召每个人减自己的粮食定量，支援别人，我们都减了，从30多斤减到20多斤。我的一个孩子当时在科技大学住校读书，她得了浮肿病，我当时在国家科委工作，我们的办公室就有两个人得了浮肿病，这是因为热量不够，蛋白质不够。国家科委有一个内部刊物《科学实验研究动态》，上面有一篇文章，就解释浮肿病的原因主要是蛋白质不够，如果一天能有二两大豆就可以解决浮肿病的问题。我看了以后觉得有道理，就把这篇文章拿给陈云同志看了。他看了以后，毫不犹豫给东北打电报调大豆进关。后来国家为了解决处级以上干部的浮肿问题，就给每个干部每个月定量供应黄豆和糖，所以当时流行着一种说法，“这是糖豆干部的待遇”。
后来陈云同志又考虑到全国人民的营养问题，他了解到，每个人需要蛋白质最低限量是70克，按规定就是一公斤体重需要一克蛋白质，大体上平均体重70公斤。他就算这个账。他说首先解决大中城市人口的需要，然后再解决其他，因为当时大豆产量也有限，只能解决大中城市的供应问题。除此之外，比方一个月有两斤带鱼，还有几斤肉，这样加上小麦、大米等主食里头含有的蛋白质，就能够基本上满足城市人口的蛋白质的需要。他算得很细。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受到冷落后他沉默了
1957年，陈云同志和周总理提出经济建设要反冒进，毛主席又提出反“反冒进”的口号。由此陈云同志受到了冷落，他就不说话了，表示沉默，也没有怨言。
“文革”前，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时，每天骑自行车去香山那儿上班。每次要骑一个半小时，半路上饿了就吃块巧克力，有了力气再骑。为了少跑路，我平时就住在香山，周六回家一次。那时，我不光骑车到香山，还骑车到十三陵水库。1958年，中央号召干部到十三陵修水库，搞土方，都是手工操作，在那儿一个月。我去的时候住在昌平的一个信用合作社，就是一间平房，土的地面，一边用砖垒上炕沿，里边铺上稻草，一个挨一个睡，像沙丁鱼一样。早上5点钟起床，吃了早饭就出工，住的地方离工地还挺远的，中午是派车子送饭到工地，吃的是窝头、咸菜。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院部的落实政策办公室，也是骑自行车上班。有一次一个年轻人骑车把我撞了，我忍着痛爬起来，蹬上自行车就回家。不一会儿脚都肿了，诊断是脚面骨折，我不得不休息了很长时间。后来，陈云同志就不让我骑车了，把自行车“没收”，让给二女儿骑。
大女儿伟力开始上小学时，陈云同志便把她叫到办公室，对她说：你就要上学了，学校里有很多同学，你与他们在一起时，千万不能以为自己了不起，炫耀你的父亲。伟力上初中时，陈云同志对她说，做人要正直、正派，无论到哪里，都要遵守当地的规矩和纪律； 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说到做到，如果情况有变化，要如实地告诉人家。这些事看起来很细小，却是待人处事的很重要的原则。陈云同志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要求家人也要这样做。他说：“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了。”
1969年陈元给父亲写信，说要到他那里结婚。陈云同志看信后十分高兴，特地从住所腾出一间房做新房，还借了几床军用被子、褥子。当时正在照顾陈云同志生活的伟力，还用面口袋装进荞麦皮，用线缝起来，做了几个枕头。然后，买了点儿糖，做了比平日好一点儿的饭菜，自己家里人吃了一桌喜宴。当时，陈云同志觉得孩子长大懂事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能有个地方住就挺好了。
我们的儿女、孙子辈，在学校里别人看不出他们是干部子弟，他们比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还要朴素。我最大的外孙女叫陈茜，她曾在实验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离开了那里。她在校几年，别人都不知道她是谁家的孩子，后来报上登了一张照片，她正在用毛笔写“祝爷爷长寿”，陈云同志在旁边看着她写。同学们一见报才知道，原来陈茜是陈云的外孙女。她一点儿不特殊，和一般老百姓的孩子一样，自己骑车上学。那个时候，她放学回家复习功课，有时也到同学家里去。有的同学就说这次你到我家，下次我到你家，按理说这是对等的，但孩子老推托，说到我家不方便。
陈云同志过去是抽烟的，而且抽得很凶，一天要抽2包，抽得手指头都被熏成了黄褐色。解放后，生活安定了，我向他宣传抽烟的害处，劝他少抽并逐渐戒烟。他听了我的话，逐渐减量，由一天抽2包改为一天抽2支。后来，他说一天抽2支没有意思，嘴里发苦，嗓子发干，不如干脆不抽。这以后，他一支也不抽了。戒烟后，他的体重增加了，不像以前那样怕冷了，身体也比过去好了。他晚年曾说过，他能长寿，得益于戒烟。
陈云同志过去很容易感冒，常常第一场感冒刚好一点，新的感冒又来了。针对这个情况，他总是根据天气的变化，随时加减衣服。他十分注意听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每次要大风降温时，都提前加衣服，以防感冒。记得“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大约1966年底1967年初，有一天我对他发牢骚说，批斗会什么时候到头啊，怎么没完没了？他听后回答说：“火还会烧得更旺的，你给我准备一下棉衣棉裤，要准备参加群众大会挨批斗。”于是，我给他翻拆了丝棉袄和丝棉裤，都加了厚。在江西青云谱住时，他坚持每天擦冷水澡，所以在江西居住条件虽然很差，他一直都没有感冒生病。
陈云同志还十分注意养精蓄锐。每当中央召开重要会议之前，他便把手头工作暂时放下，专门休息，吃好睡好，为参加会议做准备。他把这种方法叫做“先发制人”。到了晚年，他每年要去南方休息一个多月，每星期只安排少量会客，这些也是使他能长期坚持工作的重要措施。
陈云同志常常让我帮忙誊写各种会议的发言稿，我把字写得大一点，清楚一点，看起来方便一些。我对他的字迹非常熟悉，再潦草我都认得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有个中央工作会议，他当时的讲话稿就是我给誊清的，在那次会上，他的发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一天陈云同志把我叫去，他说有一件事情派我去完成，就是他给中央写了一个建议，中央要成立书记处，相应的一个机构就是成立书记处的政策研究室，他说他把提的这个建议已写成书面材料，叫我去小平同志家里，亲手交给小平同志。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非常乐意去完成。他就派了车把我送到小平同志家里。到了小平同志家里，我首先见到的是卓琳同志，我跟卓琳是中学同学，在延安也是同学，虽然日常接触不多，彼此还是熟悉的，我就跟卓琳同志说了这封信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国家科委工作。一次，科协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交给陈云同志。这封信是北京航空学院一位教师写的，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
陈云同志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还从我女儿那里了解情况。我的大女儿伟力就曾经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她对科学院知识分子的情况很了解。伟力自己生活待遇也很差，生孩子后单位分给她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没有厨房，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就没空间了，工资长期是五十六块几毛钱。他们营养状况普遍不好，身体健康很差，居住条件非常拥挤，工作环境也不好。
陈云同志恰好又收到全国政协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