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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还有一些其他的先生，还是有的。当然，哲学家总是少的，不管是做哪一种哲学，是这种中国性的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都是少的，在人口比例上还是少的，但是我不悲观，我是认为，还是，即使在现代，仍然是有这样的人，而且会越来越多。
观 众：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记得梁漱溟先生好象有一个这样的假设，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近现代不跟西方这样的碰撞的话，那么中国肯定会按照它以前的那种模式发展下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伦理道德等等等等的观念肯定不会象现在这样，我不知道这段话是梁漱溟哪本书上的话我忘了，我的意思就是您能评价一下梁先生这个假设吗？
陈 来：这个呢，梁先生讲的就是说，在世界上有三大的文化的系统，就是中国、印度和欧洲，那么这三个系统的文化呢，它的路向是不同的，他说，西方人的路向它是一直往前走，就是拼命地往前奔，是这么一种心态，见到挡着它的，想办法克服，把它战胜，是这么一种东西。中国人呢，是一个调和持中的这么一种路向，注重把人际关系搞好，不是拼命奔钱，我挣钱，我认为一万不够，十万、一百万、一千万，不是那个心态，他就是关系搞好，注重人际关系，它叫做调和持中的这种路向。第三种是印度人，他认为印度人他不向前看，他也不是调和持中，他向后看，就是他看来生，那种人对现实比较悲观，因为他是注重来生。所以他体现在实践上来讲，他认为是比较消极，他是这种看法。但是，梁先生呢，他认为这三个民族本来都是各走各的，本来是互相碰不到的，但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它有个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呀，一定要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才能解决第二个问题，解决第二个问题才能解决第三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西方的这个，它是一个面对自然的问题，它是个面对自然，我要战胜自然，不断地克服，要发展，这个硬道理在这儿，他说这是人类的第一个课题，假如你这第一个课题没解决，你一直在走第二个路，或者第三个路，这个走不通，最后还得回来再这样走。所以中国和印度本来这样走，结果一看西方这条路走得很顺，他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受到它的影响，中国人印度人还要回来这样走。但是他说，……所以梁先生说，我们现在都要学西方，走他的第一条道路，所以梁先生不是保守的，他是要学西方的，全盘承受，把全盘都承受它，加以改造。学这个东西，把这个第一条路走顺。可是走顺了，不是说这个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一切都好，走到一定程度，他就认为，就该走我们的第二条路了，我们的中国文化，注重人际关系，社会的平等，调和，就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了，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第二条路，这也就是中国文化里面原来的理想，就是注重人的平等、仁爱这些东西，就要走这条路了。走到这条路以后，当然他讲，将来呢，因为西方注重自然，中国注重社会，将来再物质极大丰富，可能也许到共产主义吧，走印度人那条路了，那就是注重精神，一些精神的思考，印度的道理，他也是肯定的，只是他安排不同的历史时段来发展。这是梁先生的意思。
主持人：您提出来要把哲学现代化和民族化，那哲学一定是一个在您心中非常高尚的东西，现在呢，我想让您用一句话告诉我，而且非常感性的话告诉我，哲学是一样什么样的事物？
陈 来：哲学就是使你这个人能够增长智慧的一种东西。
主持人：哲学是使只有我这样的人……哲学是一种能使我增长智慧的东西。好，追求进步，学术倾听，世纪大讲堂向您道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谢谢陈教授，谢谢现场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