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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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家事- 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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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点小小的擦伤,这时蓬车之顶压扁,挡风玻璃全碎,一个车轮折损,方向盘也断了,我们只有猛按橡皮喇叭,希望有人来救,后来隔了二十分钟,才有一辆过路的卡车——才把我们救出。    
    我们二人且行且谈,一路游览风光,顺便参观工厂,第一站抵达费城,参加了中国同学会年会,好不热闹,接著就前往芝加哥,转回西北来到了波士顿,再南行至大西洋城、纽约、华盛顿等处。在大西洋城我们停留了好几天,正好遇上了选美会,那时的选美会虽不及今日的华丽壮观,但争妍斗艳的花车游行及泳装竞赛,却也使人目不暇接。华盛顿玩了之后,我们就去尼加拉瀑布,并且到了加拿大边界,接著南行到了底特律,参观了著名的福特汽车厂,该厂分工之细,生产之速,效率之高,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又二次到芝加哥……我们日行夜宿,大部时日在野地露营,自炊自食,真是个悠哉乐哉,在这两个多月的夏季之旅,确是使我啬了不少见闻和阅历。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34页。    
    由于有这层同甘共苦的经历,陈立夫在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之时,将中统局的许多事务都交与徐恩曾去处理。而徐恩曾也非常明白陈立夫在他仕途上的作用,在陈立夫等人面前,徐恩曾很会溜须拍马,表现忠诚,对陈立夫唯命是听,不敢违抗。于是,中统局内的人事安排完全攥在了陈立夫的手中,陈立夫通过各种关系,将许多忠诚于自己的人安插进了中统局。    
    叶秀峰,1945年1月24日,徐恩曾被革职后,由其主持中统。叶秀峰虽然是江苏扬州人,但他是陈立夫北洋大学时期的同学,在读书期间,曾与陈立夫在放暑假时期一起到湖州山区勘察矿产,并且还为此赚了一点小钱。采访股干事杨剑虹是陈立夫的酒肉朋友。杨为上海青帮骨干,曾当过日本洋行买办。五卅运动时,杨参与组织黄色工会,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时,杨剑虹率黄色工会积极参与,与陈立夫混熟了。后来杨剑虹经常陪着陈立夫吃喝玩乐,因此深获陈立夫的喜欢,将其收罗门下。整理股干事吴大钧也是二陈的同乡,曾留学美国学习统计,与二陈有多年的至交,因此也被重用。    
    CC王国的第三层是散布在各地的中下层干部,主要由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组成。陈果夫曾对CC骨干刘不同说:“我们办政治学校就是为全国培养县政人才。由县长可以升为厅长,逐渐就将全国各级政府抓到手里。”至于方法,一方面,陈立夫掌握大权时,把他们安插在自己所在的部门和势力范围之内,一方面则“多与各省主席发生关系,关系愈密切愈好,不但生活和他们一致,而且行动也要一致,最好能达到成为他们的亲信,不被视为外人,一直到被他们保荐为省政府委员、厅长或县长”。    
    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长一职之后,他便“发表了历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交通部和内政部次长的张道藩同志为常务次长,又发表了曾任河南省政府秘书长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张廷林同志为简任秘书”。对此,陈立夫并不掩饰派系色彩,公开承认:“这两位都是与我共事较久的同志”,他们“都曾任大学教授,也是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把部内的“日常事务交给他们”,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但是,为稳定教育界人士的不满,陈立夫又将政务次长、高等教育司长与总务司长交给完全和自己没有私人关系的人手上。事实证明,陈立夫这种手腕是高明的,至少把一部分教育人士担心“党化”的顾虑打消了,纷纷从彼岸觅舟渡津过来,与政府合作。在错综复杂的民国政治环境中,不任人唯亲、不结党营私,根本就无立锥之地,二陈深谙其中的道理。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期间,河南的段剑岷竞选中委失败,心中郁闷,写了一首嘲讽政治的打油诗,云:“剑岷革命二十年,中委不值半文钱。蒋家天下陈家党,愿你花好月长圆。”可见,陈家结党的事实,已在国民党内部人人皆知了。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陈果夫在国民党内部,给人印象一向严厉、自律,而陈立夫在这方面也不逊色于其兄。在待人处事方面,陈立夫非常注重所谓的言传身教,他在政府机关作领导职务的时候,经常教导部下要以身作则,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其他人的信任和尊敬。    
    陈立夫在教育部长任上的时候,他总是比别人先上班,比别人晚下班。早上八点开会,他七点四十五分就到了部里。部长到了之后,司长肯定也到了,司长一到,科长也跟着到了。这样一来,用不着签到,大家都能按时上班。陈立夫认为,签到不是有效的方法,如果一个人签到之后溜掉了,主管也不知道。    
    陈立夫认为,凡是做领导主管的,一定要“爱”下面的部属。陈立夫做官从来不摆官架子,所以,做过他部下的人,都和他感情很好。但是有一点,就是一定要坚持原则,要公私分明,尤其是在钱财方面,一定要一清二楚,每个人都喜欢钱财,但是不能慷他人之慨或者挪用公款。比如说捐款,人家捐三千,陈立夫也许只能捐一百。但是,这一百元是从他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不像有些人捐款,他自己先垫出来,最后还是由公家出。陈立夫在晚年所兼任的会长、董事长等职务,都是挂名的,他并不兼拿薪俸。他说:“总统府资政的钱,已经够我用的了,我要那么多的钱干什么?!”    
    4。兄弟情深    
    1940年国民党政府偏安于重庆,陈果夫住在学田湾,额其居所曰“衡舍”,与陈立夫的居所“高庐”遥遥相对。平时,出来进去的贵客不少,都恭恭敬敬地称大陈为“果公”,称二陈为“立老”。掐指算算,陈果夫不过48岁,陈立夫不过40岁,这一“公”一“老”的称谓,显示出CC系对二人的尊敬,也体现出兄弟两人在CC王国的地位与两人苦心经营的作用。左起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1940年摄。    
    据圈内人士评述:他们兄弟之间,感情甚笃。据万峰青回忆,他们俩“遇事互相征询意见,其间大概阿兄多着重计划的策动,阿弟则着重在应付场面及纵横捭阖的工作上,后来阿兄患着严重的肺病,整天只能与药铛为伴,外面的一切,更只有仰仗兄弟了”。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部,兄弟两人非常明白自己所处的境况,倘若没有蒋介石这棵大树,所经营的CC王国便会瞬间毁灭,同样,没有兄弟间的紧密团结,一荣俱荣、一辱俱辱,也很易被对手各个击破,因此,兄弟二人刚开始一起在党部做事时,就经常互相讨论有关党务的事宜,每当陈果夫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什么建议,一定先征询陈立夫的意见。尽管彼此有时意见不一致,但都能做到相互尊重。到了以后,每逢大事,兄弟两人只要有机会,便共同商量对策,一致对外,比如在西安事变中对张杨的态度,比如在重庆谈判中对中共的反应等等,都同进同出,将两人拧成一股绳。    
    当年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曾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描写过陈氏兄弟:一个腐败的派别控制着国民党,它既有坦慕尼大厅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又有西班牙宗教法庭的一些最恶劣特点。沉默寡言、神秘莫测的兄弟俩陈立夫和陈果夫……实际上通过恩赐、秘密警察、间谍活动和行政权力控制着全国思想界。哥哥陈果夫完全控制着通天的大门,送委员长的文件和备忘录,都要通过此人转交。    
    他弟弟陈立夫身体虚弱,面色清秀,比他更加重要。陈立夫工作起来孜孜不倦,刻苦、廉洁。他的带有神秘色彩且气魄很大的、貌似富有哲理的文章,几乎没有人看得懂。尽管在美国人眼里,两兄弟都非常的神秘莫测,可自小,两兄弟其实都有着迥然不同的性格特点。大哥陈果夫从小便沉默寡语,但被蒋介石的前夫人陈洁如评价为是个很有智慧的人;而弟弟陈立夫小时候便活泼好动,年轻时还养成了一个喜欢演讲的习惯。在政坛上经常以充满激情的演讲来发表自己的独特观点。    
    由于兄弟两人性格不同,两人在办事上也非常默契,双方分工明确,一个以精神德望凝聚组织,一个以追求实效发达组织;一个以沉静示其厚重,一个以干练显其迅捷,如此互助互补,把偌大的CC王国,经营得内外有序,日渐兴旺。    
    陈果夫、陈立夫这种兄弟情深的办事风格,还影响了他们的两位贤内助和家人。据《三C传》一书记载:陈勤士以及二陈的两位太太,都喜欢管管闲事。陈老太爷“只要人肯送礼”,不论是要官或求情,他提起笔来就“写上一封八行书”,寄于儿子。后来,二陈发现父亲的来信“太多”,介绍的人也杂,就渐渐冷了下来。相反,太太一门,仍然是条热线,“陈立夫之对孙禄卿”,“陈果夫之对朱明”大多是“言听计从”,因此“CC系上下,除了有所谓高庐路线外(直接找二陈),还有所谓内线捷径可走”。譬如,江西中正大学某校长有一个请拨经费的呈文送到陈立夫那里,渺无消息,于是托人走了“太太路线”,当时孙禄卿正在重庆璧山正则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授,信一收到,马上批了一行小字:“送立夫办。”陈立夫收到信,又在老婆的手批旁附上一行:“即送衡舍大哥一阅”,等陈果夫看过后,再批一笔,“果阅,交立弟核夺”,信重新转到陈立夫手里,“陈立夫并未实行核夺”,而是“送到璧山征求乃妻的意见”。    
    兄弟两人的情谊不仅体现在工作上,更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之中。陈立夫兄弟三人即陈果夫、陈立夫和陈祖烈从来没有吵过架,也没有分家。在老家吴兴时,陈立夫兄弟姐妹之间相处得也很和睦,“悌”道长存于手足之间。陈立夫对大嫂朱明非常尊敬,陈果夫和朱明夫妇没有生过孩子,为了使他们的香火绵延不绝,陈立夫将他的大儿子陈泽安过继给陈果夫夫妇。陈果夫去世后,陈立夫也将嫂子朱明接来和自己一起住,一直伴随朱明离开人世。这种优良的家风,一直延续下来。陈立夫也以早年祖父对儿孙们讲的话告诉他自己的儿孙们:“财产不重要,重要的是创造、服务、互助、互爱啊!”现在陈立夫的孩子们也是这样,他们学有所长,都能做到安居乐业。年幼的总会接受年长的建议,的确是兄友弟恭。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清廉的显贵 1

    5。1四大家族之来由    
    国人对陈立夫最初的印象可能便是他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一个代表,四大家族在人们的心目之中是旧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那四大家族这一说法又缘于何处呢?从目前学术界研究来看,四大家族的说法来自于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挑起内战,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揭露国民党国家资本的实质、结果以及与内战的关系。1946年10月,陈翰笙在英文刊物《远东观察》上发表《独裁集团与中国内战》一文,指出政治的独裁依赖经济的独裁,国民党对国营事业的统治,只是将资本集中在少数高级官僚之手。并第一次将官僚资本划分为蒋、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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