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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全新的城。不光是居民楼、宾馆、商场、剧院都是新建的，就连厕所也都是用水泥钢筋新造的。街道宽25米，按大城市的规格建造。房屋也差不多是按同一模式建造。统一规划，显得格外整齐。一排排落地长窗，很有气派。
这儿本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渔镇，只有一条清朝同治三年建造的狭窄的小街，聚居着数百人。用当地人的话来形容，那是个“路不平、灯不明、水不清”
的穷地方。可是，怎么会在一二年内陡地冒出一座新城？
我访问了龙港镇党委书记陈定模。他四十来岁，普普通通的样子，一讲起话来，时时闪露出他的机智和哲理，毅力和才干。我曾观察过许多改革者，发觉他们的目光明亮，是全身最活跃的部位，而陈定模也是如此。
龙港直到1983年底，才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镇。1984年6月，陈定模调到这里任镇党委书记。他看到这儿面对东海，依傍鳌江，是个良港，龙腾虎跃的好地方。
可是，他手头只有3000元的办公费，这点钱连盖个公共厕所都不够，怎么个“腾”，怎么个“跃”？靠国家投资建新城，显然不现实；靠引入外资，恐怕没有一个外国资本家看得上这么个小渔村。唯一的一条路，就是靠集资——靠四乡已经富起来了的那些万元户！
他走马上任才一个月，就在《温州日报》上登出《龙港镇也来一个对外开放》的决定。这个“对外开放”，其实不是对海外开放，而是对镇外开放——谁愿意拿出钱来，谁就可以进龙港镇建新屋，而新城的公共设施费用则由新屋的主人们平摊。
这个“开放广告”一登，在短短的十天之内，就有2700多个专业户涌向龙港，向那里的“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办理落户手续。建造龙港新城的资金，一下子就解决了！
说实在的，仅仅是万元户，还进不了龙港新城哩，因为那里的一幢房子，起码两三万元，拿得出这么多钱的人，才有资格落户。新城的每一户人家，都是冒了尖的专业户。龙港镇，成了中国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有人称它“农民城”，有人称它“小温州”、“浙江的深圳”。不，不，我以为最恰当的称号，还是“万元户城”！
短短一年多时间，龙港镇建成了100多万平方米的新屋，人口猛增至3万多人，城区面积达4。26平方公里。变电站、自来水塔、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之类，一应俱全。我注意到，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都在这里兴建了办公大楼。
邮电局的气派也不小。我步入律师事务所、个体劳动者协会，那些办公室都明亮而宽敞，桌上放着最新式的揿扭电话。
据陈定模告诉我，这座新城眼下拥有6500多家万元户。当然，这“万元户”只是“模糊名词”。家有二三十万元资金在这里是很普通的。有的专业户的钱更多，只是“富不外露”，外人莫知他们究竟拥有多少一大团结”。
能够进入这座新城落户的，差不多都是邻近乡村里的能人。如今，数以千计的能人们聚居于一城，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支“万元户大军”，正在创办一大批新的企业……
我在龙港新城漫步，随便走入其中的一家，主人是位六十开外的老头，热情地领我参观新居。这儿的房子结构跟北京、上海的居民大楼不同，每一单元不是横向的，却是垂直的，即每一单元都是从底楼至三楼或四楼，屋内自有楼梯，独门出入，互不相干。底层往往是这家专业户的商店，楼上住家。我随主人逐层参观，每层前后两个房间，楼梯居中，四层共八间，每间20来平方米，而他家不过五口人。据说，在龙港，人均面积为40多平方米，那是北京、上海望尘莫及的！我发觉，那20来平方米的灶间，四墙贴着白色瓷砖，水磨石的地皮一尘不染。二楼、三楼、四楼的墙壁分别为粉红、淡黄、浅蓝，地板的色彩也各不相同。既有最新款式的沙发，也有油漆斑驳的破木箱，估计那木箱曾与主人共同生活多年，至今还舍不得丢掉。在另一户人家，我见到结婚的新房里，既有彩色电视机，长沙发，也有崭新的雕花大床。
那大床的式样大约是清朝的！
走了好几家，我所遇见的差不多都是老人、妇人、孩子。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在外跑供销的——天兵天将，在家搞家庭副业的——杨门女将，剩下来的——虾兵蟹将”。也有人把务工经商的称为“5471”部队（即青年、党团员），在家搞副业的称为“3861”部队（即妇女、儿童）。看来，我在三叉戟飞机上，在青岛、桂林、郑州遇到的，全是“天兵天将”，而在龙港遇见的，大都是“杨门女将”、“虾兵蟹将”了。
汽车开动了。我回眸扫视即将逝去的龙港新城。忽然，在一堵刚刚砌成、尚未粉刷的墙上，见到用黑墨写着一条大字标语：“谁在这儿大小便，谁就是乌龟！”
那乌龟两字并非写出来，却是一个圈儿四条短腿外加一个脑袋一条尾巴。我忍俊不禁，对于这农民式的大标语发笑了。我尚未笑毕，却又见一张大字报式的广告：
“本店供应不锈钢门槛，要买快来！”看那“大字报”的口气，不锈钢门槛已成了这儿的紧俏货——在中国的大城市，居民们恐怕还不知不锈钢门槛是什么模样的哩！
当年，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把一年的工钱12块“鹰洋”给了土地庙，也只不过捐了一条木门槛罢了。如今温州龙港的农民们却这般财大气粗了……
望着这座气宇恢宏的农民城，我在思索：几年前，家中只有几口破木箱的温州农民，怎么又腾又跃，成为“万”字号？
我带着这个巨大的问号，来到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
小商品赚大钱
在我的印象中，桥头镇属于温州话所说的“山头底角”，是个荒远的山村。如今，汽车驶过新建的瓯江大桥，不一会儿，就直抵位于山脚下的桥头镇了。那里，已经面目全非，也造成了成排成排的新房，样子跟龙港的一样，只是没有像龙港那样全面规划形成一座新城。这一幢幢装着一扇扇落地长富的新屋，已成为万元户的象征。在温州农村，哪儿的新屋多，哪儿就意味着已成了富裕之乡。
桥头镇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听口音，外地人不少。镇上的旅馆，住满外地采购员。我随着人群，走向桥头市场。一座两层大楼和一座盖着绿色玻璃钢顶篷的市场，成了桥头的交易中心。步入市场，我仿佛置身于北京东风商场，上海城隍庙市场——那里是小商品的世界。
弹簧秤。眉笔。立体画片。“坦克”表带。袖珍卷尺……五花八门的小商品，令人眼花缭乱。16元一盒的假戒指，共45只，每一只的式样都不相同，造型精美，足以乱真。带着袖珍通讯录的钥匙圈，那通讯录只有纪念邮票那么大，却有几十页，足以记下上百个电话号码、地址，又有金属封面保护着内文，两个两角五分。比自来水笔稍粗的袖珍打气筒，五角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都爱买一个。手枪式的试电笔，又是玩具，又是工具。金光闪闪的小帽，斜插着一根彩色羽毛，成了一只精致的扣针，别在胸前显得优雅大方。……看得出，这些惹人喜爱的小商品，出自别具匠心的设计者之手。外地采购员在那里论千论万地采购。
桥头小商品之王，要算是钮扣了。金色的、银色的、五颜六色的；大衣钮扣、西装钮扣、中山装钮扣、军钮、铁路制服钮扣；金属钮扣、塑料钮扣、玻璃钮扣；圆的、方的、牛角形的、月牙形的、蝴蝶形的，……到这儿走一遭。可以编出一本《钮扣大全》来。这儿已经不仅是“中国之最”，而且进入“世界之最”，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钮扣商场，现在年销量已达80亿颗——相当于每个中国人每年有五颗钮扣来自小小的桥头镇！这儿的钮扣品种，已达1500种！
我在桥头钮扣市场采访。那里与其说是商场，倒不如说有点像图书馆的阅览室，一排一排长桌子，堆满了一袋一袋钮扣。各家各户都来这儿摆摊，每个摊位的长度为一米半。一个摊位背后，就是一个钮扣专业户。这儿的钮扣摊，已经有1000多个！
钮扣之类小商品，便于家庭生产。这儿人多田少，本来多余的劳动力无出路，如今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在那里做钮扣。虽然每颗钮扣的利润不过几厘以至几分，可是长年累月地生产，利润就十分可观。那一幢幢新楼，仿佛是用一颗颗钮扣砌成的！
大家都生产钮扣，竞争是激烈的。一位摊主告诉我，谁家设计了一种畅销的新式钮扣，只要在市场一露面，半个月后，就会有几十家、几百家生产这种钮扣！
这里本来与钮扣无缘。1980年，桥头有人到苏州去，靠弹棉花维持生计。偶然见到那儿有一家钮扣厂把一些稍有疵点的钮扣作为废品廉价处理，便买了一批，回家摆摊出售，生意颇好。于是，很多人效仿，到钮扣厂买废品，把其中稍好的挑出来，以比正品低的价格出售。当然，这价格比废品要高得多，成了有利可图的途径。
渐渐地，在跟钮扣厂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懂得了钮扣生产技术。干脆，自己动手做钮扣，成了钮扣专业户。亲戚帮亲戚，邻居教邻居，顿时，桥头镇刮起了钮扣旋风，桥头农民成了“钮扣迷”。千家万户都动手做钮扣，你做这种钮扣，我做那种钮扣，形成了巨大的钮扣生产力，形成了世界最大的钮扣市场。
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桥头的名声在全国飞扬，众多的采购员闻讯而来。
在这儿兜一圈，轻轻松松，就能置齐往日要跑许多城市才能到手的各色钮扣，哪个采购员不乐于向桥头投来微笑？何况，这儿钮扣的价格还特别低廉——因为家庭生产，男女老少齐上阵，成本当然低。
我在桥头遇上两个青年，攀谈起来，才知道他俩来自诸葛亮的家乡——河南南阳。《陋室铭》里提到的“南阳诸葛庐”，就在他们那儿。他俩一个是木匠，一个是待业青年，偶然从河南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中，知道桥头有个钮扣市场，于是决定做钮扣生意，远道赶来。其中一个名叫刘晓的告诉我：“这儿的中山装钮扣，才一分钱一颗，我们河南要一毛钱一颗。我一下子在这儿买了好多。我想，到了河南，以七分、八分一颗卖出去，准能畅销！”
这两位年轻人身穿崭新的人造革茄克，脚下是米黄色尖头皮鞋，都是温州货，价格比河南便宜得多。唯有牛仔裤很旧，那是因为温州的牛仔裤是从外地运入，价格不低，所以他们还是穿河南货。虽说新衣、新鞋跟旧裤配在一起显得很不协调，好在他俩只讲实惠，也就不计较全身上下的“统一”了。这两位诸葛亮的同乡，对桥头讲了许多钦慕的话，说这儿的人热情，旅馆也干净，桥头人的脑子比诸葛亮还聪明。对于这儿一排排新屋，他们当然眼热，期望着自己的家乡也能像桥头这样迅速地富裕起来。
钮扣兴，百业兴。随着大批采购员的涌来，桥头镇的饭店、旅馆也大兴土木。
小小钮扣，使这个小镇充满青春活力……
据统计，中国北方某省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