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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特洛伊战争是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的第一次冲突的话，那么几百年以后的希波战争就是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的第二次冲突，不过这一次却是由东方人主动发起的。在希波战争之前，希腊城邦中的人们是爱好自由的，他们奉行分离主义原则，所谓分离主义，就是说每个城邦都恪守小国寡民的政治原则，把邻邦的自由和独立看作是自己城邦自由和独立的保证，即使彼此之间发生了武力冲突，也绝不以剥夺对方的独立存在作为自己的目标。那种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的政治重要性，对于城邦时代的希腊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他们并不觉得建立一个大帝国有什么必要性。但是经过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他们从波斯人那里学会了“帝国主义”。随着马其顿王国的建立和希腊的统一，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就开始把“帝国主义”反过来加到东方人头上。这样就导致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的第三次冲突，即亚历山大的东征。如果说特洛伊战争是西方人第一次打东方人，希波战争是东方人第一次报复西方人的话，那么亚历山大的东征就是西方人再一次入侵东方。后来罗马帝国崛起之后，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双方在美索不达米亚至亚美尼亚一线陷入了长期的拉锯战。大家都知道，罗马帝国是富于侵略性的，它的锋芒不断地指向东方。但是在西亚，在已经灭亡的第一波斯帝国、即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另一个王朝，这就是帕提亚王朝，这是一个比较野蛮的一个帝国，在我们中国的史书里把它叫做安息帝国。这个帕提亚帝国也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当罗马人向东扩张的时候，帕提亚帝国就构成了罗马人东侵的一个有力障碍，因此双方就在西亚展开了拉锯战。
英雄时代的文明格局（2）
当时罗马帝国所建立的版图，确实令许多后世的政治野心家魂牵梦萦，他们都想重现第一罗马帝国的雄风，实现建立第二罗马帝国或者第三罗马帝国的梦想。当时罗马帝国的版图，向西已经打到了大西洋，把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都纳于到罗马帝国的版图之中；向北打到了莱茵河、多瑙河一线，莱茵河以北、多瑙河以东的广大区域是日耳曼人生活的蛮荒草原，对于罗马人来说缺乏吸引力；那么向南呢，罗马人已经把埃及和北非都占领了，再往南就是撒哈拉大沙漠了，也无利可图了。所以罗马人只能向东方来谋求进一步的发展了。但是在东方却碰上了一个剽悍野蛮的帕提亚帝国，罗马人曾经两次与帕提亚帝国交战，一次是罗马“前三头同盟”之一的克拉苏带兵侵入帕提亚，就是那个剿灭了斯巴达克起义的克拉苏，结果却是克拉苏战败被俘，帕提亚人知道克拉苏贪婪无比，就把黄金烧化了灌到克苏嘴里，把他活活地烫死。第二次则是“后三头同盟”的安东尼，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位迷恋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的安东尼，他曾经是恺撒的爱将，恺撒被刺以后他与渥大维、雷必达结成“后三头同盟”，被授予了西亚的统治权。这位能征善战的安东尼也与帕提亚人打了一仗，结果也是以失败而告终。因此罗马帝国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始终是不太顺利的，先是与帕提亚帝国对峙，后来帕提亚帝国灭亡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第二波斯帝国，即萨珊王朝，它又接替了帕提亚帝国，再次构成了罗马帝国向东入侵的有力障碍。后来罗马帝国本身也日益衰弱了，分裂为东西两个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浪潮中崩溃了，东罗马帝国继续与萨珊王朝的波斯帝国在小亚细亚和西亚一带展开拉锯战。一直到公元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双方两败俱伤，萨珊帝国灭亡了，东罗马帝国也受到重创，可以说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渔翁”就是阿拉伯帝国。而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自从崛起之日起，就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处于激烈的冲突状态之中，拉开了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第四次冲突的序幕。这是后话，暂时不谈。由此可见，在英雄时代，在亚欧大陆的西部，两大文明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对抗关系中，双方打得一塌糊涂，不可开交。
现在我们再掉过头来看看亚欧大陆东部的情况，先来看看印度的情况。
我们刚才说到，在英雄时代，印度是一个特例，它的宗教过早成熟，从吠陀教、婆罗门教一直到公元前6世纪的佛教和耆那教，再到公元4世纪以后的印度教，印度的高级宗教价值系统过早地成熟，使它成为一个宗教的万花筒。这种高级宗教价值系统早熟的状况，使得印度在刀光剑影的英雄时代成为一个积弱不振的民族，它的阴柔之气太盛，阳刚之气不足。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印度老是受到外族人的入侵；但是另一方面，外族人无论如何征服和统治印度，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印度的文化性状，因为它已经有了自己的高级宗教价值系统，有了自己永远不折的精神砥柱。从表面上看，似乎任何一个外来民族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印度，但是若想彻底改变印度的文化特性，或者把它从文明史上彻底抹杀掉，像埃及在神话时代末期的命运一样，那却是办不到的。因为印度文明已经有了自己成熟的高级宗教价值系统，无论是武力征服还是和平渗透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文化性状了，这是与埃及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人要是在幼年的时候就到美国去，他是很容易被改造成为一个美国人；但是如果他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时他再到美国去，那么他无论怎样受到美国文化的熏陶，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了。文明也是这样，印度文明由于过早地成熟，因此它虽然在强悍的外族入侵者面前表现得积弱不振，但是它却具有一种以柔克刚的巨大势能。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从孔雀王朝以后印度就几乎没有过上几天独立的日子，老是不断地受到游牧民族和伊斯兰教徒的入侵与奴役，到了近代以后又受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但是，印度却始终如一地保持着文化上的一贯性，不因外族人和异教徒的统治而改变它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性。就此而言，印度在高级宗教价值系统方面的早熟，既是印度的不幸，也是印度的大幸。印度文明至今之所以仍然具有强盛的生命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那早熟的佛教—印度教这条一脉相承的高级宗教价值系统。在英雄时代，波斯人曾一度统治过印度河流域，亚历山大东征时，也曾经到达过印度河流域，并对印度孔雀王朝的建立产生过一些间接的影响。再往后，到了阿拉伯人崛起之后，印度又长期地被来自西方的各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文明入侵者或者野蛮入侵者所统治。所以印度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是一部屈辱的伤心史。而印度与东方、即与我们中国的关系，虽然关山重重、天各一方，但是在古代却始终是以和平交往为主调，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佛教的入华传播。
再来看看秦汉帝国。《淮南子》一书中说到秦国风俗时，认为“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见其民俗与罗马帝国颇多相似之处，都是凶狠好斗，崇尚军功。秦国正是凭着这股“贪狼强力”的狠劲吞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国。但是秦朝命运不济，二世而亡。汉朝取代秦朝的政权之后，继续了秦朝的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由于匈奴人在西北边境不断地骚扰，所以汉朝把主要精力用于西北的戍边。从西汉的武帝开始，一直到东汉的和帝，一些有作为的皇帝都采取了主动出击的策略，不断地扩张边界，与匈奴人在中国的西北边境展开了持续的战斗，用武力逼迫匈奴人向西迁徙。由此可见，中国的秦汉帝国与西方的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一样，也具有英雄时代的一般特征，即富于扩张和崇尚军功。只是由于空间距离拉得太远，所以强盛的秦汉帝国没有能够与同样穷兵黩武的罗马帝国发生正面的冲突。这件事情，到底是历史的不幸，还是历史的幸运呢？这个很难说。当时汉朝的军事力量在最强盛时，曾经广置河西四郡，把势力范围一直推到了中亚。那么，这样一个好大喜功的汉帝国，如果和罗马帝国发生正面冲突的话，到底谁更强大，还真难说。不过，这两个强大的帝国虽然由于地理环境的隔绝，没有发生正面交锋，但是它们之间却发生了一些间接的较量，这些间接较量主要是通过生活在亚欧大草原上的那些游牧民族而实现的。就好像是两个高手过招，彼此已经不用直接交手了，只须通过两者之间的气流就可以击倒对方，而处于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的强大“气流”就是亚欧草原上的那些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这次大入侵活动到公元前6世纪时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在已经扩大了的文明地区之外，在亚欧大草原的北部，仍然有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他们还没有进入文明状态。例如在秦汉帝国西北边境的匈奴人、在罗马帝国东北边境的日耳曼民族，以及在中亚草原上的阿兰人、马扎尔人、大月氏人等。这一支一支的游牧民族，在两大帝国之间的广阔草原上来回游动，哪一个帝国势力更强盛，他们就可能向相反的地方游动。这情形就像是一个天平，这一端高起来了，那些游牧力量就会顺着秤杆往另一端滑落；反之，那一端抬起来了，它们又会向另一端游动。游牧民族本来就是追逐水草而生，没有固定的城市和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