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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入侵
到了12世纪以后，当信奉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人们各自封闭局限在自己的文化藩篱中的时候，在亚欧大草原上，又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开始躁动。这些躁动不安的因素就是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和中亚草原上的突厥人，他们对南部农耕文明地区的进攻构成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入侵浪潮。这次大入侵的结果，导致了一些国家的灭亡，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文化特性和亚欧大陆文明体系的基本格局。原因何在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因为四大文明体系有了自己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以后，它们就很难从根本上被改变了，也很难再像神话时代和英雄时代的文明那样，发生形态嬗变了。
从公元13世纪开始，蒙古人的金戈铁马横扫了几乎整个亚欧大陆，并在南部的那些农耕文明地区建立了四大汗国和元朝。但是蒙古人的统治并没有改变已经确立起来的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许多入侵中亚和西亚的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逐渐融合进当地的文明体系中；另一些蒙古人拒绝接受被征服地区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试图以一种野蛮的方式来管理当地的人民，结果很快就被赶走了。到了14世纪，蒙古人的四大汗国和元朝都像骄阳下的冰雪一样迅速地瓦解了和衰落了，蒙古人入侵的浩劫结束以后，四大文明体系依然如故地彼此对峙着，并没有因为蒙古人的短暂的入侵插曲而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蒙古帝国衰落之后，一支伊斯兰教化的突厥人又迅速崛起，这就是土耳其人。他们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奥斯曼帝国，并且迅猛地进行军事扩张，吞并了西亚、北非和东欧的大片疆域，并且在1453年攻陷了屹立千年之久的君士坦丁堡，对基督教欧洲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些在伊斯兰教化的过程中很快就接受了文明教化的土耳曼人，标志着3000年以来不断冲击农耕世界的游牧民族入侵浪潮的最后一个狂澜，他们既是对广阔的农耕世界发起最后一次入侵的牧羊人，也是近千年来向西方基督教文明发起尾声攻击的穆斯林战士。
与蒙古人的入侵活动一样，土耳曼人的征服浪潮也没有改变亚欧大陆的文明体系，但是它却刺激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内在变革。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西方基督教社会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文化变革，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接着，在文化变革的基础上又开始进行政治层面上的变革，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宪政体制和民主政治取代了专制制度。最后又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上进行了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完成了西欧社会的经济体制转型。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一个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崛起于亚欧大陆的西北隅。与这一系列的内部变革活动相呼应，早在15世纪的时候，西欧就开始进行航海活动，通过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海外扩张，逐渐建立起全球性的殖民体系。航海活动开辟了海外市场，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大家知道，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现象，它一旦产生出来，就必然要把商品倾销的触角伸向全世界，伸向地球上一切有人居住的地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发展壮大的。正是在经历了这样的内部改革和外部扩张之后，曾经在中世纪积弱不振的西欧社会迅猛地发展起来，从农耕世界的广阔背景中脱颖而出，率先完成了社会形态的转型，以一种崭新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18世纪开始，这个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就取代了几乎已经没有立锥之地的游牧世界，构成了像汪洋大海一般泛滥的农耕世界的强劲对手。
殖民化浪潮的消退与文明分野的前景（1）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公元15—16世纪构成了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那个时候开始，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就结束了，3000年来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演变的这个宏大主题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主题开始出现，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与传统的农耕文明之间的对峙和冲突。在近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这种对峙和冲突以西方工业文明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其表现形态就是从18世纪开始的全球性殖民化浪潮。这个殖民化浪潮使得世界上所有的非西方地区都相继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并且在武力征服、经济渗透和文化引导的多重作用下，使这些传统文明地区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的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
到了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西方世界在经历了一两百年的殖民化或半殖民化的苦难历程之后，终于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在当今时代，一方面，整个世界在经济上越来越走向全球化或一体化；另一方面，随着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发展，许多非西方国家迫切地感觉到文化重建的重要性，这样就必然会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下，导致一种文化多元化甚至文化保守主义的前景。特别是到了20世纪末期，随着苏东的解体、两大政治阵营对垒的结束和冷战时代的结束，在传统的四大文明地区，似乎又出现了一种重振固有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趋势。在20世纪，特别是在冷战时代，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之间的文化差异完全被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给掩盖住了，全世界的人民都是根据“姓资”还是“姓社”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区分来进行心理认同的。但是在冷战时代结束以后，两大政治阵营的对垒不复存在，人们也不再按照政治意识形态的区分来进行认同了，而是重新以传统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作为心理认同的标准。非西方世界的人们纷纷转向了自己的文化根源，试图从中发掘出建设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如何把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化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放在所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面对这个时代性问题，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两岸三地的人民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都是华夏子民，都是中国文化的传人。儒家伦理思想也一度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同样地，我们看到近两届的印度领导人也在大声疾呼，要用印度教的精神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印度。至于伊斯兰教世界，这种文化认同的强烈程度就更不用说了，许多穆斯林都对西方基督教徒有一种情感上的隔阂和冷漠，有些人甚至还怀有深切的仇恨心理。这样一种历史的夙怨，是未来世界可能发生文明冲突的重要原因。即使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近二十年来也出现了一种保守主义的潮流，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启蒙和世俗化过程之后，西方世界同样也表现出某种再神圣化的要求。以基督教信仰作为文化认同的根本纽带，似乎已经成为西方人的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总而言之，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对垒的结束和冷战时代的终结，当今世界上确实出现了几大传统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复苏的趋势。对于这种趋势，我不想做任何价值判断，不想评价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只想强调，它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任何一个有现实责任感的人，都不应该忽视这个事实。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到，以传统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为主要纽带的文化认同，已经日益代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使用“文明的冲突”这个词或许不太确切，因为它具有太明显的暴力隐患；但是如果我们使用“文明的分野”一词来取代“文明的冲突”，那么它似乎更准确地表达了21世纪的一个基本事实，因为“分野”是一个中性概念，它只是表示了一种彼此区别的客观状态。这种“文明的分野”，既可能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的暴力冲突，同时也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平台。因为只有在彼此承认对方文明存在的独立价值的前提下，在承认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行真正平等的对话。否则的话，那就会像在全球殖民化过程中的对话一样，只是主人与仆人之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对话。
在追溯了人类文明的基本发展历程以后，我认为，长期以来被全球性西方化浪潮和政治意识形态冲突所掩盖住的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之间的差异，将会在21世纪重现出来，成为新时代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非西方世界的那些传统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在经历了西方化的洗礼以后，将会以一种自我更新的方式生长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文明形态，就像西方在经历了1453年的那场浩劫之后，以一种自我更新的方式发展出新的文明形态一样。因此，我相信未来世界仍然将会以这些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作为基本的心理认同纽带，以四大文明体系作为基本的文化归属来进行划界。但是这四大文明体系已经与西方化之前的情况不尽相同了，它已经并且正在经历着一个自我更新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观点，还是有一些合理之处的，尽管我更宁愿用“文明的分野”一词来取代“文明的冲突”这个概念。这就是我基于历史考察而对未来所做的一个基本判断。这个题目太大了，今天就只能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学生提问：刚才您讲了，整个文明的发展历程好像都充斥着一种血腥、暴力和战争的色彩，但是我们知道，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文明之间的融合。那么，除了您刚才所讲的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侵略及其所导致的被动融合之外，在历史上是否也有过弱势文明与强势文明在一个平等地位上的自发性融合？如果有过的话，那么在未来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究竟是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的融合将成为这个世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