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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乡关何处（3）
其实，一个人若要说自己家住何方，一般应该用地名而不会用街名。再则，沈继生先生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因为浙江萧山（目前为杭州的一个区）也有一座“潘水桥”，桥在当地的“潘水小区”，潘水小区过去就叫“潘水”。桥下之“水”为南门江的一段，名字就叫潘水。难道人们能据此又说李叔同的祖籍是在萧山吗？《李叔同印存》中的印章有一些是李叔同自己的印，有一些则是李叔同为别人刻的印。故以上所列印存并非全是李叔同自己的印章，有的就是为朋友刻的。比如，印存中有“顾印”、“萧山顾氏”等印文。陈慧剑先生《弘一大师金石学作品初考》一文考证，此系李叔同为顾叔度所刻。顾叔度既为“萧山顾氏”，那么为什么不能认为“家住萧山潘水间”亦是李叔同为其所制的闲章呢？故此，用《李叔同印存》中的印文来说明李叔同的祖籍是没有意义的。
沈继生先生在《弘一法师祖籍地辨正》一文中还讲道，之所以将李叔同的祖籍地定在浙江平湖，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夏，那年李叔同17岁，天津名士唐静岩为书钟鼎篆隶各体书件24帧贻李，大师刊行成册，封面题签《唐静岩司马真迹》，下作‘当湖李成蹊署’（李叔同别号成蹊）。”王勇则先生在《山西会馆系列碑的发现与李叔同祖籍研究》一文中先引述了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的一段话：“大师在俗世系，其远祖已难详考，原籍为浙江平湖，一说在山西。1964年余在京曾亲问其侄李圣章麟玉，亦云有此一说，但未知确为何处。又谓大师廿三岁在沪时，为应浙江乡试，便于报考，乃预纳监生浙江嘉兴府平湖县籍。浙江平湖，古名当湖，大师17岁时，其师唐育厚为他作书法范本《唐静岩司马真迹》题签时，他已自署‘当湖李成蹊’，故似称原籍浙江‘平湖’为妥。”然后说：“的确，李叔同17岁时，尚未去过南方，如果浙江平湖不是他的祖籍的话，相信他不仅不会知道这么一个小地方，而且也不会知道其古称的。”
唐育厚《唐静岩司马真迹后记》的落款为：“时丙申夏月，湖陵山樵唐育厚抚于颐寿堂。”丙申乃1896年，说明《唐静岩司马真迹后记》作于该年，而该年李叔同确实还没有到江南，从情理上讲，当时他还不会考虑到为在浙江参加乡试而自署为当湖人。但是学者们忘记说明（或曰考证）一个关键的问题，即李叔同究竟何时在该封面上题签？唐育厚的后记作于1896年，就一定认为李叔同将其成册也是这一年吗？2000年10月出版的《李叔同——弘一法师影志》第7页有《唐静岩司马真迹》封面的照片。照片上有收藏者题写的文字。从文字的表述中可知题字者认为此为“光绪丙申”由李叔同印行。至于题字者的这个结论系由何依据得出，则无人详考。倒是这张照片的文字说明提供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1899年，李叔同为津门书法名家唐敬严（又作静岩）刊行《唐静岩司马真迹》，并作题签，落款‘当湖李成蹊署’。”1899年时，李叔同已在上海，自然有可能为在浙江参加乡试作着“舆论”准备了。由于《李叔同——弘一法师影志》一书中的年代系用阿拉伯字表述，所以“1899”有可能系“1896”之误。即便如此，还是没有提供李叔同于1896年题签的证据。再即便将来有学者提出了关于这方面的证据，也同样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研究李叔同祖籍问题，还有另外的思路。
以母亲的籍贯为祖籍说我认为，有可能李叔同母亲的籍贯为浙江平湖。我之所以这么设想，也是有依据的。
第一，李叔同的孙女李莉娟曾从前辈口中知道其曾祖母来自南方（具体是何地不明）；
第二，李叔同在加入杭州西泠印社时写的小传中说：“哀公传：当湖王布衣，旧姓李，入世三十四年，凡易其名字四十余，其最著者曰叔同，曰息霜，曰圹庐老人，富于雅趣，工书嗜篆刻。少年纨绔子，中年丧母，病狂，居恒郁郁有所思，生谥哀公。”李叔同生母姓王。李叔同的爱母情结人所共知，他一度愿意以母姓为己姓，所以称作“当湖王布衣”（李叔同一直未取得功名，故称布衣）。所谓“旧姓李”，表示父系为李氏。小传中不说自己的父亲，却有“中年丧母”之言。这说明当时的李叔同在写这份小传时的恋母情结仍十分之浓（虽然李叔同对自己的父亲也有感情）。
有关李叔同母亲的祖籍可能在平湖的说法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了。徐星平先生在1992年9月出版的《李叔同研究》第一期上曾有《关于李叔同籍贯》一文，文中转述他人之言：“有人函告，李母王氏传说为平湖人。”不过徐星平本人在文章中并不同意此说。徐星平先生写此文是在1992年，而李叔同致叶舟之函手迹（其中有李叔同自写的小传）是于1998年在《收藏家》杂志上披露的。如此说来，今天讨论李叔同母亲的籍贯，以往的传说和李叔同的小传当联系起来一并考虑了。所以，李叔同当初把自己母亲的原住地视为自己的祖籍也是可能的。因为这样既符合他对母亲的感情，又可以就近在浙江参加乡试，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如果这个研究思路值得注意，那么即便李叔同为《唐静岩司马真迹》题签的时间是在1896年，同样可以从李叔同在籍贯问题上愿意从母的做法上获得解释。因为，如果李叔同母亲的籍贯确为平湖的话，她当会告诉自己的儿子李叔同，而李叔同何时开始将自己母亲的籍贯视为自己的籍贯是可以随时决定的。
综上所述，李叔同祖籍究竟在哪里？这仍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尽早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研究者也应该以事实为根据。商榷是应该提倡的，但切勿在缺乏确凿证据之前对别人的观点轻易作出否定。在如今质疑研讨阶段，沿用陈说亦非不可。如今浙江平湖兴建了李叔同纪念馆。建设者自然是将弘一大师的祖籍视为平湖。如果事实是如此，当然再好不过。其实即便有朝一日研究证实李叔同的祖籍不在平湖，也无大碍。因为纪念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全中国人的事。即便是在国外设立这样的纪念馆，又何尝不可呢？
第一部分声色情场（1）
“天涯五友”李叔同刚从天津到上海的时候赁居在法租界的卜邻里。他年少才盛，旧学新知又一应俱全，驻足上海不久即加入了“城南文社”。城南文社是一个以切磋诗词文章为目的于1897年秋成立的艺文团体。其组织者就是曾肄业于上海龙门书院的袁希濂，文社每月活动一次，地点在许幻园的豪舍城南草堂。文社的课卷专请精通宋儒理学，又长于诗赋的张孝廉评阅，并确定成绩。李叔同加入文社后，立即显示了出众的才气，第一次参与就获得了第一名。城南草堂的主人许幻园（1878～1925），江苏松江人，擅长诗文。家中富有，为人也慷慨，一度是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物，经常举办悬赏征文活动。自从李叔同到上海以后，只要参加征文，其成绩必名列前茅无疑。许氏慕其才华，于1899年春末让出城南草堂的一部分，请李叔同一家搬来同住，从此两人结为挚交。经常在城南草堂聚会的除袁希濂外，还有江湾蔡小香、江阴张小楼二位，他俩也都是当时上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这五位才子年岁相差无多且意气相投，遂决定结成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并摄一影纪念。许幻园的夫人宋贞曾有《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的一首是：
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
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这首诗形象地表现李叔同当时在上海的境况，他沉浸在诗文唱和之中，少年意气，潇洒无羁。
城南文社，城南草堂，“天涯五友”，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显然给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少年后的李叔同仍对此表示了难忘之情。他有一首《清平乐·赠许幻园》，词曰：
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慕，闭门著书自足。阳春常驻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
他也有《戏赠蔡小香四绝》，其中两首是这样的：“眉间愁语烛边情，素手掺掺一握盈。艳福者般真羡煞，佳人个个唤先生。”“轻减腰围比柳姿，刘桢平视故迟迟。佯羞半吐丁香舌，一段浓芳是口脂。”如此公子哥一般的生活写照，恰好说明了“天涯五友”当时在艺文活动之余的另一个侧面。他们的这段经历，不仅在当时令他难忘，就是后来他到了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艺术教师时仍有这种情感的影子。
“天涯五友”之间的友情是真诚的，同时又是令他们彼此留恋的。即便是李叔同于1901年暂时离沪北上，他也要在《南浦月·将北行矣留别海上同人》流露出这样的情怀：
杨柳无情，丝丝化作愁千缕。惺忪如许，萦起心头绪。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1926年夏，早已出家的李叔同到上海时也曾专程到过城南草堂旧址，当他知晓当年的城南草堂已变成念佛的“超尘精舍”后，便又留下了“真是奇缘，那时候我真有无穷的感触啊”的感慨。
事实上李叔同除了写诗文外，还参与书画活动。1900年春，他与友人就在上海组织了“上海书画公会”，交结了许多名画家。他自编过《李庐印谱》和《李庐诗钟》。这正是他20岁的年头，艺术成绩如此，使他自己也愿意表白“二十文章惊海内”了。
结识风尘女
李叔同虽然是“二十文章惊海内”，但他很快明白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眼见得八国联军攻陷津京，清政府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只留得“新鬼故鬼鸣喧哗”，呜呼，这恰是：“感慨沧桑变，天边极目时。晚帆轻似箭，落日大如箕。风卷旌旗走，野平车马驰。河山悲故国，不禁泪双垂。”满腔忧愤无处发泄，他玩起了寄情声色的人生游戏来，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
李叔同的这一段生活插曲，时间应该不长，到了1901年秋他入南洋公学后，他已经自觉到脱离这种生活的必要性。而从可查证的文献分析，他至少应该在1902年秋即已对公子哥的生活有了担心。1902年秋，李叔同有一封写给许幻园的信，其中写道：“……小楼兄在南京甚得意，应三江师范学堂日文教习之选，束金颇丰，今秋亦应南闱乡试，闻二场甚佳，当可高攀巍科也。××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专此，祗颂行安！不尽欲言。”这封信里写到了在南京颇为得意的“小楼兄”（即“天涯五友”之一的张小楼），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这段话说明李叔同已决心放弃“花丛征逐”的生活。
第一部分声色情场（2）
退出中怀有同情
当然，放弃声色情场的生活，并不意味李叔同对阁楼女子们缺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