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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津子是通过合作音乐舞剧《觉》。叫音乐舞剧，是因为舞者和乐队同台演出；如同舞剧和音乐会同时进行。津子个子瘦小，不说舞蹈时寡言，一说起舞蹈，就令人想到“手舞足蹈”“口若悬河”“忘乎所以”之类的词，典型的为艺术发电献身之人。这个舞剧说的是她和她母亲之间的矛盾。母女俩在创作和排练的过程中重演她们一生的争执。她们有同样长到脚跟的黑发，同样以舞为生命最高价值，但母亲在跳舞的时候脸上永远浮动着幸福和浪漫的革命微笑，动作优美亢奋，如同六十年代革命宣传画中的美女走出了画面；而娇小玲珑的女儿对所有动作的处理都充满神经质；更在意于表现内心挣扎和困惑，扭曲的动作遍布全身细节乃至头发和指尖。于是母亲常质问：为什么你的动作要那么丑？像个鬼？
我很想听听津子的母亲罗丽丽（贵州舞蹈协会副主席，一级舞蹈编导）说北京：
“我1986年来北京学习，后来回到贵州。我这人就是太热情了；把热情都献给了工农兵，赤脚给农民排练，结果把自己的业务都给忘了。一辈子怎么艰苦都没脱离舞蹈，最后有了孙子才有两年没跳。正在我不想跳舞的时候；这件事来了（指我们这个音乐舞剧），是天上掉馅饼了（因为是受德国in transit现代舞蹈节邀请），我又开始跳舞、练功了（我听津子说，她妈妈每天踢一千次腿）。以前我们跳舞没有忧愁，都是高高兴兴地跳（得，这又是母女俩争执的话题，这个舞剧中那些现代人的扭曲动作和痛苦表情显然使罗丽丽非常困惑）。”
我想多问问罗丽丽关于对北京的感想，但是她一张嘴就说舞蹈，说到她在少数民族部落里如何给上千的农民编导和排练图腾舞。这回忆显然比评说北京要激动人心。看来她比女儿更疯狂，只要能跳舞；管它在哪儿跳，跳什么！
和两位舞蹈者相比，我们乐队的人要理性多了。杨靖和张仰盛二位演奏家如同身经百战的老枪手，一举手，音符百发百中。
杨靖（中国音乐学院琵琶副教授）：
“北京的大师最多。我选择来北京上学，是因为我最崇拜的刘德海先生在北京。我十二岁就离开武汉了，1982年考上中国音乐学院。留校后当老师，但不断演出，把舞台经验总结到教学上，对音乐艺术形成自己的见解。北京对自己的专业最有帮助，氛围好，琵琶的前辈都在北京……”
张仰盛（总政歌舞团打击乐手）：
“我是山东人，来北京十五年了，要做事就要在北京，其他的地方氛围不够，但生活还是别的地方舒服。我每天练基本功，自己也做midi； 写音乐，最近我改编了《舟山锣鼓》，不用鼓全用锣，下部队演出时我也演唱，就是那种世界音乐的唱法（说着他就唱起来，还申请在演出时唱，我忙作揖止住）。我最近接了一部电视剧，我在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角色——匪兵甲！从头到尾四十集里都有我！”
看来我们这个小剧组里，我是唯一可以对北京感到麻木的人。我是老北京，不是“青柿子”，每天早上起来掰着手指头算计，北京怎么得罪我了。比如说，北京怎么能算国际化的城市呢？今天我去一家超市买卫生用品，在陈列浴盐的货柜前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外（一般说老外都是指白人）冲货柜走过来，对我不礼貌地一摇手，“哼”了一声。意即：让开！我没多想，在英国受到的客套训练条件反射似的弹出来：sorry（对不起）！我让到一边。但马上反应过来：不对呀，如果这个情况是在国外，对方应该先说：excuse me （ 对不起），然后我说，sorry（ 对不起），然后我让开，他过去。而这位什么都没说，只是一摇手，我就sorry了。他那粗鲁，像是北京爷们儿，我那sorry，倒更是进口客套。再一想，这要是在纽约，丫挺的敢这么对一个女士无礼吗？不敢。为什么在这儿敢呢？是不是觉得这儿跟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都差不多？还是想模仿北京爷们儿？我越想越生气，所有民族情绪都来了，联想到这诺大古老京城，居然是大批老外放弃传统客套的乐园，岂不成了殖民地么？于是掰着指头算，有什么传统骂人话可以解我心头之气。但想着想着，突然大悟：那老外不会说中国话；他也不知道我能说sorry；他不冲我摇手怎么办呢？
第二部分：给自己一个狂热夜晚晚上当回大爷
今夜怎么度过？白天装了一天孙子， 晚上总得找个地方当回大爷。 出去喝酒吃饭泡咖啡馆？那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干的。你才二十多岁，刚找到工作，并不喜欢在晚上应酬饭局，又有一身的劲儿没地儿使。健身？枯燥。 做爱？就算是你有了恋人，两个人天天在家里闷着，干什么都会变得无滋无味儿。年轻人的爱情需要幻觉，需要颜色。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别老在家玩电脑，时间长了会阳痿。出门去，到一个舞蹈俱乐部，买上一张票。 进去，节奏震动着墙壁，各色灯光笼罩过来， 你现在置身于音乐与人群之中，渐渐地，音乐与你的身体连接起来，你忘了白天的现实生活，忘了工作给你带来的烦恼，如果你有情人在身边，他（她）会更加光彩；如果你只有自己，今夜就异常的放松，你会享受属于自己的极大自由和空间。自由放松，就是大爷。这就是现在舞蹈音乐（dance music）和俱乐部（club）的功能。
俱乐部文化已经是一种席卷全球的文化。在香港，它被译为“次文化”。听起来就带着贬义，弄得一些保守又好奇的知识分子就是不敢进俱乐部，因为怕沾上一个“次”字。“次”除了是二等，还有“劣”的意思，沾上“次文化”的边，好像成了残品。俱乐部文化曾被认为是支流文化（subculture），但是支流文化的本身意义不是“次”而是新潮审美的意义，俱乐部文化的起源也是以反主流而产生的。无论被称为支流文化还是反主流文化，都是对俱乐部文化的最大承认，而它的划时代的新潮（hip）审美已是不置可否。可香港的“次文化”之译名带着陈腐狭隘的偏见，是含糊不清的双关语，一下子就把俱乐部文化的历史意义给全抹了。
你现在是在俱乐部里。看看周围的人，他们都穿戴有点儿特别，不像在街上走的人。“俱乐部文化是审美文化”——Sarah Thornton《俱乐部文化》。由于社会审美趣味的迅速发展，俱乐部代表了人们对潮流的选择。今夜这个俱乐部如果都是来跳乡村舞的，他们肯定都是穿着长裙牛仔裤； 但如果这个俱乐部是个house音乐俱乐部，今天晚上来的人都必要装酷。所以在你进俱乐部之前，最好先调查一下这个俱乐部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尤其是在欧洲国家和纽约。北京和香港似乎不会在审美上太严格，尤其是被称为“次文化”后，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北京俱乐部净是妓女和款爷，如此这般，成员是绝不会在舞蹈音乐趣味上有挑剔的。）柏林的一位俱乐部看门人说，来跳迪斯科舞的人装扮夸张，性感如妓女。但这并不等于必得真是妓女，只是说明来俱乐部的人必是新潮（hip）， 到此来显示的是他们在音乐和服装上的异趣。
你跟着音乐节奏走到DJ面前，发现音乐不是从光碟中发出来，而是DJ——个小伙子在无数个已经做好的唱片上摸来摸去，蹭来蹭去，换来换去，使唱片发出奇异的声音效果。人群跟着那不变的节奏狂舞，DJ跟着人群的扭动而改变着音乐的气氛。他是在拿已经制作好的音乐在俱乐部里当场“再”制作。他是音乐家，只不过他演奏的不是乐器而是唱片。他的观众是那些舞者，舞者们的情绪感染着他，他做出来的DJ音乐感染着舞者。他与舞者互相感染，共同创造着别出心裁的气氛。DJ音乐是新潮与古董的对置而产生的，因为它的原材料是已经做好的成品音乐。 DJ可不是音乐播放师，他是当代俱乐部中的英雄，是创造现场音乐的天才。
现在你跟着音乐摇摇摆摆，用不着像交际舞似的追求舞步的正确，用不着担心踩了舞伴的脚，或者是动作欠形体训练。你只是跟着嗵嗵嗵嗵的节奏晃动，两手自由伸展，节奏快得似乎在加强身体运动的同时抹去了生命的意义。你在享受音乐、灯光，没有原因的欢乐，你扭动不停，周围全是幻觉，音乐为你带上一层面具，你藏在音乐之后，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夸张的你，你也看到的是夸张的他们，又好像是气功，不到精疲力尽不要停下来。灵魂和身体在音乐中夸张和消失。
但这音乐是什么音乐？你怎么判断你听到的音乐？怎么判断你所在的俱乐部是什么样的审美？ 怎么判断你自己对俱乐部音乐的选择？它们为什么没有什么旋律？谁是它们的作者？自从有了DJ； 俱乐部音乐文化才有了真正的发展，俱乐部音乐不是由作曲家创作的，而是唱片制作人和录音棚虫，及当场献艺的DJ。如今俱乐部音乐已经从支流文化进入了主流文化，DJ们从俱乐部英雄已经渐渐地变成了舞台音乐家。在纽约的音乐家们，现在很愿意和DJ音乐家在舞台上合作。DJ音质的机械性与音乐家现场演出的乐器音色形成质的对照。
但这都是后话，你现在还泡在俱乐部中琢磨音乐种类呢，还没明白为什么你今晚的衣服穿错了， 闹得别人拿眼瞟你（我这比方可能在北京无用，但万一你是在欧洲呢），不懂得音乐种类，你还是当不了大爷。我们马上就会给你介绍俱乐部新潮音乐的种类……
不行，因为篇幅的关系，你先慢慢地扭着吧。
第二部分：给自己一个狂热夜晚爵士音乐的开山祖—奥耐德·考门
1993年我在纽约作了首场演出。那场演出是和美国前卫女音乐家劳瑞 安得森同台。我从英国带来的曲目是《六月雪》中的唱段和reggea。演出完毕，回到我的小化妆室，代理人沃娜领进来一个黑人老头。她介绍说，这位是奥耐德·考门。我们握手。奥耐德说：“嘿，姑娘，今后无论你要做什么，我都会站在你身后支持你。”我是到了纽约后才听说奥耐德这个名字，才听说自由爵士音乐，才听到奥耐德的演奏录音， 但是从第一分钟听到他的音乐时就像生命里被注入了一种新的兴奋剂。现在奥耐德站在我的小化妆室里，一句话，至少告诉我没白在台上闹腾。
后来我常去奥耐德那里请教。他非常善谈，有一肚子的音乐哲学随时要发表。“爵士音乐对于很多人象征着黑人音乐，就像古典音乐象征着是白人音乐。但是音乐是没有颜色的。”他在年轻时被称为天才演奏家，一辈子有无数震撼的作品和惊人的演奏场面，从1958年就开始了他的“音乐革命”。在六十年代领导着自由爵士的潮流，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