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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来中国，只能吃中餐或西餐，现在北京有好几家日本餐馆了，这对我们日本人很方便。出租汽车、长途电话等服务性行业也发展较快。总之感到北京在发展，中国在发展。庄先生，您感受如何呢？”
我低下头，想了一下说：“过去私下和外国人往来是不允许的，现在，咱们能在一起聚会，这是很大的进步。上个月我去深圳特区讲学，感触颇深。过去破烂不堪的小镇子，只经历了几年工夫，就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凡去过深圳的人，大都赞叹不已。物质上的成果反映精神方面的成就，说明改革开放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敦子小姐，你去过深圳吗？”
“还没有。”
“到过中国什么地方？”
“广州、上海、济南、大连、昆明、大津……我出生在沈阳，在哈尔滨住过一段时间，新中国诞生后，全家随父亲到了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
我惊讶地插话道：“为什么搬到张掖地区呢？”
“我父亲是从事兽医研究工作的。”
“哦！张掖地区我去过，那里生活环境很艰苦，你们习惯吗？”
敦子小姐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我是在甘肃上的小学，中学，直到高中毕业。三年自然灾害也是在那里度过的。农忙时，我和同学们帮助农民秋收、春播，帮助他们整地、施肥。有时还帮他们推磨，我个子小，老师和同学干活时都照顾我，可是我不甘心落后，努力抢着干。老师和同学们经常表扬我。五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向中方提出回国的请求，中方的领导说，我们缺少您这样的人才，您干几年再回去。到了五十年代末，我父亲又向中方提出回国的要求，中方领导仍然继续挽留。一九六二年，我父亲不幸患直肠癌在兰州病逝，一九六七年夏，母亲领着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离开了中国回到了日本的老家岛根县。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五人到了东京，在那里工作、生活。一九七八年伊藤万公司派我常驻中国后，我还利用假期，自费专程去张掖看望老师和同学们。
一九八0年，当时兰州已经是开放城市，我和茂弟弟到兰州为公司办事，其实是利用这个机会去看我曾经工作过的第一毛纺厂。高中毕业时，有两个工作岗位供我挑选，一是到银行当职员，二是到毛纺厂当工人。我说：“工人阶级光荣，我要当工人阶级！”于是我进了兰州第一毛纺厂。
我那时是热血青年，要求进步，跟组长姚素萍很要好。姚素萍是预备党员。厂里召开共青团代表大会，还让我做列席代表参加。厂里第一批发《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就有我的名字。后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到工厂，姚素萍成了保皇派。有次对立面展开大辩论，把姚素萍围在中间，推过来推过去，伸手还打了她。我在旁边看到这个场面，吓得腿发抖，不知怎么办好。我有些不服，就帮姚素萍贴大字报，还签了名。那时我几乎忘记自己是外国人。这下惹下大麻烦，当时规定外国人是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就说我是特务、间谍，弄到公安部门，对那张大字报又是拍照，又是调查，还到北京公安部，要求承认我是特嫌。
事情闹大了，日本外务省要求我们全家回日本，不久全家人回到了祖国。后来听说姚素萍受到不公正的审查，可是姚素萍的父母都是老革命，祖宗三代也查不出名堂，因此姚素萍一直没有被关起来。但她也被折腾得够呛。我心里不安，有些内疚，这次来兰州，无论如何要见见姚素萍。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姚素萍说起跟外国人有牵连致使原先跟她恋爱的那位解放军军官不得不与她含泪分手，我的泪水也几乎流了出来。跟姚素萍分手后，我一个人带着对故乡故友的情怀，冒着寒冷，兴致勃勃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车。本来晚上十点到达张掖，谁知列车晚点了，第二天凌晨二点才到站。天漆黑，北风呼呼号叫，我心里有些不安。白天同学们在电话里约好的，都要来接站，可列车晚点四个来小时。当我刚刚迈出车门，同学们都兴奋地叫喊起来：“敦子！敦子！我们欢迎你！”十多位过去要好的老师和同学，个个冻得脸蛋儿红扑扑的，都迎了上来．我们久别重逢，抱成一团儿，一个个眼泪汪汪的，我含着热泪说：“我做梦都想见到你们啊！”
我住在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在一个班里的好朋友海英家里。她家房子宽敞，我俩像亲姐妹一样。从婚姻谈到事业，从日本谈到中国，从公司生活又谈到高中时做代数、几何的难题。我们一聊就是半宿。同学们纷纷跟我相约，一定要我这个日本来的远方客人到自己家里吃顿饭，表表老同学的心意。盛情难却，于是到同学家吃饭成了我紧张而又欢乐的事情。
到张掖的第二天，我跑到小时候注过的地方，在日本我做梦都想回到这个旧居，因为这里终究是我生长的地方。记得冬天时，门口有片芦苇沼泽地，结了厚厚的冰，哥哥弟弟都穿着冰鞋，从容地往前滑，我害怕，但又很想玩，于是就在凳子后面推，常常凳子滑得快，我跟不上，咕咚摔在冰面上。大家玩得可开心了。可是，原来的芦苇沼泽地不见了，洼地被填平、四周盖起房子，旧居不见了。然而，那些童年美好的东西，无法在脑海中消失。
我的工作很忙，在张掖只有三天时间，还要为公司谈一个项目。第三天的早晨下起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同学们约好在那座塔边照像，海英专门为我准备了中国姑娘的服装，还有棉衣棉裤，生怕我冻着。天上飞着鹅毛大雪，地上积雪一尺多厚，许多同学住得较远，我以为他们不会来了。可是，当我来到塔下时，同学们一个个雪人似的早早来了，还有班主任、校长。我一看这情景，眼圈不禁红了。这张照片多么珍贵啊！
就在第三天的晚上，同学们来到海英家里聚会，做了一些菜，买了一些啤酒饮料，大家欢聚一堂为我送行，给我赠诗，写留言，阔了大半宿。
“回国已经四年了，但我无时无刻不在回想中国的事。中国是我生长的地方，那里有着我的朋友、同学、老师，有我上过的学校，有我半生的历史，我爱中国……”敦子小姐最后说。这时，敦子小姐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起来。
五 一分希望生出三分幻想
我们轻松地漫谈着，吃着水果、听着音乐。时光过得真快，已经到了晚上十点钟了，我和赵丽只好向敦子小组告辞。她恋恋不舍微笑着对我们说：“下次，咱们一起去打保龄球好吗？”
“好！你定时间，我通知庄老师。”赵丽主动地高兴说。我看着敦子小姐，并点头表示同意。握手后，她送我们到房间门口，又目送我们在走廊的尽头。在拐弯前，我回头看见她还在向我们挥手告别。
出了新侨饭店，赵丽很坦率地对我说：“敦子平时讲话很少，这是我和她认识以来第一次见她这么健谈。”我默不作声地听着，问道：“你们过去在一起时都谈起什么？”
“一般都是生活上的琐碎事。她几次张罗着要找您。”
“你怎么愿意和外国人交朋友呢？”
“我啊，主要目的是想请她帮忙，帮我去日本。”
“你和敦子小姐谈过这问题吗？”
“还没有，关系还没到那个份儿上。庄老师您的面子大，帮我说说好吗？”
“今天，我才第二次和她在京见面，过去也交情不深，现在和人家谈这么大的问题不感到太唐突吗？即使深交，也要看人家愿意不愿意，万不能勉强。”赵丽见我说的有理，又恳切地说：“庄老师，现在不忙说，过一段在适当的时机您帮我说句话好吗？”
“你这么年轻，为什么想到国外去呢？”我反问道。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到外面闯闯吧！在这里有点憋得慌。”我们边走边说，来到了公共汽车站，在这里我和赵丽愉悦地分手，乘不同线路的汽车各自回家。“你下来了，我倒很愿意去看看你。”敦子小姐说的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是一颗心敲打着另一颗心，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往往会激起别人同样的情感。而爱情是两颗心撞击的火花。敦子小姐在与我谈话中那睿智的目光，深情的一笑，含蓄的话语，使我神醉，扑朔迷离。初期的爱情只需要极少的养料。彼此能见到，握握手，谈几句话，心中就会涌出一股幻想的力量。
六 偶然遇到个“红娘 ”
中国有句古语，叫“千里姻缘一线牵”，我跟庄先生的恋爱的确有点意外，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一切都在悄悄中发生，默默中发展。
赵丽小姐才二十来岁，是个大学生，有次她问我：“敦子，你会打乒乓球吗？”
“会点儿，有这个爱好。”
“我小时候进过乒乓球队。”
我问赵丽：“报纸上说，庄则栋又回少年宫当教练，他是个为中国争光的伟大人物，我们日本冠军队，就是被他打得一败涂地，至今翻不过身来，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是的，庄则栋这三个字，在中国、在世界是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我小时候就知道，我的教练章宝娣训练我们时，经常用庄则栋小时候训练如何刻苦、如何顽强、如何巧练来启发教育我们。我们的章教练，在五十年代和庄则栋配混合双打，曾获得过全国冠军。”
“庄则栋这个人很不错，当了冠军不翘尾巴，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时，他也挺着腰杆活过来了，可惜他和妻子离了婚，是单身汉。”
“他球艺这么高，为什么不进国家队当教练？”
他下放到山西二年多，把近二十年来上不去的山西队带上来，把国家女队打得落花流水，这本来是有目共睹的，可是回到北京，他离开了体育界，到北京市少年宫去培养小孩儿。”“庄先生在我们日本人眼里，是一位伟大而又神秘的人物，我们全家人一谈到他就翘大拇指，可崇拜他了。”
“过去，你见过庄先生吗？”
“一九七一年，见过两次面，那时我二十七岁，庄先生和中国乒乓球队来到日本，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这是‘文革’中第一个访日的代表团，也是我回国四年第一个听说来访的中国代表团，我很想见到从第二故乡来的亲人。我两次坐夜车赶到名古屋，第一次正赶上比赛刚开始，我被拒见，第二次庄则栋代表中国乒乓球队出来见我，交谈有十分钟就分手了。第二天，中国乒乓球队从名古屋去大阪，我也正好从名古屋站上车，经大阪回岛根县。我们在火车上相遇了。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庄先生率领中国青年乒乓球队访问日本，在东京我曾去饭店看过他，以后十几年再也没见过。”
“你想见见庄先生吗？”赵丽问我。
“行！看看这位落难的世界冠军吧！我坦白地告诉你，当年我心里可矛盾了，他为中国人争来了世界冠军，举国欢腾。我们那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