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刘志丹，那里有徐海东！必须去！”
第四章 陕甘宁写意哈达铺（2）
就在10天前的俄界会议上，毛泽东说的还是到“苏联边界去”，怎么又改到陕北了？
这缘于一张报纸。
在哈达铺红军纪念馆，我见到了这张1935年9月15日出版的《大公报》，是一张4开大报，竖版，其要闻版的大标题是《徐海东窜甘•；陕匪势猖獗》、《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志丹徐海东有合股趋势》。全版通篇高喊“剿匪”口号，却为毛泽东提供了陕北红军“十分活跃”的消息。据胡春玉介绍，《大公报》是一张比较中立、客观的报纸，它之所以用了“剿匪”的词汇，“是因为编发的中央社电讯。”
胡春玉带我来到当年的邮政代办所，房间面积10多个平米。“这里并不是邮局。”胡解释，“当年是一个姓王的商人在这里做生意，顺便卖卖报，有《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等。因为哈达铺商人多，他们需要了解外面。却没料想，毛泽东进镇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邮政代办所，并从此改变了红军的走向。”
兹摘录两段当年电讯——
“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完全赤化者有8县，半赤化者10余县。现在共军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70余万，编为赤卫军者20万，赤军者2万。”
“陕北赤匪主力，原以清涧、安定间之乡间为根据地，延川、延长、绥德、吴堡等为出没游扰之所，至神木、府谷、米脂等，不过为匪中一二支队及匪民不时出而骚动之区而已。日前赤匪集合首领刘子丹（即刘志丹）、谢子长、杨祺等于安定属之于家湖开某重要会议，对于扩大匪区似抱有绝大企图。”
红军因这张报纸改变了前进的方向，很偶然，不是吗？但却又是一种必然，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说，“一个民族的生命结成一种果实，是因为民族活动的目的在于贯彻它的原则。”红军到底该到哪里落脚，是毛泽东长征路上一直思考的问题，在哈达铺，毛泽东明白了最终目的地。早在6月份的两河口会议时，中央作出了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但究竟为什么要在那里建，大家心里没底。在俄界，提出了到苏联边界建根据地，但缺乏准确的情报。现在突然获悉陕北的刘志丹还有一支红军队伍和一大块根据地，对毛泽东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
二
“到陕北去！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创造了十几县广大的红区，成立了十几万红色的军队。到陕北去！到陕北红区建立根据地！”胡春玉为我唱起了当年这首《到陕北去》的歌，“这是红一军团一师宣传科长彭加伦作的词曲。”当年这首歌，其实就是向全军将士发出的最新号令。
我走进当年做通团以上干部思想工作的关帝庙。庙很大，青草依依，牡丹寂寞。
1935年9月22日，毛泽东在这里召开干部会议。他对红军干部们说：张国焘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要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毛泽东鼓励大家：同志们，到陕北不远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根据俄界会议的决定，红一方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彭德怀担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在离开红三军团的告别会上，彭德怀非常激动，眼泪不住地往下流。他说：红三军团从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几万人，至今天长征到甘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让错误路线快折腾光了。今天剩下这点人，都是精华，是中国革命的骨干和希望。他说：我的脾气不好，骂过许多人，请大家批评和谅解。这番话使在座的人都深受感动。
“去年，曾任叶帅作战参谋的范希贤老人在儿子陪同下回到了哈达铺，他清楚记得当年这里的繁华，那时他还是红小鬼，他还记得曾去镇上的药铺抓过中药。”胡春玉说，范老对哈达铺的模样70年没变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又很高兴，认为保护得好。
胡春玉说，当年哈达铺人民对红军特别热情，其所在的宕昌县共有3000人参加红军，但大部分在后来的西征中牺牲了，“这再次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中央红军按俄界会议的决定去苏联边界建根据地，所走的路必须穿过河西走廊和青海，路径与后来的红军西路军一样，会遭遇凶悍的马步芳匪徒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结局如何，很难预料！”
1936年的红军西路军，在西征路上几乎全军覆没。
那么，1935年9月的哈达铺，是一个王姓商人代销的报纸改变了红军的走向吗？我不作结论。
胡春玉告诉我，哈达铺民间历来有种植当归的习俗，质量全国第一，因此自古以来这里非常富裕。“但这些年来我们落后了，药材甚至不能与1935年相提并论。”胡春玉说，你看长一公里多的老街，原先有近400家铺子，现在大多关门了，“哈达铺衰落的原因很多，但岷归价格的持续低迷，可能是最大的影响。”胡说，早先岷归绝大部分出口，主要是东南亚地区和日韩等国，出口量曾占国际市场的90％，那时全镇年产二千余吨，现在却萎缩到只有数百吨。说起原因，“我们的归农太善良了。当初当归收购季节，那些主要进口国的商人不约而同来到哈达铺，看收割、制作流程，问种植的面积、成本，了解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这些原本是最该保守的商业秘密，归农竟和盘托出。后来岷归价格便一落千丈，进口商联手把价格压低到每公斤仅2元多，低于成本价！”
胡春玉的话让我很震动，市场竞争中，我们还要吃多少亏？
第四章 陕甘宁写意会宁（1）
历史之魅——“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三大红军主力为什么选择在甘肃会宁会师？这背后还有一段故事。1936年9月下旬，中央在陕北讨论三军会合地点，毛泽东说，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地一定要慎重考虑，要选择一个好地方。“两河口会师，我们最终与张国焘分道扬镳了——两河口嘛！”周恩来说，会宁是陇东重镇和交通枢纽，建议在会宁会师。毛听了兴奋地说：“会宁，好地名啊！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近8万人在会宁会师。红军在长征中经历7次会师，会宁会师最壮观、最重要，它宣告了长达两年的长征胜利结束。在长征的四个“结点”中，会宁占了一席：瑞金是出发点、遵义是转折点、会宁是会合点、延安是落脚点。在1955年授衔的我军将帅中，9位元帅、8位大将、45位上将、136位中将和1360位少将到过会宁。
那么，今天的会宁，最有特色的是什么？如果问10个会宁人，9个会回答是教育。
作为我国贫困地区教育的典型，“会宁教育”的成败折射着中国贫困地区教育的成败。
会宁县位于甘肃省中部，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贫困大县，自然条件严酷，素有“陇中苦瘠甲天下”之称。全县辖29个乡、4个镇，总人口接近60万，是甘肃省第一人口大县。农业人口约56万，占96％以上。坊间的说法是，会宁十年十旱，一碗油不一定能换来一碗水。
会宁：好地名、好学生与宽广胸怀
一
会宁的孩子以苦读著称，这是有渊源的。在与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段兆军的交流中，他告诉我，作为已有2100多年历史的古城，会宁历代文风昌盛，“仅明清时就考取进士20名、举人113名。恢复高考以来，全县向全国各大中专院校输送学子3。2万名，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二百多名、硕士学位近二千名、学士2万名。”因此，会宁素有西北高考状元县和博士之乡的美称，会宁子弟仅在北京中关村高新科技区的就有三百多人。段兆军介绍，这里的农民见面后不说“吃了没”，也不问对方今年“赚了多少”，而是问孩子考取了哪所学校，大家只为孩子能考上大学高兴，“之所以不问赚了多少，是因为我们这里除了黄土还是黄土，你能赚多少？你本身就没啥可赚的，何必再问赚了多少？”因此，农人们把孩子抠得很紧，“如果你早晨到各个中学去看看孩子们的晨读，那才真叫感人呢！”
感人只是一个方面。在西藏日喀则当兵转业后就回家乡搞教育的段兆军，已经与山里娃打了二十多年交道，“这里的娃读书苦啊，每天要走七八里山路，随身带三样东西：书本、馍和水。学校是不供应水的，因为没水。娃们中午只能啃着干馍喝凉水，咸菜几乎没有。现在稍好一些，上初中后有了寄宿制，但还是很苦！”
那么为啥要如此苦读呢？
“只有读书才是他们的出路啊！”段兆军说，“陇中苦瘠甲天下”的会宁，十年十旱，“我们这里年降水量300毫升，但蒸发达到1800毫升，如今会宁北部山区已经一年多没下雨了，你知道那里的土成什么样了吗？不是照片上拍的干得裂了缝，而是成了面粉一样的灰！全是灰！这样的环境下，娃们不奋斗行吗？所以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在会宁不光是政府的口号，更是百姓的自觉行动。老百姓一旦觉醒了，教育的潜力有多大？”
说到这里，段兆军显得有些激动。
第四章 陕甘宁写意会宁（2）
二
“但怎样理解人才辈出与山河依旧的关系呢？”
这个问题是我向段兆军提出的。按一般逻辑，一个地方穷，就必须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建设家乡，“但问题是，会宁培养的人才都出去了，层次越高走得越远，那么该由谁来改变会宁面貌呢？精英们都走了，会宁岂不是越来越穷？”
“问得好！”段兆军先是愣了一下，显然他没想到我会这样提问。但他没有回避，阐述了三个观点。
其一，回不回来要看是否学以致用，“譬如我们考师范类院校的学生，学成后大部分都回来了，目前全县7000多教师中，很大部分就是这一批人。”
其二，回不回来是个相对概念，“譬如我们考取北大、清华的学生，他学的是核物理、生物工程，你让他回来干什么？会宁籍的200多个博士，真要他们全部回来，以会宁目前的经济、社会水平，根本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发展的平台和空间，岂不是在浪费有限的人才资源？我认为，人要有大家乡观念，要有宽广胸怀，会宁学子在各自岗位上服务了全国，就是会宁人民的骄傲！”段兆军告诉我，现温家宝总理的秘书田学斌、国防大学副军职博导姜汉斌、清华大学教授赵有健、曹树良、央行金融研究所主任张之等，“都是会宁学子，让他们用才智服务更广阔的社会，岂不比窝在会宁强？”
其三，恢复高考二十多年后，会宁教育的回报期到了。段兆军认为，确实有人曾认为会宁是“人才辈出，山河依旧”，但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因为教育的回报期不能立竿见影，“得有耐心”。二十多年后，会宁人慢慢等来了这样的回报期：一是大批学子向家乡提供信息、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