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e Ca rd o s o）。他没有多少资本家作风，而且具有一种松散悠闲的政客魅力。20世纪70年代期间，他就写出了代表巴西左派人士的文章《拉丁美洲的独立和发展》。对军政府的批评使他受到审讯、监禁、他的办公室也遭炮击，还有几次被流放。而在1985年军人政府倒台以后，没有了军事独裁的阻碍，卡多索反而变得没有以前那么激进了。到他1994年当选总统时，他成为巴西政界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在密切注视贝利与巴西足协资本家们之间的斗争时，卡多索在贝利的身上看到了一种相似的意识形态精神，决定借此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于是他任命贝利为他的特别体育部长，巴西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内阁大臣。“他象征来自巴西平民的胜利……”卡多索宣布该任命时这样说道。很明显，贝利从最开始就把“现代化”日程带进了巴西政府。任期一年以后，他提出了《贝利法案》——一套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类似的足球改革。该法案要求各俱乐部作为透明的资本主义企业运作，建立公开账目和经理负责制；允许球员自由转会，使他们能够在合同到期后离开他们的俱乐部。他的助手凯尔索？戈瑞利（Ce ls o Gre le t）告诉我：“我们当时认为应该把商业理论和职业理念引进俱乐部。”贝利希望这些改革能吸引外国投资商将“巴西足球重新打造成为足球领域的NBA”。
四
在乘飞机快要进入里约时，从俯瞰整个城市的基督山山顶的这个角度向西望去，可以看见巴西最著名的建筑——马拉卡纳球场（Ma ra c a n S ta d ium）。在街道上，抬头观看其低矮的钢架边缘时，很难想象马拉卡纳能容纳20万人——这一点在1950年世界杯决赛的时候它确实做到了，那是有史以来单场足球赛能够达到的最大观众数目。球场的高度甚至还比不上周边的中产阶级住宅区。然而从空中看上去，马拉卡纳壮阔的气势一览无余。它像是地面上的一个巨大的洞，有着数不清的洞穴角落，似乎能容纳无穷无尽的球迷。环绕着球场，一条深沟横在观众席和球场中间，沟外是一排排的水泥凳，足以容纳4万观众，此外上方还有一层层的座位。
马拉卡纳就像是一座意大利大教堂，人们在其中能看到许多足球英雄以及为足球而长期忍辱负重的勇士们，还有其保护神贝利先生的纪念品。就在这里，1969年11月19日，贝利射进了他的第一千粒进球。就在这里，正如体育场入口处的一块牌子上所记载的那样，1961年贝利射进了“历史上最漂亮的进球”。他从守门员那里接过球，带球跑过全场。他中间没有传球，而是利用大量的假动作骗过对手，他接连晃过六个不同的防守队员。直到他最后把球踢进球网之前，足球没有真正离开过他的双脚。和贝利的很多经典进球一样——有一次他带球绕着一名塞内加尔守门员转了两圈，还有一次与里约一个顶级俱乐部比赛时他创下了单场八粒进球的记录——这些都没有被拍摄下来，只是存在于人们逐渐消退的记忆和民间传说中。
马拉卡纳的神奇历史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以至于里约热内卢的四支球队中有三支把这里当做自己的主场。在八月新赛季开始后的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来这里观看著名的博塔福戈（Bo ta fo g o）俱乐部的比赛。我期待着一次美妙的运动之旅。入口处没让我失望，然后是一条花岗石铺成的光亮的人行小道，就像好莱坞大道上的中国戏院前的那条路一样（这条路上印有许多明星的手、脚印），一块块石头上记载着巴西最伟大的球员、教练和体育记者们的事迹。在距离球场入场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桑巴舞起伏的鼓点。
歌声和鼓点源自于场地的一角，就在球门的旁边。意大利人称之为“球迷看台”。在拉美的大部分地区，球迷看台是热情洋溢的球迷俱乐部集会的传统场所。他们忘情地挥动着至少十米高的旗子，上面书写着他们对自己球队永远的支持。他们花费整整一周的时间谱写新歌，用来嘲弄对手，为他们最喜欢的球员加油鼓劲。
在马拉卡纳可以找到球迷所期望的所有情感，只有一个例外：“相互交往”。除了球迷看台上的铁杆球迷，以及出于安全考虑而隔离在自己的球迷看台上的几十个客队球迷外，在空旷的球场里几乎看不见一个人。当解说员宣读球员名单时，球场里的回音让人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根据记分牌上的显示，只有为数不多的4 000人到场观看。这个数字极具典型意义，少得令人难过：出现在哥伦布、俄亥俄、达拉斯以及得克萨斯等地方普通球赛现场的球迷都要比出现在巴西顶级联赛中的球迷要多出好几千。
在里约热内卢待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十分清楚赛场观众稀少的原因了。随处可见的监视摄像头使从前潜伏在球场内的小偷几乎销声匿迹，而球场周围成了一个“射击场”。去卫生间意味着要趟过遍地的小便，卫生间外面也常常有明显的尿臊味。很多巴西球迷不想因为走远路去方便而错过球场上的任何一个动作。最近马拉卡纳进行了翻新，不仅是为了符合新的安全规定，还为了改善钢筋加固的水泥梁被尿液腐蚀的状况。
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4）
或许民众本来可以容忍这类耻辱的，但是巴西足球的管理者们犯下的罪行已经不仅仅是剥夺了球迷们使用这些基本设施的舒适与愉悦。他们使得这项运动变得混乱不堪。每年他们都要为联赛炮制一个不同的体系，制定出夺冠必须经历的新程序以及新规则。有一个赛季，甚至连门票收入都被作为进入附加赛的条件。赛程安排中充塞了数不清且毫无意义的锦标赛，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让球员们基本上没有休赛期。
在博塔福戈的那场比赛中场休息时，和我相隔几个位子的一名男球迷在读一篇关于罗纳尔多的报道。这则消息说，皇家马德里正试图以2 000万美元的价格从国际米兰购进这名锐利的前锋。在贝利时代，最伟大的巴西球员都在巴西踢球，因此巴西的球迷可以欣赏到全世界最精彩的球赛。现在，即使一些最狂热的巴西球迷朋友也很难叫出像博塔福戈这么有名的俱乐部中球员的名字。在世界杯赛上穿着这个国家热力四射的黄色球衣的22名球员中，现在只有7名在巴西踢球。据估计有5 000名巴西人和外国俱乐部签了约。巴西球员的“出埃及记”（Exo d us，圣经典故，先知摩西带领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故事。）是近期历史上最重要的人才外流现象之一，这相当于苏联解体后的人才外流，或者为战乱所苦的非洲国家知识分子外逃现象在体育界的翻版。巴西的足球英雄们已经变得像车臣战争那样遥远而又陌生，只是偶尔出现在国家队的比赛和记者们的报道中。
五
早在被卡多索总统任命为内阁成员之前，贝利就和权势集团保持着一种融洽的关系。在军事独裁期间，他没有抱怨当局将他的形象用于政府宣传。当被问及他对大众不愿意举行大选的看法时，他曾经回答说巴西人太蠢了，根本不懂得如何投票。他甚至和亨利？基辛格开始了一段友谊。反叛者和改革家的角色不是自然而然地落到贝利身上的，而且这种身份他也只能维持这么久。他利用自己的声望把反对腐败、支持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推进议会，并在1998年通过了《贝利法案》。这之后，他辞去了政府官员的职位，重新过起了他收入可观的“微笑大使”的生活。
但是，一旦《贝利法案》没有了贝利的力量在后支持，足球说客们又占了上风。属于贝利的桂冠在他还没来得及戴上之前就旁落了。在他退休两年以后，对手精心策划的立法使得他最重要的改革措施在还没有完全生效之前就被取消了。卡拉托拉斯再也不用公开账目或为他们在账目上动手脚而负法律责任了。和以往一样，巴西的腐败再次证明了它异乎寻常的恢复能力。面对这一事实时，贝利似乎是听由自己接受卡拉托拉斯的摆布。在2001年2月，贝利和巴西足球的污点领袖利卡多？泰克希拉在里约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用贝利的话说，他们已经团结在一个“拯救巴西足球的协议之下”。泰克希拉宣布贝利将领导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主管体育管理部门的重组。他接着吻了球王的戒指：“远离巴西最伟大的偶像是我犯的一个巨大错误。我已经感到懊悔，而且希望高贵的贝利能够接受我的道歉。”接下来，在摄像机面前，为了各种报纸的头版，泰克希拉和贝利拥抱在了一起。
事实上，没有什么事能让贝利的高贵气质蒙受更大的伤害了。他再也不是令卡拉托拉斯头疼的人了。在招待会上，他谴责议会的调查破坏了国球的声誉。正当议会准备好对卡拉托拉斯开刀的时刻，他却表示了对泰克希拉的信任。体育日报《长矛！》（La nc e！）的专栏作者约瑟？特拉亚诺（J o s Tra ja no）怒不可遏地喊道：“贝利和利卡多？泰克希拉的联合是对我们这些为体育道德而奋斗的人下的最大黑手……他把灵魂卖给了魔鬼。”
这次拥抱之后，反腐败的斗士们把矛头指向了贝利。致力于改革的记者们开始反思贝利担任体育部长时所做的一切。回顾贝利的这段任期，记者们发现他并没有那么理想化。他的生意伙伴撰写了《贝利法案》的大部分条款。在撰写这些条款的同时，他们公开承认希望这些法律能让他们从中获利。在其他方面，贝利也表现出了在道德常识方面令人痛心的匮乏。他曾建议外国投资商把资金投入到巴西一些最腐败的企业。例如，1998年时他曾作为中间人促成了尤瑞科？米兰达和国民银行的合作。
突然之间，是到了摘下偶像头上的光环的时候了。一些报道出现在小报的花边新闻上：《Is to e Ge nte》杂志刊登了一则报道，称贝利在纽约有一个32岁大的私生女。不幸的是，他留下的不法行为线索引出了一则更具破坏性的报道。2001年整个冬天，《圣保罗页报》（Fo lha d e S o Pa ulo）每天都在指控贝利从一场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举行的慈善比赛中提成70万美元。该赛事由贝利体育营销公司（Pe lS p o rts Ma rke ting）组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该报还说这是一个阴谋，其中牵涉到两家空壳公司。对此贝利的答复是他并不知情。他把责任转嫁给跟他合作了20年的生意伙伴头上，解雇了他，并向法院起诉他，并且还解散了贝利体育营销公司。然而，他的气愤并没有使他归还那70万美元。
当我向贝利的朋友问起他在道德方面所犯的错误时，他们提供了几种说法。有的说贝利童年的贫穷导致了他对金钱的狂热，但他们又说情况其实没那么糟糕。在获得人们对他的帮助时，即使是对那些虚情假意的人，他也总是有意对他们的缺点采取不在乎的态度。他会原谅他们，直到他认为再容忍下去就会被社会所不容时为止。他的情况与社会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Ed wa rd Ba nfie ld）的著名文章《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的主旨相去不远。班菲尔德解释说在最重视家庭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