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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田壮壮的心情表现得相当复杂。作为一个来自现代都市的电影导演，他很难彻底摆脱观光者的身份，而以茶马古道为线索呈现出来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确也显示了区别于现代城市文明的异质文化的独特性。这将部分地决定他作为记录者或叙述者的立场和态度。尤其是在当下，文化相对主义发现和肯定了异质文化的价值，却也将它置于被供奉、被欣赏、被研究的地位。人们所希望于这种文化的，是它永远保持固有的原生文化形态，而不被现代文明所同化。但是，在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形态中，人都是最重要也是最活跃的因素。人是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形态的承担者。所以，对文化或文明的关注，最终还是对人的关注。试想，如果没有了曾为信仰坐牢15年、现已84岁的牧师，没有了具有藏地赶马人传奇经历的老马锅头，没有走过三个世纪的百岁怒族老人，没有跑了老婆的村长，没有唱赞美诗的基督徒，没有年轻的藏族女教师，那么，茶马古道还能显现鲜活的生命迹象吗？实际上，恰恰由于田壮壮始终保持了他对人的关心、关爱与关怀，被他摄入镜头的人才散发出一种真实的生命气息，而不仅仅是现代城市人眼中没有体温的“他者”。于是，《德拉姆》也才能最终超越文化的限制，直接抵达真实的人生境遇。
我们已经习惯了从现代城市文明的角度发现和认识其他的文明形态，并赋予其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区别仅仅在于，一种意见是主张新的可以取代旧的，“进步”的现代城市文明迟早要取代“落后”的古代乡村文明；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旧的应该和新的并存，古代乡村文明可能是比现代城市文明更有价值的文明形态。尤其当我们从生态和环境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希望“这个美丽神秘的地方长存下去”，而不要被现代文明所同化。这后一种意见，在当下中国的知识、文化界是很时髦也很主流的。这有些类似于西方汉学家在20世纪所做的寻找“他者”的工作。由于大量存在的社会问题，西方知识分子普遍感到了沮丧和绝望。这种时候，他们需要一个“他者”来发泄不满或寄托希望，于是，中国文明的价值就被创造出来了。香格里拉之所以成为现代城市人梦中的“天国”，正是现代城市人对其生活方式产生疑问并开始反思之后的结果。尽管我们不大可能因为香格里拉的圣洁而长久地逃离城市生活，我们也不会因为茶马古道的神奇和美好而放弃使用汽车和飞机，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由衷地赞美它。
这种矛盾的态度源于我们认识上的悖论。而解开这个死结，则有待于叙述者立场和态度的转变。也就是说，叙述者不再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主体，冷静地对被描述的客体进行解剖，而是有感情投入、有心灵碰撞、有思想交流与对话的参与者。这是釜底抽薪的一招，既然自我已经被放弃，那么，他者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保存下来的只有进入叙述者视野的人的生命信息。这正是我从《德拉姆》中真实地看到和真切地感受到的东西。作为一个导演，田壮壮不会满足于将拍摄对象作为静止的客体来对待，不会使自己的努力仅限于求证茶马古道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他的独特就在于，他怀着对这种文明形态的深厚感情，将镜头对准了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生活。所以，《德拉姆》给予观众的，就不仅仅是一种猎奇、挽留或叹息，更多的还有承载着这种文明的人每天必须面对的真实境遇，以及这种古老文明所遭遇的严峻挑战。对此，叙述者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忧虑，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如果我们世世代代生活于茶马古道，那么，面对现代文明的种种诱惑，我们又将如何选择？在这里，我看到了田壮壮特别温情的一面，也许是过于温情了一些，减弱了它的力量，但这种温情中所包含的对人的尊重，以及对芸芸众生的信任和理解，却使得《德拉姆》不仅获得了现实感，同时，也获得了历史深度。
第二部分茶马古道的梦
木霁弘
期待十年的“茶马古道”纪录片就要开拍，这是同田壮壮、阿城、丁辉、韩子定、邓一鸣一起合作将要成功的片子，这就弥补了我们十年前考察未曾做过的事情。
目露亮光，心底衷言总要倾吐一些。
1988年8月首次到了滇西北的中甸作方言调查，同徐涌涛、张宪、李林一行到了丽江、迪庆金沙江一线，其间细访当地人家，得知该地有一条通往西藏的古道。一个在抗日战争时到过印度的马锅头硬领着我们到8里地外的山间去看一看马帮走过的石路，数十个一寸许的马蹄印，足让人产生无限感慨。接着我又看到了另一个历史的景致：在塔城巨大的山崖上有几个孔洞，这是唐代时穿铁索修桥的孔，能想见一千多年前的唐诏联军和吐番大军为争夺此桥进行了无数的生死之战。于是我有一种潜意识的感觉，古道、铁索、马帮总该意味着点什么？在中甸现在的香格里拉县，听当地文化老人松秀清讲一种很古老的习俗茶会，茶是人与人、人与神共通的物品。无怪乎，藏族古谚有这样的话：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把此话翻译成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我和涌涛终于悟到：把马帮、古道、茶归结为一体，这不就是茶马古道了吗？这种情态颇有点像“古道、西风、瘦马”，而马锅头则就是断肠人了。我看见了茶马古道在中甸的一部分，那是现实的也是虚幻的，我们开始做茶马古道的梦。
这个梦在1990年7月使我们脚踏实地地和马帮走在了茶马古道上。那一百多天的步行考察，从云南德钦到西藏昌都接着又转向四川康定。270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经过了雪山峡谷、激流险滩、人迹罕至的荒原草地、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同时也和马帮一同经历了生和死的考验。看来茶马古道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
从不了解茶马古道，到步行考察以至出版《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完成茶马古道命名，这都是因为其魅力所成。考察结束后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能拍一部茶马古道的纪录片的话，那一定会“饱死人类的眼”。
在茶马古道上我们将领略西双版纳的贝叶文化、彝族的雪域文化……当我们看着傣族少女变幻着手指造势，演绎着孔雀舞姿之时，彝族男娃也在抖动着莫测无比的双脚重现着祖先打猎的场景，而雪域的藏族却在手搭背地弓着腰一步一趋跳着沉重的“锅庄”步伐……我们见到了白越系民族欢快的泼水节，也见到了的氐羌系民族的火把节。对歌、哭婚、串姑娘、踏月亮、阿夏婚、父子联名制……古老的婚姻家庭古俗仍然在我们的眼前。烤茶、三道茶、油茶、酥油茶，茶文化得到发扬光大。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原始宗教在此路上和平共处……
茶马古道是——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中外交流通道；民族迁徒走廊；宗教传播大道；民族和平之路……
1990年7月的考察到如今已有十年，我们时时想着它，想立即回到古道上。茶马古道的文化、民族、马帮、老朋友仍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终于如愿以偿，用影视的画面如实地记录下茶马古道的马帮、家庭、文化，这肯定将会给未来的人留下一点有情趣的东西。一想起茶马古道，我的眼睛又开始放光了……因为遗憾得到补偿。
1999年11月27日
第二部分导演日记两则（1）
田壮壮
2003年4月25日 晴
天气晴朗，心里却阴沉沉。早上YY从机场打来电话，告知机场人甚多，即通知剧组的人员集合。12点30分在北影主楼前出发。一路无话，“非典”这个可恶的瘟疫，使北京陷入恐慌。从小在北京生长，闻惯了北京的气味，每每出差归来时，总要深深吸入一口北京的空气，漂泊动荡的感觉便随着呼出的气息而去，心神定下来。其实我是深爱北京的。
机场，每年至少十几次来往这里，今天我委实吃了一惊。全是人，全是面蒙口罩的人，分辨不出每个人的相貌，却能感到惊慌、恐惧的神色。几十件器材整整装了十部推车，排在人流之中，等待接受红外线体温检测。1968年唐山大地震，因拍摄科教片被滞留湖北当阳城，师傅急得无心茶饭，一周后回到北京，眼见得满街都是人，用简易材料搭成住所，甚者用自行车驮着小帐篷即兴住下。车过天安门，见拱门里也住满人，街上人神色凝重声音放得极低，怕是再将地惊得动起……终于过了安检，脸被口罩捂得热烘烘的，脑子里不停盘算着：昆明能接待我们吗？
飞机晚点，意料之中。烟民窜入吸烟室，坐在三面都是玻璃的小屋中，声音离你远远的。刘昭告诉我，已接到通知：不许接待疫区来宾。北京，成为疫区的代名词。此时去云南是否妥当？我感到责任重大，这是始料不及的。带着十几个年轻人，大部分是初次见面，家人此时需要他们怎么办？如果有一个病在他乡我又如何向他的家人交待？万一将病毒带到云南岂不成了千古罪人？政府部门会不会禁止去怒江拍摄？如在北京等待疫情解除又要等到何时？飞机上与研究生杨蕊交换了看法，她是值得信赖的伙伴，去争取最好的结果吧。
日落春城。橙色的机场，清风阵阵。刚登上大巴，远处驶来一部救护车，乘客尽数被请下车，说是有人举报，听到某乘客咳嗽，许多人围在一团理论着，颇有被视为劣等公民之感。十几分钟后，大家获准可以提取行李。刘昭、老木、陈刚和静红已等候多时，大家拱手为礼，怕的是万一。清点过行李，小丁的箱子没有随机而来，挂了失，走出机场，除去口罩，这哪里是出来拍片，分明是大逃亡。
入住云南大酒店已是晚上九点半了，一行人又累又饿，约好洗涮后去吃晚饭。入去房间，与木兄闲聊，只见一身背喷雾器、头戴浴帽、面捂口罩之人在室外喷洒，昆明除机场之外，无人会带口罩，分明是冲着我等而来，隐隐中有所不安。果然，酒店负责人出现在房间，语气坚定地通知我们即刻离去。顿时生出将要露宿街头的预感，情急之下，木霁弘拨通大哥的手机，十分钟不到，老大开着两部车子赶来，将我等载到云茶大酒店，收留下我们这群难民。老大姓王，是我在调研茶马古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