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不仅自己能走好，还能去帮扶别人，甚至有一天连走带跑去追赶在最前头的“老木”。
第一天状态不好的木老师“好汉不提当年勇”，说可能得挂靴了。但第二天又早早起床去打头做探路先锋。
队伍里，连上我总共只有三个女孩儿。荒山野岭，极不方便的是上厕所。要么赶到离队伍远远的前头，要么耐心等待大队人马全部过去，瞅准四周没人，动作还得飞快。
每晚安营扎寨宿帐篷，梦里常常不知身在哪里，只听得帐外怒江呜呜咽咽，想起《约翰·克里斯多夫》的第一句：江声浩荡。
藏族马帮的一匹骡子在一天夜晚吃草时不幸失足摔死。骡子的主人正恩忍不住掉下眼泪。赶马人对自己的牲畜一直倍加爱惜，决不让它驮的东西超重。导演觉得这笔损失剧组应该负担。
想和藏族马帮的人交流，可惜语言不通。但你若肯和他们一起吃糌粑、包谷面，喝酥油茶，他们就会赞许而高兴地冲你点点头。你把拍的DV放给他们看，一瞧见自己的影像，他们就会兴奋得大叫。他们的眼神特别善良，但又不乏精明。
惟一能和他们交流的是执行导演白马。他本就是藏族。大家又羡慕又妒忌白马，但无论如何听不懂他和他们唠叨些什么，又总不能叫他句句翻译，便打趣他说话是“咕咕噜噜”。
68岁的老马锅头在摄像机的监视下铺床睡觉，自言自语嘀咕着些什么。事后白马告诉我们，他埋怨说：“那么多人，裤子也脱不成。”
除藏族马帮之外，剧组另雇了一支傈僳族马帮唱一支怪怪的歌。教唱的人说那是关于爱情的。后来处熟了，有一次小马锅头小王悄悄告诉我：别跟着唱，那是“丑话”，听见了应当害羞的。
但无论是藏族马帮还是傈僳族马帮，他们的歌声都很动听，想唱就唱，随兴所至。在宽阔的峡谷江河之间，你才明白为何赶马人的歌喉会那么好，歌声为何会有一种飘荡回响的恒久魅力。
“小红帽”是小王的侄子，7岁就死了父亲，长年跟着赶马的叔舅往外跑。我问他乐不乐意这么累地跟着我们，他说老呆在这里很闷，我们和我们的工作令他好奇，还让他有事可干。他才二十出头，人小鬼精灵。我才略一低头定定神，他马上就问我在想什么，还不等我回答就断言一定是在想男朋友。后来我不跟他一块儿走路了，这小子居然还会生气和妒忌。
头两天的拍摄乱了套。当导演和摄像发现了可拍的镜头，驮着器材设备的马帮已经过去了。队伍太长路太窄，难返回。后来，52岁的导演尽量地走到马队的前头，及早地与摄像们商量。他是剧组里年纪最大的，有高血压，我曾担心他，但看他很坚强。后来知道他担心很多人，也曾担心我，因为我是队里比较瘦小的，还是女孩子。但我觉得自己比自己想象的要坚强。大家都觉得，走过这样难走的路，将有信心走其他的路。
当走得实在太累的时候，我会想起出发前有人说羡慕我们，说愿意丢弃两个月的工资跟我们走，我这时觉得那人是傻子。
随行的郭大夫鼓励我们要从生理、心理上不断地调整自己。不知为什么，这句朴素的话让我特别感动。我越来越觉得，人的一生就像蚕，不断地蜕皮，不断地新生，就像脚下的路一样，不会永远好走，但也不会永远难走。你就是得不断地调整自己。
拍花絮的必欣和杨蕊先后生病。必欣在之前就被谣传与“非典”病人有过接触，差点来不成云南，如今又在路上发起了烧。但没有人想起“非典”，“非典”早和我们隔了数十座山。在郭大夫的帮助下，他坚强地带着病走。杨蕊不小心扭伤了脚，无法行走，只得上马，屁股被颠得很疼。但没有人想就此作罢走回头路。
炊事组在制片的带领下每天打头阵，控路做饭。陈刚第一次做制片，又当爹又当娘，忙个不亦乐乎。但他说越来越从导演身上懂得一个男人应该如何坚强。
我们吃的是大锅饭菜。才走没几天带的蔬菜就吃完了。大厨师阿俊利用仅有的一些罐头换着口味做给我们吃，大家轮番到一个大布袋里翻找写有自己名字的不锈钢口缸，舀上两勺午餐肉、土豆之类的杂菜，找块可坐之地，居然吃得有滋有味。洗过的口缸通常还腻着，没办法，反正下顿接着吃。
吃饭的时间经常不固定，越来越知道什么叫“吃了上一顿，不知下一顿”。于是总有意地吃多一点，担心被饿。到了下一顿，因为走得太辛苦体力消耗大，又多吃。等到离察瓦龙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居然有点长胖了。
喝的是怒江的水，大部分时候水都不清。有时能在军用壶里灌一点煮过的普洱茶，就是最大的幸福。煮过的普洱茶有股特殊的枣香味。我明白，这股气味可以封存一段难忘的经历在我们的心壶里。等有一天它弥漫出来，相应的那扇记忆之门就会打开。
有饭吃，有水解渴，有块平坦点的石头可以坐下，有片树荫可以乘凉，有点时间再多睡一会儿，人就会特别容易满足。
但是因为太累，每个人都犯点错误。大家都忍不住在大段大段的人物采访到来时瞌睡。必欣得意地说他的DV里装有每个人采访中偷睡的镜头，包括两个身强体健的摄影助理刘颇和张硕，包括两位持掌机器的摄影师，包括告诉导演“尽可放心”的白马。导演是惟一的例外，他从不打盹。录音助理小丁的吊杆话筒则总是忍不住低垂一下落进拍摄画面里来。后来他进步了，导演反倒不习惯起来。
在距离察瓦龙只有一天路程的时候，木老师要离开我们回昆明。他有急事，不得不走。我很难过，是他把我们引上的茶马古道，大家应该一起走完。而且他一人折回去，只有一个赶马人同行，语言不通，叫人担心。王昱过来和“老木”话别，说这一趟重在踏踏实实地走路，人的身体和思想都会获得一种更新，拍片尚在其次，但可以拍点儿，那便是锦上添花。这话让我难过的心释然，不由得对王昱刮目相看，虽然之前就知道他是《周渔的火车》和《紫蝴蝶》的优秀摄像师。
丙中洛的绿早已不见，仙人掌越来越多，我们离察瓦龙越来越近。
马帮走三天的路，我们走了七天。
第二部分丙中洛到察瓦龙（3）
在察瓦龙
“察瓦龙”是藏语“热”的意思，属察隅县。察隅县人称“西藏的江南”，但它的察瓦龙乡却又干又热，山像重彩画，与丙中洛的苍翠形成鲜明的对比。蔬菜只有莴苣，据说当地人习惯食肉。
察瓦龙让我相信地理环境决定论。风干物燥，尘沙飞扬，太阳炙晒，人被弄得恹恹的，懒得什么也不想做。我渐渐地发现自己的手快要黑得跟当地人一样了。
在察瓦龙，好多东西不通。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水源缺乏，最重要的是不通公路。察瓦龙有四个出口，分别通往云南的丙中洛、西藏的察隅县城、昌都、左贡和芒康，但没有一条路不依靠马帮。我们在这里买得到的矿泉水、伞、布、香皂、饮料，一切都是马帮从外面运进来的，所以价格偏高。跟我们同路的赶马人折鹿就在这里开着个小卖部，生意不错，有机会便向我们兜售他的马铃铛、马袋和毯子。
水源很紧张，小旅馆门口的洗脸水水流小得可怜。聪明的阿钊夜晚打着电筒，率先在乡政府里循声找到一股比较大的水流。于是男同志们蜂拥而至沐浴更衣，女孩子们则只有趁夜晚来临请人把守关隘，稍微意思一下。
乡里的小干部们一股脑儿来见导演，坐在导演房里的木板床上，很兴奋。这里并不经常来这么多的外人。欢迎的话儿还没说完，“轰”的一声，导演的木板床给坐塌了。
这些干部们好多不是本地人，是外来的援藏干部，不少是北方人。大个头会计来自陕西，说想念家乡的拉面。女乡长山东人，新婚燕尔，丈夫却在察隅县城。她说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也不适合这个行当。在我看来，前者似乎更为迫切。只有甘肃酒泉来的女医生小月成天笑嘻嘻的，快人快语，每天穿一身白色便装，不怕脏得快，只为符合职业身份，也凉快些。
82岁的次旺桑珠据说是察瓦龙乃至察隅片区最老的茶马古道的见证者。从小随父亲赶马队做生意，老人见多识广，最远去过下关、丽江，所走过的昌都、甘孜、雅各等路线恰恰是大三角地带重要的茶马古道干线。我问他对通公路怎么想，他通过藏语翻译说，这将是人的解放，也将是牲畜的解放。一个对茶马古道很有感情也很有发言权的老人，在面对它即将的变迁和消逝时竟能如此坦然而乐观，这让我再次体验到双脚踏地时那种真实的感觉。茶马古道不是为了外来的猎奇者而存在，不是为了什么“古道西风瘦马”之类的诗情画意而存在，也不是为了什么刻意的记录而存在。
23岁的次仁布赤怯于面对镜头，她抓住我的手说“紧张”。
未及初中毕业的布赤早早辍学帮持父母，在察瓦龙小学当代课教师，天天四五节课，回家还帮母亲干活儿。三个姐姐都已远离家乡，孝顺的布赤认为自己应该陪着父母，但偶尔的感叹流露出不能继续上学的遗憾。
第一次被拍摄，布赤在不自然之间有点漫不经心，被一下子上了脾气的导演冲上去讲了几句。薄脸皮的布赤忍不住眼泪汪汪，不等导演说完甩甩手扭头便跑，表示不愿再干。这是这次所有的被拍摄者惟一一个说“不”的人。
大家赶上去劝慰，不得已说些自己也没底的话：“接受拍摄对你、你的学生、学校和家庭都有好处。”
安静下来的布赤对我说后悔答应接受拍摄，后悔刚才哭，觉得丢脸，说自己不在乎有没有什么好处，还说妈妈不高兴她被拍，也是觉得丢脸。
后来听人说，她们家近来不顺，而“被拍”和“被照”在一些当地人心中或许都是不吉利的。
杨蕊又去耐心地做布赤的工作，做布赤母亲的工作。最终布赤换上漂亮的衣服，接受了采访，并在大家关注与赞许的目光和话语中羞涩而笑。
后来回去和导演议起这事，我说布赤“单纯”，但导演说布赤是所有被采访的人中最“复杂”的一个。
我们总在一个地方吃饭。整个察瓦龙主街上也只有这一家食店——察瓦古食店。老板居然是江苏人，他做的馒头包子不错，面是从贡山县城拉来的。他含含糊糊地解释自己来这里的原因，留给人一点神秘的感觉。他说实际不喜欢这里，但想把两个孩子哪天带过来住段时间。因为如果能在这地方呆过，就不会再觉得别的地方呆不下去。
外面太阳炙晒，在不拍片的间歇偷个凉，坐到察瓦古食店里喝杯清茶。我突然觉得有时人生的理想其实就是这样静静地喝一杯茶，邻座的必欣说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盲目地随波逐流。我们都突然觉得如果在这小食店里架台DV静静守候，一定能拍到不少精彩的东西。这里好像老舍的《茶馆》，各形各色的人都会来这舞台上走一遭。
第二部分丙中洛到察瓦龙（4）
从察瓦龙到丙中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