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名字代表着娱乐精神、自嘲精神、嬉皮精神、玩世精神⋯；⋯；更难得的是，他还有一点文化的调料，一点史料的书袋，和传奇的人生，无疑，这一切注定了李敖这场“秀”能通吃两岸三地。（朱慧：《李敖十秀》）
第一章 “抬棺材”和“后李敖”时代的来临有心栽花花就发（2）
媒体包装和改造过的明星李敖对于港台也许已经是“审美疲劳”，对于我们却是一派新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媒介批评研究学者王君超把与公众接触的李敖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专于著书、只见其文不见其人的李敖。此阶段，李敖表现出特立独行的人格和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邃思考令人肃然起敬。第二阶段，是在电视媒体上主持节目，既闻其声又见其人的李敖。电视媒体将其优点、缺点都展露无遗。李敖的言论、思想并未比前阶段有更多进步，其所录制节目已多逾400期，难免在内容中加水，而损失深度。第三阶段，是在媒体策划下，与大陆公众面对面的李敖，其神秘感消失殆尽。那么，和《文星》时代的李敖，和《千秋评论》时代的李敖，和《乌鸦评论》时代的李敖相比，这个“有话说”的作怪又作秀的李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005年9月23日《信息日报》说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是李敖的失败之旅。
而此次李敖大陆行更是将凤凰卫视“包装”和“推广”的手法展露无遗，其时机选择以及包装定位的考虑是很到位的。时机：将近400期的《李敖有话说》已经把笼罩在李敖身上的神秘感消解得差不多了，受众的崇拜心理、趋众心态逐渐消退，不乘胜追击“压榨”李敖身上的剩余价值更待何时？期间马不停蹄录制《鲁豫有约》、《凤凰大讲堂》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定位：避免与先前台湾三个政党的访问团的定位（“和平之旅”、“搭桥之旅”、“民族之旅”）相冲突，以著名对台专家李家泉的话来说，就是“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可以说是政党交流的补充，具有政党交流不可替代的作用”。
至于此次共同作秀的利益分拆，是五五分账共同得利，还是凤凰独赢？由于行程未完，早早盘点是草率的，一切都要等时间的沉淀才能看得更清楚，但是已经有相关分析见诸报端：李敖的好友凌峰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教乐配”，在互动的过程中保持了数赢、都赢、全赢的凤凰是最大的赢家，同时把李敖也炒了一把，有新闻亮点。
但有媒体研究学者却指出，与大陆公众面对面的李敖，其神秘感消失殆尽，暴露出更多情绪化、自相矛盾和偏激的东西，给人技穷之感——李敖此行的策划者是最大赢家，成功吸引了眼球注意力，提升了品牌价值，但李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却因与大众传媒的过从甚密而受到影响。
“李敖老了，有人说。他变得擅于作秀，也擅于理财。李敖当然老了——历史在进步，失去了‘禁忌’这堵墙，自由主义者们不再有密集的标靶，时势不再造这种英雄。”（《新周刊•；搅史棍李敖》）所以你指望再一瞻“战士”李敖的风采，活该你“失败”，虽然李敖也曾经说过：“在可诅咒的时代里，‘有所不为’竟成为不易达到的美德——懦夫式的自豪美德，你说多该可叹！”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李敖却活着，别赶着给他“抬棺材”。
因为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李敖走到了前台，和“文字李敖”不同，这是一个行进中的“影像李敖”，于是我们相信这样一个“后李敖时代”确实来临了。
第一章 “抬棺材”和“后李敖”时代的来临有心栽花花就发（3）
“后李敖时代”，是一个解构、破碎的时代，是一个顾左右而言其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失去了细致考辨的耐心，我们追逐时代，抛却传统，因此，我们会忘记了曾经的“文字李敖”，沉浸在“后李敖”的“影像时代”乐此不疲。我们谈论李敖不再是放在某一个文学谱系，而是像关注娱乐明星一样关注李敖。但李敖曾经自称白话文第一，对于这个判断的可靠性，我们可以置疑，但忽视李敖作为文学的存在，这显然不能说正常。如果我们承认李敖作为一个文学存在的事实，李敖的归宿应该在哪里呢？李敖的著述驳杂，诗歌、小说、随笔、传记等取其一样，认真地清理和考察都是一个庞大的工作，当然这也不是一本书所能胜任的。而“神州文化之旅”使李敖的面目变得更加复杂，现代知识分子对大众传媒的戒备和敌意在李敖这里不复存在，因此，讨论李敖的文学存在离开了大众传媒这个参照系许多问题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从一开始选择文字作为安身立命之所，李敖的写作就不仅仅属于书斋，就像艺术中的“行为艺术”，李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具有表演性，他不仅要关心写什么，怎么写，还要关心写出来的反响和效果，所以“批判”和“幽默”成为李敖写作中不可缺少的两个关键词。“批判”关涉的是写作者时代的立场和姿态，而“幽默”则关涉着批判效果的实现。从这两个关键词出发，“梦断世界杯”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敖迷”，而许多问题包括李敖和大众传媒的关系也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大众传媒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量的传播工具，当代知识分子如果一味地疏远大众传媒，其结果只能使自己的话语空间越来越逼仄，使自己日渐边缘化而丧失参与现实、批判现实的力量。因此，李敖的选择似乎在尝试着一种更为主动生存方式。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从这个角度理解，就是知识分子不再被动、消极地抵抗大众传媒，而是积极去占领大众传媒。李敖可以说是当代知识分子趟传媒这■浑水最深的，但他却一直抓紧着“批判”和“幽默”没有松手，从而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现当代知识分子置身传媒时代面向大众传播思想的经典案例。因此，从这个角度，“梦断世界杯”和其他许多对李敖转向的观察和判断可以说又没有真正理解李敖。在我们的时代，大众传媒是面向大众的快捷通道，知识分子的启蒙如果离开了大众传媒，堵塞的是和大众沟通、交流、对话的路径，那去启蒙谁呢！所以，我们正视李敖的文学存在，也要正视我们时代文学正在走进大众传媒时代的事实。作为一个文学存在，李敖行动性、实践性的幽默批判接续的是文明批评、社会批评的现代幽默文学谱系；作为一个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李敖又在这个谱系中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因此，我们关注李敖的文学存在，其实是在关注一个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关注一个文学传统如何向当代的延伸。事实上，不仅是现代幽默文学传统面临着一个当代性的问题，我们的现代文学传统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把李敖放在鲁迅、林语堂、周作人等为代表的现代幽默文学谱系，和这些已有定评的幽默大师做个比较。
当然比较的目的不是挑起事端，让活人和死人决高下论雄雌，也不是赶时髦排座次搞一个20世纪中国幽默文学的榜单。比较来比较去，我们只是把李敖放在大师行列中，看看他们都有些什么货色，如此而已。
第二章 不打榜单不排座次，比较从鲁迅开始“王之爪牙”时代的“吐痰”（1）
“王之爪牙”时代的“吐痰”
幽默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虽然楚辞《九章•；怀沙》中有“孔静幽默”一说，但它所指的“寂然无声”意距离现代意义的“幽默”相去甚远。按照简•；布雷默和赫尔曼•；茹登伯格编写的《搞笑—幽默文化史》，它的近代意义是在1682年的英国首次得到明证的；在此之前，它往往指精神的属性或脾性。夏夫兹佰里爵士于1709年写下了名文《感知的联系：论笑话和幽默中的自由》，他在近代读者熟悉的意义上使用幽默一词，这是最早的关于近代幽默的文章之一。正如《简明牛津词典》所定义的，近代幽默被概括为“戏谑”和“戏剧性”，并被认为“比起才智来，少了些识见，多了些同情”。形成对照的是，伏尔泰提出了幽默的法国起源，他宣称，在新近的英语中，幽默的意思是“平淡自然”，它来源于法语中的“humeur”一词，高乃依曾在他的早期喜剧中使用过这个词。伏尔泰是正确的，英语中“humour”一词本来就是从法语中派生出来的，指的是人体中四种主要的液体之一（血液、吐沫、胆汁、黑胆汁），……在其他西方国家，我们也可以追溯到这个术语的类似的发展情况。在1765年的荷兰共和国，人们仍然把英国的幽默看成是某种“英国人只在自己的岛上才会发现的东西”。在德国，作家布仑戴尔谈论约色夫•；海顿时说：“某种无邪的恶作剧意识或者英国人的‘幽默’，一直是这位作曲家性格的主要特征之一。”
西方世界，如《简明牛津词典》所概括的“戏谑”和“戏剧性”的幽默，来到中国却是20世纪的事。所以林语堂说：“我发明了‘幽默’这个词儿，因此之故，别人都对我以‘幽默大师’相称。而这个称呼也就一直沿用下来。但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然会有幽默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见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跟着出现。因此，林语堂理解的幽默就不仅仅是一种文学风格，他“认为这就是幽默的化学作用：改变我们思想的特质。这作用直透文化的根底，并且替未来的人类，对于合理时代的来临，开辟另一条道路。在人道方面我觉得没有比合理时代更合崇高的理想。因为一个新人种的兴起，一个浸染着丰富的合理精神，丰富的健全常识，简朴的思想，宽和的性情，及有教养眼光的人种的兴起，终究是唯一的重要事情。人类的理想世界不会是一个合理的世界，在任何意义上说来，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而是一个缺陷会随时被看出，纷争也会合理地被解决的世界。对于人类，正是我们所希翼的最好的东西，也是我们能够合理翼望它实现的最崇高的梦想。这似乎是包含着几样东西：思想的简朴性，哲学的轻逸性，和微妙的常识，才能使这种合理的文化创造成功。而微妙的常识，哲学的轻逸性和思想的简朴性，恰巧也正是幽默的特征，而且非幽默不能产生。”（《论幽默感》）在这里，幽默被赋予了通向合理时代的崇高意义，它产生在不合理的时代，但有合理时代的远景。鲁迅也表述过类似的对幽默的期许。在鲁迅的理解里，幽默产生于一个“讽刺”而不得的时代。在《从讽刺到幽默》一文中，鲁迅说：
讽刺家，是危险的。
假使他所讽刺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