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和深度。
而鲁迅呢？他在《伪自由书•；前记》里讲得清清楚楚：
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疸，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疸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疸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论叭儿狗，原也泛无实指，都是自觉其有叭儿性的人们自来承认的。这要制死命的方法，是不论文章的是非，而先问作者是那一个；也就是别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击了。自然，其中也并不全是含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侠客。
李敖和鲁迅还是不同的。李敖要有一说一，鲁迅要触类旁通。
第二章 不打榜单不排座次，比较从鲁迅开始讽刺、幽默、讲笑话一个也不能少
在《从幽默到正经》中，鲁迅进一步说：“‘幽默’一倾于讽刺，失去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当提倡国货声中，广告上已有中国的‘自造舶来品’便是一个证据。”鲁迅将讽刺、幽默和讲笑话进行了细分，这符合鲁迅一贯斗争的策略，鲁迅是不主张做无谓的牺牲，“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华盖集续编•；死地》）因此，“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华盖集续篇•；无花的蔷薇之二》）而李敖，尤其是文星时代的李敖是不惜命的，“李敖的敌人是不分大小的，从外省人民族救星到台湾人民间乩童，只要看不惯，都可成为我嫉恶如仇的敌人，然后动用大量的资料与黑资料，笔力万钧，把死人鞭尸、把活人打倒。在这种得理不饶人的作业中，我是独行侠，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又‘时髦不能动’。”（《李敖快意恩仇录》）因此，李敖贡献给世界的是带“刺”的幽默，因此，“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地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以至于李敖终于身陷囹圄。
但我们进一步地考察，李敖的身陷囹圄似乎又不能单单归咎于他带“刺”的幽默，事实上，李敖更热衷的是“讲笑话”，甚至“讨便宜”式样的幽默。按照鲁迅的推断这样地幽默下去，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李敖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因此，李敖的流年不利应该从时代上找原因了。当我们回过头看鲁迅和李敖所处的时代，时代并没有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延转到60年代就变得开明和宽容。某种程度上，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其专制较之3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一个专制的时代，鲁迅一再告诫青年，斗争是要讲究策略的。批评带“刺”，却用幽默隐藏起它的锋芒，甚至“讲笑话”、“讨便宜”。但即便如此，也难逃专制的罗网。因为，60年代的李敖时代比30年代的鲁迅时代，权力意志的渗透性和动员力量打压异端的能力更加强大。别说是带“刺”的幽默，“讲笑话”，甚至“讨便宜”式样的幽默也会有人读出其中的腹诽，就像徐复观所指控的。何况李敖后来在社会批判，尤其是针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时集中发力，幽默对象是那样地坐实，那样地让人家容易对号入座呢。
但李敖却以他的幽默实践证明了“讲笑话”、“讨便宜”足以构成对专制世界瓦解的力量，这一点鲁迅似乎估计不足，虽然，他《故事新编》中的“油滑”证明他并不缺少这个方面的才能，但一到杂文里，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冷峻、严肃起来。李敖的幽默是一路的嘻嘻哈哈，在一路的嘻嘻哈哈中，趁对手不备，他锋芒毕现。所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鲁迅的幽默给予对手的是寒冷、肃杀，而李敖的幽默则让对手有苦难言，这时如果对手无法借权力势力之手来压制李敖，只能明明是被“刺”了，却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台湾大亨蔡万霖就被他“刺”过一次。
1969年，李敖离开“文星”后买下了“国泰信义公寓”一户大套房，总价12万元。李敖这户的东面两户是文星资料室，西面一户由陆啸钊买下，四户相通。在起造过程中，李敖发现房子盖得不老实，偷工减料，面积也不足，于是他单枪匹马找国泰信义公司理论。
国泰信义公司总板蔡万霖见李敖来了，很傲慢地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吗？”
李敖说：“你们是流氓出身。”
蔡万霖说听到李敖单刀直入的口气，吓了一跳，愣愣地看着李敖。
李敖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吗？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
就像有人指出的，和鲁迅不同的是，李敖已生活在一个西风劲吹的商业社会，他会精细计算自己和舞台聚光灯之间的距离，注意行动的“新闻性”；他会泼皮式地揭露一切“名人”、“圣人”的隐私，以满足大众满含偷窥欲的眼睛。因此，我们也要警惕的是，这样的“讲笑话”和“讨便宜”的“喜感的玩世”瓦解了世界，同时是不是也瓦解了我们自己呢？
第三章 一个火首，一个放火者，一个煽动者还是投枪和匕首
幽默不仅属于英国，属于绅士传统，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与英国式的绅士幽默大异其趣，法国的喜剧思想中渗透着鲜明的批判精神或革命精神。”（闫广林：《历史与形式》）幽默可以是热情的参与、介入现实，可以带有攻击性。中外文化史都证明着一个基本的事实，当人民的声音被压制着的时候，人民就不得不通过幽默和讽刺来表达自己。现代中国的鲁迅这样以为着，在西方大抵也是如此。玛丽•；李•；堂森德在《幽默与19世纪德国的公众场合》中说到过：“在那些革命前的年头里，大众幽默蓬勃发展，这使德国也像冷战期间的东欧诸国一样，参与了生机勃勃的地下异议文化运动。在东欧，幽默变成了一件主要的政治武器，反对压制人和压制人权的社会制度。”所以在有专制和压迫，有不合理和不平等，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地方，幽默还是投枪和匕首。要在“合理世界的来临”的道路上担负起幽默的责任，幽默不能不是投枪和匕首。事实上，李敖的幽默许多都来自他政治斗争、文化斗争的现场，是当代台湾的官场现形记和儒林外史。这也是李敖的人和文富有魅力的重要方面，而且也因为幽默，李敖才可能做一个“快乐的战士”，时刻体验着一种“杀猪”的快乐，就像李敖事后回忆的一样——
我在上海，因为是外地人，知道外地人常常被本地人呼为“猪猡”；我在台湾，因为是外省人，知道外省人常常被本省人呼为“猪”；几十年后，且进而演变成“中国猪”，不但猪，且有国籍矣。其实这算什么，有一种猪叫“波兰中国”（PolandChina），在美国培养成功，身兼二国之名，只是“中国猪”又算老几呢？
这种以猪视人的人，其实自己正是中国古典说法中的“豕视”，自己如猪者也，并不是说这种人长得像猪，而是头脑中是猪脑，是“侏罗纪”时代的头脑。我在台湾，每每感到到处是猪脑，而我自己仿佛活在猪猡纪里，因此不论振笔为文，或登台传教，我都寓有杀猪味道，此乃愤世使然、玩世随之，不足怪也。
我李敖在猪猡纪杀猪，打遍天下无敌手，最后人见人怕鬼见愁。其实所以能如此，凭有文名是不够的，而要有骁名、有悍名，这样才能有上述效果。关于我的骁名与悍名，有一个小故事。一九九一年，活了九十六岁的青年党头子李璜死了。他死前几年，李宁访问他，回来告诉我：“李敖你可真可怕，李璜谈到你的时候，都特别把声音放低，并且面露恐惧之色。你说你李敖多可怕！”我闻之大笑。
李敖所做的，一如《纽约时报》评论文星时代的李敖，是一个火首（fire…brand），一个放火者、煽动者。
这样的评论用在李敖身上所指的其实是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具有“现代性”，之所以为“现代”，归根到底是因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血管中先天就流淌着批判精神的血液。作为现代知识分子重要精神资源的法国知识分子传统，他们将喜剧精神和批判精神融合的革命实践证明幽默并不是批判的敌人，幽默不仅不会妨碍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精神的彰显，幽默、喜剧和批判结盟反而会使知识分子的批判变得从容和优游。从中国现代幽默的生成来看，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应该是由鲁迅、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语丝》所开创的。《语丝》的“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的精神追求是和“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语丝”文风密不可分的，而“语丝”文风的精神内核，我以为本质上就可以表述为“幽默”的人生态度和批判姿态。就像法国知识分子所证实的那样，“语丝”的历史存在同样证实着，现代中国幽默伴随着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是和现代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精神一起发育的。而这常常是我们追溯现代幽默起源时所忽略的。能够体现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的是对现实的审视和批判，这样的批判不应该是乡愿的、妥协的，但作为一个现实的批判者他的心理状态可以是见着幽默的爽朗和轻松。所谓举重若轻，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吧。
因此，李敖的力量是作为“一个火首（fire…brand），一个放火者、煽动者”的批判的力量，同样也是幽默的力量。在这里李敖从容地驾驭着愤激和幽默，幽默的攻击性和调侃性，从而将生活中的“愤”牵引到一种“谐”的释放上去。
第三章 一个火首，一个放火者，一个煽动者冷眼看台岛（1）
李敖的幽默多嬉笑，但也有冷峻的现实批判，这些批判揭破现实的假面，正面惨淡的现实，是李敖政治幽默中不能忽视的冷风景。
因此，就着上面的话题，考量李敖，李敖的幽默首先体现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这样的幽默，即便有“讲笑话”、“讨便宜”为其表，但因为有着内在的批判“风骨”做支撑，也不会显得轻佻。所以，如果离开了李敖和他所置身的世界之间的紧张和对抗，是不能读出李敖“讲笑话”、“讨便宜”中的沉重的。李敖的幽默是行动着的，而不仅仅是语言和修辞装饰的花边。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讲笑话”、“讨便宜”的说话和写作方式是很冒险的，其冒险性在于它对说话和写作者自我约束的强调。就李敖而言，他不仅有这样的自律，而且他人生道路的磨难，也成就了他。从李敖幽默的生成机制上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李敖幽默有着其自己风格化的运行轨迹。李敖是首先选择了作为一个不妥协的批判者，然后才是幽默家。也许以下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