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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上看：这个物件儿的体征很有些像“无釉灰陶”的制品，略带着一点类似“绳纹”的外饰，应该是属于西汉早期的用器。
从物理的角度上看：此物就更有说道啦！这个陶罐的内外斑斑驳驳地遍布附着物，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包浆”或者叫“皮壳儿”。这个特点则可以说明它有着一定的实用性和古老的年代……
真事隐先生是百分百的敬业，他从陶罐的内壁上小心翼翼地抠下一小块附着物，然后放在嘴里尝了尝，这可不是什么怪癖行为，这是考古学家在没有任何仪器帮助的条件下，只有用自己的味蕾去鉴别器物局部的PH值。于是，真事隐先生的舌头立刻就告诉他：此附着物是碱性的，证明它应该是出土于中国的北方某地。
好！有了结论以后，剩下的就只是讨价还价了，中国的古玩商很老道，不能让他们看出来自已对此物的钟爱，得学会顾左右而言他。
就在真事隐想入非非的时候，古玩店的伙计却一把将这个陶罐抢了过去，并用不解甚至是厌恶的目光看着他。真先生就有点儿要蒙了，看来机会是不等人的，当断不断，后悔莫及！老真只好单刀直入了：
“朋友，这件东西我买了。”
“不卖！”
“你们不是在开古玩店吗？为什么不卖？！”
“师傅不让卖。”
“如果你想从中赚一点钱，我可以满足你，并绝对为你保守秘密。”这位真大爷显然有些着急了。
“如果您非得要这个罐子，我可以送给你，但是绝不能卖给你。”伙计认真地说。
伙计的话，让真事隐先生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天底下有这等好事？看来，这东方人的经营之道，还真是琢磨不透呢。
老真就说：“上帝一定会保佑你的，我的孩子。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然后，他要求伙计找一个盒子，好放这只陶罐。
伙计不屑地说：“恐怕没有合适的家伙什儿能装它，这您可就得花钱买了。”
真先生忙说：“应该的！应该的！”并爽快地掏出了比买一只普通包装盒要贵得多的钱递给了伙计。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陶罐收好，满脸欢喜地走了。
或许真事隐先生被这件事情感动了，工夫不大他又返了回来。他对伙计说：〖DK〗“朋友，我不能白要您的东西，我也要送你一件礼物。”
能送什么呢？照相机肯定是不能送的，这个“伙伴儿”他是离不开的。
手指上倒是有一枚钻戒，可那是结婚的信物，也不合适……
于是，他把腕子上的劳力士手表取了下来，亲手为伙计戴好，然后拍了拍伙计的肩膀，笑微微地说了句：“good luck！”（好运）就走了，这回是真走，没有再回来过。
伙计就把手臂抬起来，将这只劳力士贴在耳朵边儿上听，嗬——还是一只“快摆”，真他妈地道！于是他笑了，嘴里露出了两排参差不齐的小芝麻牙。
花开两头，咱们是各表一枝。
真事隐先生回到欧洲后，马不停蹄、迫不及待地将此件陶罐送往某研究机构进行鉴定，他希望从这器物里的附着物上入手，实在想知道，这件“一千多年以前的祭器”，到底曾经存放过什么东西。
几天以后，化验结果出来了，那结果却令真事隐先生大惊失色。这神秘的附着物竟跟人类的排泄有关，一大串的化学字母很是令人费解，但是让任何一位中国老百姓去鉴别，都会十分明确的告诉他——尿碱！
话说这边的伙计正在偷着乐的时候，掌柜的回来了。
劳力士手表与带着“古老包浆”的陶罐（2）
伙计忙不迭地为掌柜的倒了洗脚水、铺好了被窝之后，方才感觉到有点要麻烦，看来今儿晚上这打是非挨不可了。
掌柜的问：“怎么不把尿罐子拿进来？”
伙计说：“送人了。”
“送他妈谁啦！”一个耳刮子扇了过去。
“送给了一个洋鬼子。”伙计捂着火辣辣的半拉脸说。
“这里边一定有猫儿腻，小兔崽子你老实说，不然的话我打折你的腿！”掌柜的光着脚、趿拉着鞋蹿到屋子中央，用手拽着伙计的耳朵骂。
诚实的伙计就如实地诉说了一切。
掌柜的点上了一锅水烟袋，靠在太师椅上“呼噜——呼噜”地抽着，闭目养神、若有所思。他心里明白，看来是这位洋学者找上门打眼来了——活该！这些个有眼无珠的家伙，找便宜都不会挑地方。
但他仍旧是拍着桌子骂道：“那也不可！此虽为溺器，却是接老爷我的金水之物。如今你把它送与洋人，岂不是在折我的寿数？”说着话就又是一顿耳刮子。
伙计忙把那只劳力士手表奉上。
掌柜的拿起表看了看，“啪”的一声扔在了地上，不屑一顾地说：“什么破玩意儿？一不带嘣簧、二没有珐琅彩，糊弄孩子的把戏。去——拿着你的这只破表，马上给我滚蛋！从今以后不许再进我的门……”
伙计哭哭咧咧地被轰走了，辗转多年之后，他终于自立门户，并富甲一方，据说就是靠着那只居然没被老掌柜的给摔坏了的“破”劳力士手表起的家。
说起来，当年的那个小伙计可不是外人，乃笔者一族亲是也。我小的时候见过他，一个嗜烟如命的、满嘴小黄板儿牙的干了吧唧的小老头儿。为了能从这个小老头儿手里得到几张哈德门的烟盒，我得腆着脸叫他一声“二姥爷”。
本回提示：
老外这回是被“不成熟的科学观”给打了眼。而那个古玩铺里的大掌柜的，却是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同样也打眼。唉——人间的许多事情，往往会出现情景在预料之中，但结果却出乎人们预料之外的滑稽。
在法兰克福“爆炸”的土地雷（1）
自打几年前“中学同学会”聚会之后，有一位老同学（当年是班里的学习尖子）就跟狗皮膏药似的，把我给粘住了。我寻思：那时候我在班里一不是班长，二不是委员，属于最不起眼儿、最不招人待见的那类，怎么到了再聚首的时节我竟然会威信陡增、令他刮目相看？
我照了照镜子，唉——越长越寒碜，还不如小时候水灵呢！后来才明白，敢情他“踪”着我的原因，是他曾经从德国的法兰克福买了不少的中国古代瓷器，号称要做一番“国宝回归”的大事业，想没完没了地让我给他免费鉴定，并捎带做一点儿跨国的古玩生意。
我的这位老同学姓邹，原名叫建国，都知道他是十月生的，这名字以前叫着挺亲切的。他老早就跑到国外去留学，然后又听说在五大洲四大洋浪迹了多年，就把名字也改了，改成单倍儿一个“肯”字，叫邹肯。说这个“肯”在英文里特有讲究，到底有什么讲儿，我没整明白，也没想整明白（后来我出于好奇，才问了个明白人，敢情这是西方某大姓的昵称耶）。于是，让大家伙儿腻歪倒是真的。
他好像有那么一丁点儿的不会讲人话啦！说话的时候，要么是双手抱肩，咬着舌头尖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往外挤，要么就是把两臂一摊，给你来一句“嗯——哼”，故作西方之无奈状……
这让我从骨子里迸发出一种冲动：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把这位肯先生给抽一顿。
肯知道我开了一家私人博物馆，专门展示古代陶瓷标本，就找到了我，先是前十年后二十年的跟我套瓷，话说得让我听着别提多别扭了。
肯对我说道：“啊呀——最近我可是好好辛苦的耶！你看啊，我现在放弃了在国外优越生活回到大陆来，是因为我的‘巴拔’生病了哦。我要为他请一位很有经验的国医‘刀克特儿’（大概是指专家吧）。”
我以十分关切的口吻明知故问：“您说谁生病了？那‘巴——拔’是谁呀？”
肯认真地说：“就是我的父——亲的啦。”
“怎么茬儿嘿？这么说你爹也跟着一块儿把名字给改啦？你叫‘肯’，你爹叫‘巴拔’。哎——我说，你咋那么不孝顺呢？给咱爹改了这么个埋汰名儿，叫‘巴巴’！还不如直接就叫‘大便’好听呢！”
我一边说着一边拿白眼儿翻他。
肯是一脸的怒容，却忍着没敢发作。仍就是把肩膀耸了耸，给了我一个“嗯——哼！”
我语重心长地说：“哥们儿，到家了就说家里的话，你先把舌头给我捋直了，爸爸就是爸爸，别‘巴拔’成吗？老爷子得的是什么病呀？”
肯真有点儿不高兴了，说：“爸爸得了甜尿症。”
我说：“嗨——您先整明白了好不好？是你爸爸，不是大家伙儿的爸爸，前边的主语您可别随便就给省略了。再说，我只知道有糖尿病，没听说过甜尿症。甜尿——？怎么听着像一种饮料呀，是他娘德国产的吧？”
肯就急了，一拍桌子站起来，跳着脚骂我：“你装什么王八蛋？都快三十年了，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如今开了个破博物馆，当了个狗屁馆长就学会捉弄人啦？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不是那块料儿……”说完了抬腿就要走。
我一把拉住他，哈哈大笑：“痛快！”
肯悻悻地说：“你有什么好痛快的？”
“我痛快的是您终于会讲人话啦！得——我这人就这么欠，你把我给骂舒坦了，我还就帮定你了。您这些年到底在外边都买了多少瞎活（赝品）？我给你把把关。谁让咱俩是小时候撒尿和泥儿的交情呢！”我亲切地说着。
肯也笑了，就小声的嘀咕了一句：“Incorrigible（不可救药）！”
肯如是讲来：八十年代初他就去了西方留学，忍受了不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学成之后，他没打算立刻“衣锦还乡”，而是继续客居海外，在饭馆里刷盘子、到社会上当推销员，干零活打短工，能干的都干了。他坦率地说：像我这样的“华侨”，看着貌似财大气粗，实则囊中羞涩，而且很难真正与西方文化“同流合污”。不是有那么一首歌吗？“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于是，在他的胸臆里，重新荡起了对家乡文化的激情。
在德国的法兰克福，近年来华人云集，除了中国餐馆和做图书交易的小公司之外，居然还有不少的古玩店。肯不知道是通过什么关系，和这些古玩商搭上了，这些古玩商里有洋人也有华人，但甭管是黄皮肤还是白皮肤的卖主儿，一律是红口白牙，咬定自己的东西都是真品。
有人要在与北京隔着千山万水的欧洲某条小街巷的深处，请肯吃一顿家乡饭。于是，在唐人街的一家小饭铺里，他们吃着完全变了口味的烤鸭和加了蜂蜜的鸡蛋炒西红柿，肯第一次动了当个古玩商的念头。
说起来这些古玩商嘴里的故事还真多，洋掌柜讲：说实话不怕伤害了您的民族感情，我这儿的玩意儿，可都是当年八国联军从宫里抢出来的，瞧，还有证书呢。那个华人老板则说：我店里的东西更有来头，他把嘴贴近肯的耳朵边儿上，但声音却大得能让在座的所有人听见：“我可告诉您——都是十几年前走私过来的水货，个个保真！”
肯虽没有鉴定文玩的眼力，但他知道这些年来国内的古玩价格是一路飙升，国宝回流已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