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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跟家长们在一个饭馆吃饭，席上气氛沉闷。母亲们都贴身带着孩子的照片，拿过来一看，都是眉清目秀、将要成人的翩翩少年；将这些孩子的脸摆在一起，翻拍了一张，后来发在11月17日的报纸上；而这一字排开的照片，突然间变得让人看不下去。
既然找不到逃出来的那个孩子，下一步就是去现场。在场的十多位家长中只有两位得知消息后去过，但也被拦在凶宅外，没让靠近，只是远远地观望。而且当地对此事也在尽力封锁，前一天新华社记者想去拍照片，结果差点就起了冲突。
吃饭时还在的几个孩子父亲，出门后却都没了人影。一回头，发现餐馆门口停着一辆车，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正让孩子父亲上车。我顿时明白过来：红雷父亲大概就是这么被带走的。便问：没问题吧？一位母亲说，都是乡上的干部，其实也很同情我们，但是上面有规定，不带走不成，可也不会难为他———当地干部眼里，剩下的这一群孩子妈，大概也没什么用处。
下午1点半，6位孩子的母亲带着我前往现场。我们包了一辆车，司机本来要价颇高，但一听是这事，来回50公里的路，只要了40块钱。
开到近村处，走不了了，全是烂得陷车轮的小道，只有步行。一行人，连同司机，开始靠近那个叫玉皇庙乡大黄庄的村子。昆仑的母亲下了车就紧紧挽着我的手：“等下有人问你别说话，我就说你是我大儿子，来看弟弟的。”
我点点头。她又说，真的，刚刚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说，你的眼睛和鼻子长得跟我家昆仑一模一样。我一愣，眼见她又拿出个塑料袋，把我那显眼的黑色皮包装好，让另外一人拎着，外面看还以为是一袋杂物。
果然，还没进村口就有10多个人挡住了去路。别人都是当地人，我的样子自然最格格不入。昆仑妈对挡我的人说，这是我的大儿子……话还没说完就成了哭腔，泪水也滚了下来。别的母亲也哭了，哀求说，就让我们喊喊魂吧，孩子死得这么惨，不喊回去我们当妈的怎么安心。
拦路的人一下犹豫了，放过了其他人，唯独拦着我。这时我耳边全是昆仑妈那一声声哭诉———要是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母亲怎么熬得过去？这么一想，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这下没人再拦着我了，我搀着昆仑妈进了村子。母亲们仍在哭泣着喊自己孩子：红雷，抓住妈的衣服吧……政威，你爸老了好多啊……这一路，走得人真是哀伤。
《玄机可透露》 财富乐趣平舆的叹息（2）
守在第二道关口的人，也怀疑我是记者，但是见到我脸上的眼泪，都没再上来拦———在他们眼里，记者大概只会愤慨，是不会流泪的。
3
终于到了凶手的小院前，母亲们再也抑制不住扑在门上号啕大哭。守在这里的是几个干部，只让昆仑妈过去，问我是不是记者。这时我的眼泪已经被冬天的风冻没了，只有不说话，很镇静地看着他。6位母亲拍着小院的门，周围的村民越来越多，几位妇女已经在偷偷擦泪。村干部的脸上，再次显出了那种犹豫，然后跟我说，十分钟，就让你看十分钟。
就在这十分钟里，我围着凶手小院走了一圈，仔细看清楚了里面的具体位置，看见了院子里那三堆浮土，看见一把带着黑红痕迹的铁锹和散落在屋子里的孩子衣服。
回到门口，孩子母亲们还想进院子，被村里人拦住：再冲，我们就难做了。母亲们抽噎着停住，又哀哀地哭了一阵，每人拿了门口的一些土，慢慢地转身。
回来的路上，都不说话。我的包仍被一位母亲抱着，里面的证件、相机、录音笔都完好无缺。反光镜中看见后面跟上来一辆面包，司机说是当地乡政府的，我们快它也快，我们慢它也慢，甩不掉，也懒得再甩，用反光镜蔑视它。当天我还要赶回驻马店发稿，到了平舆县城，见我上了去市里的车，面包才离开。
第二天收拾好东西，直奔平舆。管它怎么使绊，总是采访中不可少的一环。后来见到《广州日报》和《南方周末》的记者，他们在当地住得并不好，宾馆把长途掐了，全县的拨号都用不了，出事后网吧都关了，发稿都成了问题。
这一天我找了县政府、公安局、刑警队、县一高、县二高……七八个单位，没一家让我进门。不是不让我进门，而是不让所有记者进门，那些家属守在门口也没用，哭得再惨也没用。那天昆仑妈她们又将《南方周末》的记者带进了现场，村里干部说，你怎么又来了，他也是你的儿子？她看出了对方的恻隐之心，说不，这是孩子的叔叔。对方真的没有阻拦。
第二天稿子一发出来，网上就看见了。同事说，很不错。我听着，高兴不起来，呆在屋子里犹豫着出还是不出去。因为一出去别人就知道你是记者，就有好多老百姓围上来，诉说他们的委屈，和种种靠他们的力量无法解决的难题。在北京时我嚣张聒噪，面对这些满是皱纹和黢黑的脸，就觉得难受。
有一家三口，一对年迈的夫妇带着他们被打瞎了眼睛却没人过问的儿子，问了半天才找到我住的地方，又在门外站了半天都不敢进来，要不是我出去扔垃圾，都不知道他们已经等了一个小时。
那对夫妇都已经快60了吧，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很本分老实的人。老父亲跟我说了情况，还没等我说话，又补了一句：我知道你这次来是为了那些孩子，所以也不敢麻烦你别的，只求你看看这份材料。然后就不说话了。
我说，您怎么不敲门，这么冷的天在外面站了这么久。那瘦弱的老母亲拉着儿子的手，忽然就跪下了———真的，满头白发的老人就这么给我这个后生跪下了，可是我承受不起啊，天下又有谁能承受得起这哀伤的一跪？！———我连忙去扶，居然扶不动，却听她低低地说，县政府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只有找你，求你一定看看我们的材料。又是一个求字，重若千钧。
我拼命把母子俩扶起来说，我一定看，一定尽力帮您转到有关部门。一家三口看着我，尤其是那老母亲的眼神，唉……除了那一跪，这一家人似乎一直很平静，而我的眼泪在他们走后终于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这是我短短一年的深度报道记者生涯中，第二次面对这样的场景。上一次是4月份，辽宁海城，几百名学生家长面对永远官腔的干部们怒不可遏，面对记者时却都跪了下去———当时3000多个孩子中毒，一个孩子死亡，政府瞒报，家长将记者当成了救星。
4
终于到了返回北京的日子，又请那些母亲吃饭。昆仑妈拼命给我夹菜，我要推辞她就说，这是给我大孩子夹的；又给《南方周末》小戴夹菜，说这是给昆仑叔叔夹的。还努力地笑出来，说都已经好久没笑过了。然后一路颠簸地回来。火车上计划的第三篇报道被终止了。
事情还没完，昆仑妈半夜给我打电话，当地要半强行地将孩子尸体火化，怎么办？
是啊，怎么办？这不过是我笔下新闻的一件，却留下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句话：当一个好记者需要一种情怀。当时没想透，现在还在想。
———2003年11月25日凌晨
《玄机可透露》 财富乐趣真相在那之外（1）
他们觉得最奇怪、同时也问家长次数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怎么想到要来挖的？你们为什么要来挖？案子不都结了嘛！”
采访“平舆杀人案”后，我曾写过两篇手记，直觉一直告诉我，肯定还会有第三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一定会有。
等待的时间并没有太长，就在案子报道出来5个月、凶手黄勇被枪决4个月之后的2004年4月。12004年3月26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周末，忽然接到平舆遇害学生王亮家长王留超的电话。他也是去年11月最早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的人。他在电话里说：“要到清明了，我们今天想去祭奠一下孩子，结果在黄勇家又挖出很多骨头，还发现了两把菜刀，上面还有血迹和毛发。”
我呆了一下，有点难以置信：“挖出了骨头？”那边说是。我问留了照片没有，他说我们专门跑到旁边的市场去，买了相机和胶卷，照片马上就能冲出来。我又问你们报案了没有。他说还没有。
“你们不报案不成，这事情那么大，必须报案。”我跟家长说完，又把电话打给部门负责人杨，告诉她家长们的发现。她吃了一惊：“天啊，如果是真的，事情就大了！”我说这些家长是不会骗我的，我相信他们。杨说事情太重，能不能报得让大脑袋来决定。
第二天家长又电话过来，说已经去报案了，找的是县分管副书记。那书记听了也很惊讶，答应让警方派人再去现场勘查，说再去的时候叫家长一起去。
杨找了大脑袋，他在惊讶之余，自然考虑到了做这篇报道的风险，毕竟这是去年公安部督办的十大案件之一，影响那么大，如果事情是真的，有关部门在诚信及办事能力上的问题就会暴露无疑。考虑了两天，无果。
接下来的一星期里，又接到家长电话，说当地警察一直没来找他们，也没去现场。他们没办法，只能把26号挖到的尸骨和菜刀自己收了起来。仍是那一句：“你们能不能来？”
这时大脑袋出差了，我们又去找二脑袋商量。二脑袋说这题单独做风险太大，建议说能不能找中央级媒体合作。这倒也是个办法，有可能合作的只有央视和《中国青年报》。
2004年3月29日，我先和《焦点访谈》栏目一位主编取得联系。把事情说了，她倒吸了一口冷气：“不会吧，这案子影响这么大，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说家长那边还有现场照片，而且这个案子当初疑点本来就多。主编说这事情太重，我马上请示领导。
随即我又跟《中国青年报》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他们表示对案子很感兴趣，会派记者跟我联系。
接下来的3月31日到4月3日，我去重庆采访“寻找艾滋卖淫女”事件。其间又接到家长电话，说他们又去找县警方询问勘查现场的事情，但是对方没有回应，家长们都是农民，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只能一再给我打电话，我则一直在等《焦点访谈》和《中国青年报》最后的答复。
4月8日，《焦点访谈》记者阿魏、《中国青年报》记者阿刘都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们约定次日见面商量合作的具体细节。4月9日，央视、“中青”、“北青”三家见了面，此时距离家长第一次挖出尸骨已经是整整两个星期了。商量出一堆采访中需要注意的东西，比如如何确定尸骨是或不是孩子的，比如了解警方的破案过程等等，甚至还商量4月13号晚上一起出发、同时发稿等。
没想到到了晚上，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央视那边领导觉得这事情还是太重，“播出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改变了主意。这样就只有“中青”那边了，阿刘一直说没问题，13号晚上一定能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