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三次的讨论甚至清楚表明了两个人之间的信仰冲突。格瑞雷认为：人类的欲望本身是好的，罪恶只是从压迫和颠覆中释放出来的。给他们更大的空间，让其自由演变，让其完全发展，就会导致最大范围的快乐……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形式，这也许有可能……那么你必须有一种完美的社会；最后可能就必须有“天堂”才行……然而，雷蒙德还是坚持强调引发社会问题的长期因素。他认为：对待福音最直接和最不容易犯错的办法就是强调这些因素。没有任何一个《新约》的规定比“自律”更长久和明确；我们可以将同情这种内心冲动服从于我们的理智。谁是正确的呢？哪位讨论者真正理解了同情的本质呢？格瑞雷在其第十一篇文章中表示，支持一种可将物质在全社会范围内公平分配的制度是“每个基督徒的职责，每个人都必须承认，人类家庭本质上是兄弟般的……”作为回应，雷蒙德认为格瑞雷在经济学、宗教种族学方面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总体上力图从自己的角度创造一位上帝。他认为：格瑞雷的思想表面上是宗教的，甚至声称是真正的基督教，但它却否定了《圣经》最明确的原则，否定了最重要的戒律，而用自己对自然法则的解释来取代它。对于格瑞雷的信念，雷蒙德的结论是：它的整个精神是对《圣经》原则最直接地抵触，它承认正确和错误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别……这完全是对基督教的否定；它是从对立的基本原则出发的，其目的是想引导出相反的结果。雷蒙德坚持认为，所有改革者和记者应该与之进行斗争的主要问题是有关人类罪恶行为的发生地：罪恶真的是从社会机构中产生和制造的吗？雷蒙德认为：在找到可以适用的办法之前，应该确定引发罪恶的根源，而联合会的理论从一开始就与基督教相冲突。他认为，这个根源是“人类内心的罪恶感”，而对此的处方必须触及这一根源，或者使其无效。内心必须改变。人类本性的规律必须不再成为其生活的最高准则。他必须学会将其服从于更高的正义准则，在上帝面前释放出他的良知……只有他自己的个人意愿才能平息内心的罪恶。
这样，界线最后终于搞清楚了。格瑞雷认为，“人的内心并不堕落：他的热情并不促使他去犯错，他的行动也不会产生罪恶。”格瑞雷在第十二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中强调了他的信念：“主仆、贫富等社会区别是导致罪恶的根源。”终止罪恶的方法就是对财产进行再分配，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得到公平，其中一个办法是让政府对境况好的人家征税，然后将食品和资金分给那些境况不好的人家。
格瑞雷的观点并没有立即使社会产生大的改变，但它却规定了在所有人道德平等的基础上分发物品的案例。此前，社会一般不太愿意让政府进行再分配。公社主义的观念也只能在一些短期存在的激进报纸或小型刊物上才能发现。在19世纪50年代，认为政府福利制度正当的声音出现了，部分原因就是格瑞雷的文章宣传。像《罗尼尔每日快报》等报纸也响应格瑞雷的号召，认为“每个人道政府都应该养活穷人”。亨利·凯里在他的《社会科学原理》一书中写道，由于社会整体必须对穷人负责，因此整个社会应该为此付出。
随着某些观念的改变，其后果开始逐渐显现：一名分析家在19世纪50年代末注意到，“许多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团体都认为，接受户外救济和贫民救济会的数量空前增长。”救济突升的部分原因是因为1857年的商业恐慌和随后产生的失业现象，但此后更长时期的救济数量增加却没有合适的解释。1858年，纽约金县有33000名居民的名字出现在领取救济名单上，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3％。阿尔巴尼6万人口中的13％（约8000人）也接受政府救济。在新英格兰南部的几个纺织城镇，失业率很高，富尔河地区五分之一的居民和普罗维登斯市六分之一的居民都登记接受政府援助。
慈善共识的第一挑战聪明和阴险
在大萧条时期，这些数字还要高。但令人不明白的是，经济情况好转时接受救济的人数也居高不下。纽约州州务卿的统计数字显示，户外救济并不仅仅与大萧条相关：1840年有11937人接受暂时救济，1860年则为174403人。其他城市的统计数字也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即便如此，许多观察家却继续认为75％～90％的贫困是由酗酒引起的。例如，一位名叫塞缪尔·奥斯汀·阿里波恩的学者在一本书中讽刺了对穷人的关爱，虽然他认为在导致贫穷的原因中，放纵在美国穷人中占四分之三，但他却没有讨论放纵。1852年，康涅狄格州的一个立法委员会向该州的32个城镇分发了调查表，结果发现只有一份调查表将“就业需求”作为引发贫困的原因；在“放纵”原因下面划钩的人数最多。五年后的统计可能有些差别，但并不大。1857年，纽约州立法委员会从对该州穷人院70％居住者的背景调查中找到了放纵原因。
很难讲19世纪50年代后期的救济需求有多少，也难说清楚申请救济者能有多少人有机会得到救济。但是，《纽黑文报》的编辑逐渐相信，大多数的救助给了并不值得救济的穷人。他建议救济应该由私人进行，而不应该由政府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仔细检查那些救济申请者。亨利·雷蒙德的《纽约时报》认为，政府慈善“在提供帮助的人心中种下冷漠，在通过慈善机器获利的人的品格中种下低能”。 “纽约改善穷人状况协会”继续反对“那种不加检查就向所有申请者发放救济的有问题且危险的救济模式”，“聪明和阴险、无害和爱心等因素都将纳入慈善活动”。“纽约改善穷人状况协会”坚持认为，如果格雷李特那种“非歧视非慈善”计划得到执行，“我们还不如将钱扔到大街上，让穷人争相来抢，然后再震惊地看着我们自己制造的这种混乱局面。”
其他人也没有认可格雷李特的立场。《普罗维登斯》杂志传播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城市财富是一个储备银行，它储蓄了所有劳动者挣得的血汗钱”，每个工人都有“公平和基督教的权利”来要求“分配这些利润”。波士顿市市长站在他的立场上，称市政府“有义务满足各种存在的需求”。（但波士顿市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反对这种救济建议，认为如果大城市里要求分配公共财富的人数增长，那么美国就将失去它的自由。）争论还在继续：波士顿西部的“沃尔瑟姆哨兵”组织坚持认为，穷人应该要求政府“根据他们的权利提供……”
后来，由于内战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这些争论逐渐减弱。但战争结束不久后，政府是否有能力实施福利制度却变成了一个问题：激进的共和党人建立了救济黑人的经济援助项目，但安德鲁·约翰逊却反对他们，认为“支持穷人的制度……从来没有被宪法起草者们考虑过”。约翰逊并没有嘲笑原来那些奴隶。他对一个黑人领袖代表团讲，他希望全面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平等的目标能够在人们企盼的眼中闪烁，但这不是事情的本质，“我绝不会假装比上帝还明智”。约翰逊期望慈善提倡者们能优先考虑联邦计划，他个人出资1000美元，用来支持查尔斯顿一所黑人学校。
但是激进的共和党人控制了国会，他们有自己的办法。原来的奴隶没有得到什么援助，但得到《圣经》和其他东西的情况却相当普遍，南卡罗莱纳州的一名参议员C·P·莱斯利称：“在一个国家能向政治家提供照顾之前，这个国家还没有权利称其为国家。”那个时期有一段十分著名的插曲，南卡罗莱纳州众议院议长在赌马时输掉1000美元，三天后他却用“主持议会的尊严和能力”为借口，投票通过一项能从中补偿他损失的法案，要求为议员额外提供补助。
在北部的一些地方，腐败可能更为糟糕，也更没有理由。纽约穿斜纹软呢的老板和他的同伙据说抢劫了该市160万美元，但他们却将其中一部分分给了穷人。一些聪明的城区政客搞了一些“救济日”项目，让纽约成千上万的男女在政府分发东西时排起长龙。到19世纪70年代早期，该市十分之一的人口每周可以从公共仓库领取配给。在布鲁克林，塞思·娄（后来当选市长）率领的记者和改革者们将这种救济制度称为“政治实体的痛苦”和“政治腐败错误”。娄的研究表明，那些并不需要救济的人也参加了这一项目，因为“政府给了他们”，他们自己也想分到一杯羹。一个女人曾用九个名字来领取救济，但“真正的穷人却得不到他们应该增加的救济。去领救济的人多数与分发救济的人有关系”。然而，城市福利却延续了下来。
使公正和仁慈之间的关系变松散的因素还不仅仅是政府项目。1873年大萧条时期，有些慈善家资助了34家免费餐厅并发放午餐，每天有五千至七千人就餐。这些措施短期内是有益的，但一项研究表明，用于大萧条时期救济穷人的募捐中，有超过一半的钱花在了冤枉处。令罗伯特·哈特利沮丧的是，这些救济项目没有经过检验，但却“随意向那些参与慈善的人发放，而不管其是否真的需要救济”。随后，一种破坏性的模式出现了：一名慈善官员注意到，不加区分发放的慈善餐可以说它太多，也可说它太少，因为“对那些的确着急需要真正救济的人来说，分发这些东西是不够的，但对那些大喊大叫却事实上厚颜无耻的人来说，却显得太多”。
来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威胁惨不忍睹
主义者的威胁酒鬼与瘾君子蜷缩在廉租公寓中，没有父母的孩子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男人们排队等候着免费汤羹，被抛弃的女人们则挣扎在绝望的边缘上。真是一个生活艰难的时代。这不是对当今美国的描述，而是对一个世纪前城市惨景的写照。的确，19世纪7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仍然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但那时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城市贫民，其生活上的艰难至少不比当今城市贫民的要少。在那个年代，城市拥挤不堪，市民寿命较短，成千上万的孤儿流落街头。由于大量流民涌入，城市化速度过快，致使城市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在1860至1890年间，美国几乎所有东部都市的人口都翻了一番，而像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等中西部城市的人口则疯涨了六倍，甚至十倍。当时，整个美国社会远比现在贫穷落后，至于劳动及生活条件更是今非昔比，惨不忍睹。
希望摆脱贫困的人们往往又因其他问题而陷入困顿。19世纪70年代早期，城市犯罪相当严重。1872年出版的《伍德插图手册》警告纽约游客，提防任何“在大街上向你搭话的人”，“除游逛繁华闹市外”，深更半夜不要漫步街头。1873年的《哈珀周刊》则是这样描述的：“袭击与抢劫已司空见惯。”到处酗酒成风，吸毒现象日益严重。1868年运入美国的鸦片高达146万磅，是1840年的六倍。当时，美国吸毒人数已高达十万之众。拉夫卡迪奥·赫恩这样描写辛辛那提市：“每天上街都会碰到几十个瘾君子。他们已完全堕落为毒品的卑贱的奴隶，每时每刻无不遭受着极端痛苦的折磨。一旦陷入鸦片与吗啡的魔爪，除极个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