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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彗眼读云南》 第二部分一部宣传郑和精神的优秀图书
蒋正华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首先我要感谢云南省委、省政府邀请出席《郑和史诗》这本具有特殊意义的图书首发式，感谢专家学者们从各地赶来共同纪念郑和、研究郑和。
郑和航海的历史事件，是我国古往今来最富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它启示我们要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的道路。郑和在七下西洋的过程中，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传播中华文化，展现和平形象，所到之处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向当地人民学习，将海外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带回中国，他的事迹至今仍为海外许多国家称道。
600年前，郑和亲手勘立的碑刻记载，郑和船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如履通衢”。这是一幅人类征服大海的壮美图景，显现了郑和不畏艰险的大无畏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气度。今天，我们在学习和纪念郑和的时候，应当把这些宝贵的东西继承下来，弘扬光大。我认为，《郑和史诗》就是为郑和树碑立传、宣传郑和精神的一部优秀图书。
郑和这位伟大的航海家是云南晋宁县人，成为云南人民历史上对国家和民族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代表。近年来，云南民族文化艺术全面繁荣，文化产业欣欣向荣，文化体制改革也迈出了新的步伐，云南文化艺术进入辉煌的发展时期。《郑和史诗》首发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郑和史诗》是中国乃至世界研究郑和的百科全书，具有世界意义，体现了云南省近两年来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民族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所取得的成绩。我衷心祝愿云南在做强做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构建平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文化彗眼读云南》 第二部分真诚严谨推出精品图书
李新烽 人民日报驻南非首席记者
郑和下西洋时，他本人和船队曾经远航到非洲东海岸。有史料记载和现在有遗址的，目前是索马里和肯尼亚两个国家，我曾经去这两个国家多次采访。现在西方和南非一些学者认，为郑和船队当年很有可能通过好望角。郑和船队的影响不光是遗迹和我们的史料记载，它对当今的中非关系，非洲人民对中国人的看法，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我在肯尼亚和索马里拍摄了一些照片，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在2003年以后刊登过一些。晨光出版社在网上知道我的名字以后，社长亲自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提供一些图片。北京有几家出版社已经想让我提供照片，我当时有点不想给云南的出版社，因为北京的几家出版社都比较积极。最后是周社长包括他的同事，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让我支持他们的工作，我被他们的真诚和热忱打动了。我从南非刚回国（我在南非住了8年），就拿着我拍摄的所有照片，从南非经过新加坡直飞云南。刚到他们办公室，就开始选照片。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晨光出版社不光热忱和真诚，而且工作作风、精神态度和精神状态也值得我学习。当时已经到了画册的最后冲刺阶段，他们等着我的照片，因为国内的照片已经收集齐了，如果我这些照片排不上就会影响整个画册。我们晚上放弃休息，我在云南呆了两天把照片说明写完，周文林社长立即组织人员进行印刷、编排，中途还随时给我打电话订正一些事情。他们这种雷利风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文化彗眼读云南》 第二部分出版《郑和史诗》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陈难先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郑和七下西洋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注目和敬仰，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和平精神。这次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外宣办和云南晨光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共同编辑的大型画册《郑和史诗》正式出版问世，无疑对宣传郑和在我国历史上伟大功绩、弘扬民族精神、贯彻落实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此，我谨代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对该书的出版发行表示衷心祝贺，对所有参加该书编辑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同志表示崇高敬意。
《文化彗眼读云南》 第二部分专家热评《文化产业发展论》出版
黄书元、熊澄宇、叶 朗 等
黄书元（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文化产业发展论》出版后，获得很多荣誉，尤其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得到很高评价。这在我社同类学术著作中是很难见到的。现在，该书第一版10000册已基本销售告罄，我们正在考虑重印。《文化产业发展论》为什么会成功？它用层层剥落的分析、晓白流畅的叙述，解答了读者的疑虑。通过解读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到云南文化的同仁们筚路蓝缕的创造和耕耘。也许我们可以说，云南文化产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已经演化成为“云南模式”，对其他地区甚至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熊澄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看完《文化产业发展论》非常兴奋、激动，它具有战略高度、理论厚度、视野宽度、思想深度和实践力度，同时还具有前沿性、系统性和科学性。所谓战略高度，是说该书体现了一种决策者的宏观思考；所谓理论厚度，是说从书上看到了研究者的理论积淀；所谓视野宽度，是说该书体现了一种领导者的世界视野；所谓思想深度，是指该书体现了探索者缜密的思考，除了一般性的理论问题，还涉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所谓实践力度，是指云南这几年文化产业的理论和实践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该书体现了改革者的身体力行；所谓前沿性，是说该书谈到许多新的观点；所谓系统性，是说该书10个部分既可独立成篇，又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所谓科学性，则是指该书的层次因果关系、逻辑关系非常清楚。
叶 朗（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主任）——
本书从“知识经济”开篇，是很好的切入点，抓住了文化产业这个２１世纪知识经济核心产业的时代特点，也就是本质特点。该书全面涵盖了当前文化产业发展所涉及的主要理论问题，对文化产业发展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充分的论述。作者作为一位省领导，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深入调查研究和进行创新实践的基础上，注重理论思考，善于把学术界一些分散的论述加以集中、概括，提炼成为清晰的理论命题，增大了理论的社会影响力，同时还可生发出新的思想和命题。
向 勇（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教授）——
本书是从一名学者型的高级官员的视角出发，结合在云南期间主管文化工作的管理实践，对近年来兴起的文化产业现象所作的系统的理论思考，表现出深厚的理论功底、扎实的管理实践、战略的思维高度和严谨的科学思维。该书最大特点是作者将学者和官员两种身份有机地融合，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使得该书既有理论高度的指导性，又具有具体实践的可操作性。
欧阳旭（中关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文化产业发展论》对企业启发最多的，是书中“西部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人才和科技支撑”、“政府的角色定位”这三章。西部地区基本上把旅游产业列入支柱产业，但对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互动关系认知不到位。本书作者认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业水乳交融、互相促进”，很及时，很深刻。
尹 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这本书立足于文化发展实践，深入分析和阐述了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以及与文化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更注重把文化产业发展问题从理论研究层面深入浅出地引申到实践操作层面，使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成为该书最为突出的一大特点。该著作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即阐述了超越产业的意义以及超越直接经济利益，创造社会综合价值；有利，是指充分考虑到国情，考虑到文化产业改革的问题；有节，就是平衡各方面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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