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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
文化体制与文化产业体现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社会矛盾运动规律。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质是革除不适应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弊端，目的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
一般认为，文化体制改革能够为文化产业提供发展动力，文化产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文化体制改革。按照这一理论逻辑，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应该以文化体制的深入改革为前提。但是，目前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受到了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的滞阻，其阻力之大难以想象。在这种状况下，就应该充分发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作用，让文化产业率先发展壮大，进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最终为文化产业发展彻底扫清体制性障碍。
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程度与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已历史地联系了起来，呈现出正比促动关系。因为发展文化产业本身就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有机构成，是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最佳切入点。产业发展带来的观念更新、认识转变，以及对文化的再认识，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是空前的。正是有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才会使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紧迫性，也才会使传统文化体制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阻碍和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更加突出地暴露无遗，进而使文化体制的深入改革成为无法避免的历史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原因，又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结果。在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个共同点上，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达到了有机的辩证统一。
《文化彗眼读云南》 题记引言：文化产业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2）
（三）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拓展问题
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文化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市场却不是天然的，它需要人们不断地培育和开拓。在一定程度上，培育市场、激活消费就是发展文化产业的第一要务。在市场培育和拓展问题上，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产品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文化消费是全人类的共同需求。拓展文化产业的市场要有一个全球化的眼光，不能光盯着一城一地，甚至不能只看到国内市场，而是要树立新的市场观，立足本土市场、占领国内市场、拓展国际市场。没有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在文化消费市场相对狭小的云南能够在文化产业发展上取得突破。云南多数文化产品的市场不在省内在国内，甚至在国外。比如由云南省委、省政府精心扶持而打造出来的《云南映象》，一开始就把市场营销的重点放在国内而非云南省内，至今已在国内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30多个大中城市巡演上百场，甚至走出国门到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演出，目前又与英国、德国、法国等8个国家的演出商签订了200余场意向性演出合同。最近，党中央提出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一重大命题，更是为我国文化产业拓展国际市场指明了方向。
从云南的实践来看，文化产业的市场拓展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培育市场主体，造就一批能引领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企业。采取各种措施、创造各种条件，鼓励和支持大批文化企业迅速成长壮大，造就一批能够产生品牌效应的知名企业，培育和扶持一批强势文化企业集团，用强大的企业群体来支撑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要逐步打破所有制界限，大力扶持民营文化企业的发展，努力探索国有资产的多种实现形式。
第二，切实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文化产业是通过创造供给来培育和创造消费需求的，但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产品生产游离于市场经济体制之外，造成有效供给的不足。必须认真研究文化消费趋向的发展变化，准确把握消费心理，以市场为导向，努力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并通过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增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吸引力，进一步激活文化消费潜力。
第三，明确文化产品的市场定位，细分文化市场。文化产品的雷同，是当前文化市场的突出问题之一，大大抑制了文化市场消费潜力。文化产品或服务，在生产或提供之前，都必须首先明确自己的市场定位，确定目标消费群，细分目标市场。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研发、市场开发和市场营销，以避免文化产品的“千人一面”，从而多层次、多形式满足文化市场中的多元文化消费需求。
第四，营造有利于刺激文化消费的市场环境，培养庞大的消费群体。加强对消费者的引导，提升消费者的文化品位，不断提高其消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水准；建立有利于文化消费的市场拉动机制，让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文化产品无法在市场上立足；加大文化市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整顿和规范文化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所有制问题
在传统体制下，文化生产资源高度集中在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手中，同时由于国家是文化建设投资的惟一主体，而且是采取只管投入、不问产出的财政投入模式，使文化生产资源得不到有效而合理的配置和利用，形成国有文化单位的生产惰性，文化产品生产面向市场、面向群众的主动性几乎丧失殆尽。引入社会资本，形成文化产业发展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有效途径。借助于社会资本利益驱动的特质，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竞争压力，迫使国有文化单位不断创新运行机制，激活竞争潜力，面向市场、面向群众进行文化生产；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社会资本的注入，改变国有文化单位一成不变的生产经营模式，盘活国有存量文化生产资源。
社会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激励下，早就无法按捺追逐文化领域巨大利润空间的冲动，在旧有体制的夹缝中求生存，为发展和壮大文化产业进行了积极探索，单一的公有制模式正在一点点被打破。在部分领域，社会资本甚至已变为事实上的主导力量。我们必须勇于承认这一现实，而且还应该看到，正是由于民营、私有、外资等多种形式的社会资本的介入，文化消费市场才开始显露出初步繁荣的迹象，文化消费品才有了多样化的可能。因此，在文化经济领域，应该与其他经济领域一样，放宽市场准入，法律法规未明令禁入的就要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只要执法权和舆论控制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只要在国家宪法及相关法规的大框架内制定合理规则，严格实行市场退出制度，就没有理由担心社会资本（包括外资）的介入会改变文化产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会使我们失去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权。
（五）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才问题
文化产业既有与其他产业带有共性的一般发展规律，更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每一件文化产品的生产，都与人的创作灵感和激情密切相关；每一次文化产品消费，都是消费者对文化的一种体验与认知。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产业才被人们视为创意产业。这一特殊规律，决定了人才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有着格外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也可以说人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一资源。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要发挥人才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基础是发现和培养人才，关键是使用好人才。
首先，要用不拘一格的眼光去发现人才。看一个人是否是人才，主要是要看其是否具备创新能力、操作能力，是否具备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才质，有所长就能有所用。而不能求全责备，总是盯着其是否有缺点、有毛病。其次，要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新型人才观。对于有用的人才，要有博大的开放胸怀，不拘泥于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应考虑其最终是否归自己所有。第三，要改革现存的不利于人才组合和流动的管理体制以及不利于人才成长和培养的人事制度，建立起与文化生产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与现代企业制度相协调的人事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文化人才培养、引进、选拔和激励机制，努力营造良好的人才创业和成长环境，使人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使一切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把想干事、能干事、干得成事的人才整合起来。第四，是要在人才成长与产业发展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使人才在产业发展中成长、提高，使产业在人才的推动下发展、壮大。
《文化彗眼读云南》 题记引言：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理论思考（1）
三、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理论思考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信息传播的高效、高速和全方位发展，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被迅速拉近。面对这样一个历史趋势，如何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世界，进一步被世界所了解，进一步焕发勃勃生机，是建设中华文化首当其冲的重任。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同时，相比较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而言，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更少，更有限。牛津大学教授雷蒙·道森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常绍民、明毅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中详尽而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并总结说：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似乎在两个极端间变化：或者是理想的王国，或者是停滞与落后的象征。中国时而被描绘为富裕的、先进的、聪明的、美好的、强大的和诚实的，时而被描绘为贫穷的、落后的、愚蠢的、丑陋的、脆弱的和狡诈的。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中国的实际有很大的距离。这些都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