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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具有史诗般的力度。作者怀有一颗虔诚博大的心灵，在讴歌和抒发自己的生命感觉。作者在那片土地上寻找史诗的感觉，这是很可贵的。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充满人类意识、生存意识、有文学光辉的作品。作品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篇幅的浩瀚使其情节的张力崩得不紧，使得作品诗化的感觉浓烈，而在情节上的吸引力受到一定影响。
《文化彗眼读云南》 第一部分经得起多种角度解读的好作品
白 烨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著名文学评论家
《水乳大地》可以说是一本小说文本，也可以说是一本文化课本。不是读一遍两遍就可以完全看清楚的，是近几年来可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而且经得起从各种角度解读的少有的好作品。我有两个深刻的感受。
第一、通过这部作品确实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信仰对于人和土地的作用与影响。作品中，各种宗教的较量体现了信仰的虔诚和力量，信仰使每个人都显得特别有精神力量。看了这部作品，感觉到整个大地上都有一种精神在滚动回荡。这感觉是看别的作品没有的。
第二、作品既写出人物有信仰，又写了他们如何穿越信仰。如作品中的人物泽仁达娃在不同时期的命运，体现了对信仰的某种的穿越。如木芳的命运、木学文的命运等，都是在表达信仰，表达精神的恪守。作品把人物命运、人物个性写出来了。
对这部作品最好的概括是它的纷繁，可以从多种意义上去解读。我认为作者的宗旨不是在写和谐，而是写出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更大包容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各种不同的信仰都可以包容。
我对作品不太满意的地方是理性大于感性，作者的理性思考钻得很深，把理性化为感性还不够。还有，作者占有素材太丰富，什么都想写都想表现，所以作品错综复杂、千头万绪，难免给人眼花缭乱感。做一些“减法”，将会更精彩耐读。对作品的包装也不太满意，比如没有后记，没有内容提要等。
我的感觉是，以推出《水乳大地》为标记，范稳的创作已经猛然间跨越了两三个以上的层次。这个感觉就跟我们当初读《白鹿原》时的震惊一样。陈忠实当年跨越的高度之大，也是令人吃惊。
《文化彗眼读云南》 第一部分对云南文化建设充满信心
邓友梅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说不清是第几次来到云南了。1950年解放大西南的时候，我是中央西南访问团的一个成员。西南访问团到了成都以后，分三队，一队由刘国平同志带到康定和大凉山，一队由王连芳同志带到云南，另一队到贵州。当时不管中国还是世界，都认为云南是个很神秘的地方，没有人认为它是民族文化大省。云南解放以后，一批忠实于革命事业的文艺工作者用诗歌、小说、电影，才把云南的文化介绍出去，推向全国、推向世界。我最先看到介绍云南的文章，大概是1950年秋天曾克发表在报纸上的，大概有2千字。
有了我们党弘扬民族文化的政策，云南各民族的文化才在中国以及世界显现出来。以前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没有显示出光彩来，反而被讽刺、被藐视，甚至被歧视。当初访问团临出发以前，周恩来总理说：到西南少数民族地方去工作，汉族的同志要带着道歉的心情去。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汉族当皇帝的最多，汉族人当了皇帝以后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采取歧视的态度，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才没有得以发扬。要带着一种道歉的心情，替我们汉民族的祖先道歉的心情，去看望少数民族，认真学习、发扬少数民族文化。
首批进入西南的作家很让我们骄傲。冯牧同志带来的一批作家打下了新中国云南文学艺术的基础，使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被中国所有的人看到。这也告诉人们，中华民族文化不仅仅是汉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所以丰富，所以伟大，是因为她是各民族文化的结合体，中国是一个民族文化艺术十分富有的国家。我要对今天的云南党政领导表示感谢，他们严格遵循了“三个代表”，使云南的文化随着时代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全国31个省市中，能达到云南这样对文化重视、对文化投入水平的没有几个。
云南可挖掘发扬的、进一步发展的文化艺术，还有很多。那年我跟金庸先生一起到大理，我跟他开玩笑：“查先生，幸亏你写《天龙八部》之前没有来大理，要是之前来过大理就不好写了，真正的大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美丽得多。”他那时已近80岁，他说，拄拐棍他也要来。
我对云南文化建设充满信心。过去云南在文化上是富省，在经济上是穷省，现在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非常振奋。
《文化彗眼读云南》 第一部分吸引外来影视拍摄一定要有好政策
黄百鸣 香港电视制作发行协会理事长、香港东方娱乐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香港电影有过一个辉煌时期。电影不但在香港卖座，可以把本钱拿回来，在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也是非常卖座。我们还设法把香港的电影打进台湾，也非常卖座。当然现在台湾的市场已经慢慢变差了，我们主要是依靠内地这块大市场。1997香港回归后，我们拍电影不但是看香港的市场，更要看中国内地的市场。
希望内地市场方面给予配合，让我们拍的电影更多元化。相对来讲，我觉得云南的条件比横店好多了。第一是交通方便；第二是四季如春，气候太好了；还有是拍摄景点比衡店多。现在人家都叫横店是“中国的好莱坞”，其实我觉得云南更有机会成为“中国的好莱坞”。
《文化彗眼读云南》 第二部分为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做更大贡献（图）
于永湛 国家新闻书版总署副署长 云南繁荣民族文化、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路非常明晰、政策措施非常有力，对建设文化大省肯定会起到很好的指导促进作用。云南建设文化大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特别是发展文化产业采取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这样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云南新闻出版业基础很好，应该为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出版部门是生产精神产品的，要在出版环节上把功夫下足下够。我在云南调研的时候感受很深，走了几个出版社，发现社社都有一批精品，这样的作品能够采用多媒体形式播出，对全世界各方面的人士就会加深了解、扩大影响。 云南出版业具有区域优势，要立足本省、参与全国市场竞争，同时也要大胆走向世界。云南的出版界很努力，省里的印刷企业在周边国家开办印刷厂，图书发行部门也在努力向外推出优秀出版物。这种辐射作用可以进一步加强。 另外，作为出版业组成部分的印刷复制业，在云南也有很好的发展潜力。云南的印刷业实力很强，特别是包装产业发展很快、潜力很大。云南的复制业刚刚起步，势头很好。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生产更多的播放的节目，另外是配合数字化进程生产可记录的光盘。如果形成生产规模的话，复制业会为云南文化产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为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成绩感到高兴。云南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涉及到新闻出版业的，我们一定尽力给予帮助支持。
《文化彗眼读云南》 第二部分用真心真情推动云南音乐繁荣发展（图）
胡松华 著名歌唱家、音乐教育家 云南省委领导关于繁荣音乐创作的思路非常科学，措施非常合理，而且真情实干、热情推动，必将大力促进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没有真诚深厚的民族情感，很多事情做不长，做不到底。 我上世纪50年代就来过云南，跑遍了云南，对云南怀有特殊感情。我在云南第一个接触的民族是阿诗玛的民族——撒尼人，后来为《阿诗玛》电影配唱，就是源自这种感情。那次我还见到聂耳的母亲、三哥，他们送给我聂耳亲自签过名的照片，现在还收藏着。我们当时一起来的许多同志留在云南，把青春献给了云南。在云南，我第二个接触的是藏族。回到北京，给周总理演唱的第一首歌就是迪庆藏族骑兵队队长教我唱的藏族山歌。第一个二重唱是我和郭淑珍老师唱的，叫《选代表》，这个作品产生在云南的红河。以后又20多次来云南，接触了二十几个民族的父老乡亲，他们用生活和艺术的乳汁哺育我。云南真是歌的海洋，舞的世界，是我50多年来创作演出的摇篮。 多年来，我的服务对象就是几十个民族。我一个歌喉唱多种声音，“广学古今中外法，扎根边疆保元真”。多年来我拜了很多老师，国际上一些知名的老师，国内各民族有特殊演唱技艺的老师。比如跟着藏族骑兵英雄学唱藏族歌曲，跟着白秀珍大姐学“海菜腔”。白秀珍大姐现在已经去世了，以她当时演唱“海菜腔”的技艺以及她的形象、气质来看，现在的人很难达到她那个水平。其他如白族的“大板腔”我也学了。后来接触了祖国的很多民族，和他们同吃同住同歌舞，收获很多。这些都是周总理教导我们的，都是培育真情、报答乡亲父老必需的条件。有时候艺术不可重复，要超过前人，这种想法是好的，但前提是必须虚心向前辈老师学习。艺术和艺术家与祖国和人民，与真情和生活时刻不能隔开，也不能分离。 聂耳音乐基金会成立后只能成功，没有退路。只有踏着聂耳的步伐前进，学习聂耳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艺术创新精神，聂耳音乐基金会以及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才会取得成功。我还要建议，今后考核各级领导干部政绩，不仅要考核在抓经济建设方面的成绩，还要考核在文化大省建设中出了多少力。这应作为一个硬指标。 我从心里拿云南当第二故乡，今后要更好地参与第二故乡文化大省建设工作，尤其是在音乐方面，多出主意，尽力做些实事。
《文化彗眼读云南》 第二部分云南是一块适合想象力驰骋的土地（图）
铁 凝 中国作协副主席、河北省作协主席 在中国和世界很少有人不被云南这个地方吸引。我对云南知道的非常早。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上中学的时候，看过电影《阿诗玛》，印象非常好。当时还有一个细节记得非常清楚，班里的女生都觉得阿诗玛最美，特别漂亮，班上有位同学长得很像杨丽坤，引起许多同学的嫉妒和羡慕。说到《阿佤人民唱新歌》，我和裘山山上中学的时候都跳过这样的舞蹈。云南的电影、歌舞、神话传说、文学作品、绘画，给我这个从没来过云南的人一种梦想，一种做梦一样的感觉。云南是一个可以让人做梦的地方。 看了很多文字资料，其中有部分领导的讲话，还有一些专家的讲话，让我对云南非常羡慕。我同意王蒙老师的话，其实云南本来就是民族文化大省，一个文化的富矿，一个人文科学的富矿。对这块土地我虽然认识非常肤浅，非常皮毛，现在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了解，通过云南老作家的作品和当代同行们的新作，确实感觉云南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各个民族有各自的个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