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此外，难兜国“有银铜铁，作兵与诸国同”。然而通过这些文字，显然难以得出“引进精钢技术”是“汉武大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诱因”之一的推想。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有的西域国家是从汉王朝传入铁器制作技术的：“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这里所说的“钱器”，裴骃《集解》引徐广说，也写作“铁器”。《汉书·西域传上》正是这样记录的：“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
《史记·汲郑列传》说，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物资交往，有严格的关禁制度：匈奴浑邪王一行来到长安，商人与他们发生贸易关系的，有500多人被判死罪。汲黯说：“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一般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在长安市场上做买卖，官员竟然会按照惩治边关走私财物的法律严厉治罪呢？唐代学者裴骃在《史记集解》中有这样的解释：“应劭曰：‘阑，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指出汉代法律明文规定，官员和百姓不得携带兵器出关。对于汉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的条文，唐代学者颜师古在解释《汉书·汲黯传》中的有关记载时引录了东汉学者应劭的话，又明确指出禁止出关的物资包括“铁”，即“兵器及铁”：“《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可见，匈奴在制铁技术方面未必比汉王朝先进，真实的情形可能恰恰相反。
居延出土汉代木简文书中，可以看到有关边境两位亭长叛逃到境外的事件的记录，其中明确写到他们带走的铁制兵器的品类和数量。这样的文字，可以理解为罪证的记录。
作为《汉武大帝》历史顾问的求实先生说，“西汉时期中国方进入大规模应用铁器时代，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应是与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有关。据记载，这时，从西域引进中国一种新型钢铁，称曰‘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认为西汉“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与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有关”，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并无实据。
“镔铁”这个语汇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见于《魏书·西域传》关于“波斯国”的记载：“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户十余万，河经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银、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砂、水银、绫、锦、迭、毼、氍毹……等物。”此时距离汉武帝时代，已经相当遥远。值得注意的还有，《魏书》关于波斯国物产的记述中，“金刚”和“镔铁”并列，与求实“‘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的说法不同。唐人元稹诗句“金刚锥透玉，宾铁剑吹毛”，也体现了同样的认识。
据《金太祖实录》记载，“辽以镔铁为国号，镔铁虽坚，终有销坏”。《金史·太祖纪》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四库全书本《金史》作“镔铁”）可见往来草原大漠的契丹人当时掌握着这种特种钢的冶炼技术。这种技术的真正的“引进”，可能应当以《元史·选举志三》所见“置镔铁局”的记载作为标志。求实先生说“据记载，这时，从西域引进中国一种新型钢铁，称曰‘镔铁’”中所谓“这时”，是汉武帝时代。他认定西汉中期已经“引进”“镔铁”，现在看来，是没有什么历史根据的。
杨宽先生《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曾经指出，“波斯萨珊朝的‘镔铁’，是使用熟铁配合定量的渗碳剂和催化剂，密封加热而炼成的优质钢。这种镔铁制品，在北魏时期已传入我国。”美国学者谢弗所著《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中也说到“镔铁”和“印度钢”：“在中世纪时，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大马士革钢’，但是我们还无法确定这种钢是否输入了唐朝。根据6世纪的记载，说这种钢产于波斯。但是7世纪时又说它是罽宾的产品。据认为，这种金属‘坚利可切金玉’。中世纪时印度出产的高碳‘印度钢’也具有与大马士革钢相同的波形条纹。在中国，将这种金属称为‘镔铁’。‘镔’字很可能来自印度帕拉克语中的一个类似于‘piza’的伊朗方言。如果唐朝人得到了大马士革刀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是以印度或者是印度化的民族为中介的。”应当注意到，按照谢弗先生的意见，关于“镔铁”或“印度钢”，中国人是中世纪才知道的，唐朝是否传入，还需要考论。杨宽先生则认为在北魏时期传入。即便如此，距离汉武帝时代也有五六百年之久。
镔铁出西蕃，面上自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剑器打磨光净，用金丝矾矾之，其花则见。价直过于银。古云“识铁强如识金”。假造者是黑花，宜仔细看验。
——《格古要论》
第二部分打通西域道路（3）
《哈密卫志》云：砺石谓之吃铁石，剖之得镔铁。今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剑砻明，以金丝矾矾之，其花即见，伪者则是黑花。
——《物理小识》
顺便还应当指出，与镔铁刀剑制作加工有关的所谓“金丝梵”，其实应当是“金丝矾”的误写。“金丝矾”，见于明人曹昭《格古要论》卷中及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不过，“金丝矾”并不是“精钢炼制技术”所用的“那种黑色添加料”。据古文献记载，“金丝矾”并不具有“以它打制钢刀，可出耀目寒光”的作用，而是用来辨识是否镔铁的。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打假”的用物。《格古要论》说：“镔铁”出产在西方外族地域，表面有旋螺花或者芝麻雪花等花纹。凡是刀剑器，打磨光净之后，用金丝矾涂抹擦拭，其花纹就会显现。如果是假造的，会出现黑色花纹。《物理小识》说：《哈密卫志》一书写道，砺石，又称作吃铁石，剖开后，中间有“镔铁”。“镔铁”的花纹有旋螺花，有芝麻雪花，凡是刀剑，擦拭明亮，以金丝矾检验，花纹自会显现，伪造者则出现黑花。《格致镜原》卷五○“矾”条引《事物绀珠》说：“黄矾，一名金丝矾。烧铁焠之，可以引之如金线。”看来，“金丝矾”应当是黄色，而并不是“黑色”。剧中“那种黑色添加料”，如果解释为杨宽所说的“定量的渗碳剂和催化剂”，或许更为合理。
就现在掌握的历史资料看来，不仅“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并没有“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的动机，而且当时西汉王朝冶铁业的进步（求实所谓“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似乎也与张骞西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
——《史记·项羽本纪》
在反映古代历史的影视作品中，“剑”是基本的道具。从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到项羽不学“一人敌”，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在战国秦汉时期，“剑”曾经是身份标志，也是有实用价值的武器。有的学者曾经认为，中原的“剑”，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这种看法的酿成，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发现春秋以前的剑”。20世纪50年代有陕西长安张家坡和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至春秋初年剑的出土，林寿晋先生于是在《论周代青铜剑的渊源》中指出，中国周围古代文化的剑，或与中国剑形制无关，或年代晚于中国剑，都不能作为中国青铜剑的起源。杨泓先生《剑和刀》一文曾经分析，山西保德林遮峪发现的青铜剑，可能制作于殷代晚期，其风格“散发着北方草原民族的气息”，而张家坡剑，则“具有西南地方的特征”。李学勤先生认为，四川成都地方商代遗址已经出土柳叶形剑，张家坡剑可能源自蜀国。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后期墓中也出土两件剑，也与来自西南的剑有一定关系。杨泓先生和李学勤先生都指出，商代和西周的青铜短剑，有效使用的锋刃部分其实可以说是和匕首差不多，只有当双方战士扭打在一起时，这种短武器才会起作用。林遮峪一类其风格“散发着北方草原民族的气息”的短剑，甚至可能仅是狩猎或进食时用的切割工具。李学勤先生《青铜剑的渊源》又指出，浙江长兴雉城的云雷纹剑，长度已经达到358厘米。他推测，“严格意义上的剑，恐有可能始于东南，即吴越地区”。“剑的渊源多在南方，而标准的长剑更可能自东南兴起”，《考工记》说，“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这不只表示吴越造剑工艺的发达，也说明剑在当地历史的悠久”。正像马明达《说剑丛稿》中所说的，“这是一个精辟的观点，对我们深有启发”。看来，现在还不能简单地论定“中国的‘剑’本来就是从游牧民族传入的”。至于所谓“‘径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宝刀的称呼，其合音就是‘剑’”的意见，也还有可以讨论的余地。《逸周书·克殷解》说，周武王对纣的尸身“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有人说，“轻吕”和“径路”都是“剑”对音。不过，“轻吕”，在《史记·周本纪》中，司马迁写作“轻剑”。可见，“轻吕”和“径路”为“剑”的对音或者“其合音就是‘剑’”的说法还不能十分确定。《汉书·匈奴传下》：“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犂挠酒。”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也。留犂，饭匕也。挠，和也。”匈奴单于使用“径路刀”与“饭匕”调酒的故事，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李学勤先生提出的这种“径路”可能“仅是狩猎或进食时用的切割工具”的说法。
据考古发现，单纯的匈奴文物遗存中，兵器除箭镞外，以刀为主。对于所发现的所谓“剑”，可能以冯恩学先生关于匈奴考古的论述中“短剑（匕首）”的表述较为合理。
求实先生答记者问的报道中说，“求实引用著名科技史学家冯家升的著作指出：‘汉晋以来，中国所说之镔铁即精钢，亦即来自西域波斯之印度钢。’这些史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我们看到，《冯家升论著辑粹》所收第一篇《契丹名号考释》中第三章《契丹字义之解释》的第二节《金太祖所语镔铁指契丹说》，专有题为《镔铁解》的一段论证，分列“中国方面之解释”和“西人方面之解释”，这应当是冯家升先生讨论“镔铁”问题的主要论著，但是其中并没有看到“汉晋以来”字样。冯文反而明确说，“镔”字，“以余所知，最早载见梁顾野王之《玉篇》，及魏收《魏书·西域传》”。求实先生的“引用”，却以“汉晋以来”的说法模糊时代断限，并且说，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