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管理思想大讨论不可避免。他们管理上的确有问题，似乎每个部门都完成了指标，但作为一个整体的联想却没有完成指标。他们看似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运行，其内部却受高度的计划经济影响，部门之间各自为战，自以为为联想付出了青春，联想得到的却是苦恼人的结局。
这个苦恼人的结局使联想的权力现状不再是一场引人入胜的喜剧，而使新老交替的话题再次炽热起来。其自“孙宏斌事件”之后，始终未出现年轻人集体性获得权力，那些年轻人大多经过“入模子”的洗脑，已经显示出其对联想文化及“大船思想”的认同，“孙宏斌事件”又其对“开小船”的下场心有余悸。他们似乎愿意接受唯唯诺诺的现实，但历史自有其内容，年轻的冲动与活力并非一场“孙宏斌事件”所能遏制，在那些无关紧要的时刻他们接受平凡人生，却隐藏着不可压抑的郁气，需要爆发的契机。
事实上，1993年发生了太多事情，足以证明那一年可以成为一个时代风尚的航标。《变化》一书中写道：“个人计算机的大举进入中国还要等一年以后，不过，文人们已得风气之先。第一批用电脑写小说的作家在1993年诞生了，有杨沫、谌容、张洁、张一弓、赵大年、陈建功、范小青，还有王蒙。‘现在每天都要在电脑前坐一坐’，这位前文化部长说，‘否则心中觉得有所失落。’”那些名字都曾在中国文坛风云一时，他们对电脑的迷恋展示出巨大的市场需求正在形成。
虽然联想在1993年没有完成指标，却也得到了足够之重视。那一年的4月28日惠普全球总裁造访联想，显然他对与联想的合作颇感满意。一个月后，联想与微软签定了总代理协议。9月14日，联想又签下了苹果电脑的总代理协议。两个月后，联想推出了中国的第一台586电脑，这是中国第一台使用英特尔奔腾微处理器的高档微机，它的出现使联想获得了在中国计算机界的象征性地位。
那一年计算所持有的联想股权部分上收到中科院，中科院同意联想创业老职工拥有35％的分红权，正是这35％的分红权为联想日后完成股权改革打通了道路。
杨元庆在那一年开始有获得权力的迹象。9月16日联想集团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微机板卡海外销售突破500万在世界同类产品中占据10％市场份额的庆功会。会后柳传志将一名年轻人推到了前台，突然用加重的语气介绍：“我们联想向进口名牌挑战，市场销售这个担子，我们已决定放在杨元庆肩上。”杨元庆被任命为联想集团销售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这或许可被认为是他个人崛起的开始。
几乎在任何场合，柳传志都毫不掩饰他对杨元庆的偏爱。不熟悉柳传志的人以为杨元庆已彻底赢得了柳传志的信任；但有熟悉柳传志的人认为他对杨元庆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感谢元庆，”多年来他总是这么说。
1994年整个春天，柳传志都被美尼尔综合症的梦魇包围，那时候恰逢北京联想陷入大混乱之中，李勤与倪光南的矛盾激化，总裁室里泾渭分明，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总裁室的混乱使柳传志更加焦虑、紧张和绞尽脑汁，美尼尔综合症的梦魇似乎更加挥之不去。
即使被美尼尔综合症梦魇折磨，柳传志也必须为联想安排好退守之路。他把两个年轻人赶到了外地。“一个是王平生，一个是郭为，他们俩是助理总裁，他们弄不好要卷进去，所以我把他们俩提前支走了。王平生，我跟他谈话让他去了深圳，他自己也愿意去。郭为也调走了，”柳传志说，“两个年轻人要裹进去了……这俩家伙能量大，而且这里面有不同派，又有别的矛盾裹在里头。给他俩先撤开，然后我再来处理这件事。”
柳传志的调整在10月22日方才凸显。那一天组成新总裁室，成员包括柳传志、李勤、倪光南、张祖祥、刘金铎、胡靖宇、李树贻、蔡树永、毕显林、贾绪福。王平生和郭为消失了。
第四部分 斯巴达克方阵第36节 杨元庆的上升
联想已经陷入混乱，至少思想的危机已经到来。活力被压抑了几年的很多年轻人在那时候开始蠢蠢欲动，这是柳传志最担心的。他会不会想起4年前的孙宏斌？年轻人没有经验，做事毛手毛脚，但他们的能量一旦爆发，便不可遏制。他赶走了郭为和王平生，却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小伙子。他要引导他们向他的方向，利用他们的“民意”，平衡总裁室的纷争，为联想制造更多、更大、更高的假想敌，使所有能量的宣泄都指向同一目标。
他开始利用住院的时间找人谈话，总裁室的争斗依然如火如荼，没有人在意一位时常神志模糊的病人跟人谈话，即使他是一位企业领袖。
柳传志后来说：“我如果上班了以后，那就公务缠身，就不行了，在那边我愿意找谁就找谁。所以在海军医院对我做整个的布局极其重要，我那次在那儿，把事全都给布置好了。”
看似轻描淡写地谈话，事实却是殚精竭虑地布局。李大夫怕他毁了自己的治疗成果，就强令他每个季度休息一次。柳传志倒也遵守了。“那段时间，我突然间就到大连，突然间又到别处，因为我会突然间头疼，头疼出去休息一个礼拜，回来再接着干。那时候真的是强撑着。”
1994年3月19日改变了杨元庆的命运。联想的微机事业部在那一天成立，杨元庆出任总经理，两位创业元老成为他的副手，一位是曹之江，一位是袁宝玑，他们此前的身份都是联想的副总工程师。
联想的“三巨头”尽管已经貌合神离，却在那天共同出现在杨元庆的面前，他们似乎觉得自己有义务为杨元庆打气，都做了简短的演讲。
李勤说：“从国内市场看，目前能与国外微机抗衡的也只有联想一家了，如果我们不把大旗扛下去，对中国的微机市场就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中国市场就会被进口机所淹没。我们特别强调要把旗扛下去。如何扛？现在一是体制不顺，二是战斗力不强，作风有些涣散。成立微机事业部，实际上是要组织起一支精兵强将，以销售为龙头，把产、供、销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支队伍要敢于承担重任，有进取精神、求实作风，有打攻坚战的能力，这样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倪光南说：“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比设想的要严重得多。现在都在和外商合作，长城和IBM，方正和DEC，四通和康柏，浪潮、天津等和AST，如此下去，再过几年不知道还会有谁在真正做国产机。长城、浪潮很可能就剩下一块招牌。电子部的领导说，一个外国公司加一个中国公司可能打败中国一个行业，很有道理。”
柳传志说：“今年打仗就要靠大家，公司把希望放在你们身上。难度在于不是田径比赛，目标是死的，而是球类比赛，是动态的，对手也在拼命。大家是大渡河十八勇士。公司感到很幸运，还能挑出这样一批精兵强将，你们要感到很自豪。衷心希望在杨元庆等同志领导下，你们这支队伍能为公司发挥更多的光和热。”
杨元庆没时间理会“三巨头”的貌合神离，他不意之间得到了权力，赢得了未来。他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朝向这方向狂飙了。
他从整个联想里挑选了18个业务骨干，这就是柳传志所谓的“大渡河十八勇士”，后来有人形容他们为“十八棵青松”，总之他们是杨元庆赖以成功的“群星”，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仍牢牢盘踞着联想集团的核心位置。
微机事业部成立之后，此前与微机相涉的部门被压缩为销售、市场、技术、综合、生产制造几部，原来超过300人的队伍缩编至125人，原来超过100人的销售系统被缩减为18人，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率。
1994年的联想微机，品质既不高于国外品牌，价格却不便宜，若不改弦更张，惟有死路一条。杨元庆他们最终接受了低成本战略，推出E系列微机，价格下调至与兼容机相当的水平。
那一年，联想完成了预定的销售4。5万台微机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杨元庆使联想微机的销量几乎每年都保持100％的增速。他帮助柳传志赢得了尊重，自己则彻底赢得了未来。
第四部分 斯巴达克方阵第37节 擘画北京
既然杨元庆戮力狂飙，柳传志心神稍定。他与倪光南的矛盾随即爆发。“我跟老倪发生矛盾以后，在北京这边开了一次会，我决心收缩回北京，想把香港放开让吕谭平自己管，我的名义是董事长。”柳传志说，“原来我是两头兼顾，两头耽误。香港吕谭平那边，他做的事情我管不到底。吕谭平有些做法我并不同意，但是我不能管。我的原则是我不能都管，要管就管到底，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北京有事我就得回来。这边也是李总管事，我基本上也管不到底，我都是特别支持李总。就是到了九四年，上市完了之后，我下决心把香港放开，只管北京的事。”
柳传志回到北京，倪光南便开始失去权威。虽则偶然，却也是联想史时势使然。柳传志性格既刚烈，也会冲动而有时不能掌握自己，那么倪光南的执著在他盛怒之下便只有一种结局可以期待。
他既已回到北京，将杨元庆扶植到微机事业部总经理的位置上，那么杨元庆便有机会获得最高权力的支持。联想头一年的库存并未算到杨元庆头上，一些元老认为这是给予杨元庆特别的权力和照顾。杨元庆有时并不清楚柳传志的苦衷和他这所面临的压力，他不断地跟柳传志提要求，也不断要求柳传志帮助他解决各方矛盾。他曾经与副总裁刘金铎产生龃龉，情况“已经对他很不利”；他后来还跟董事长曾茂朝也产生了矛盾，柳传志说是“为了一个具体问题，董事长跟他拍过桌子”；为了分公司关系，他跟李勤也发生了矛盾……
“那时候我就很紧张，”柳传志说，“那次我把杨元庆说哭了。杨元庆说是具体问题，其实我根本不仅仅是为了具体问题，而是为了整体，要让老同志这边有个感觉，实际上我并不偏袒杨元庆。另外也让杨元庆放明白一点，杨元庆当时真的是有点不太明白。”
柳传志是处理公司政治的高手，杨元庆后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也有人说他是谋略家，都是对他操控大局能力的赞扬。但杨元庆不会处理公司政治，不懂得妥协，至少在1994年不会。他耿直的性格有时驱使他钻牛角尖，额外面对重压之力。然则他对方向判断清晰，依仗柳传志的支撑，采取最直截了当的突破手段，才最终在变乱的联想局中先向历史伸展了一步。
整整两年时间，柳传志几乎将所有精力放诸北京，又将半数精力放诸杨元庆身上。他在北京重置企划办，试图将之设计为自己的“总参谋部”，完全听命于他的指挥棒。“企划办的建立是非常麻烦的事，因为人选老不合适，”他后来有一次非常感慨地说。那时候他又想起了郭为。
就在杨元庆赢得了微机事业部，郭为被赶到大亚湾的同时，那一年10月，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路甬祥为联想史的侧向找到了一条新线索，他就计算所改革试点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