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中国，均屈服于统治阶级。所以，争取言论自由，与努力于新文学建设，实在是文化人当前的急务。
北京、上海、南京，还有各地方的报刊，纷纷报道鲁迅返回北京的情况，期间夹杂了不少流言。有说他受了不愉快的压迫才悄然北游的，有说他负有特殊的使命的，有说他“卷土重来”是为了做教授的，等等。然而，这些于一个战士丝毫无损，他所关注的，惟是现实社会中的抗争。
第八章29。救亡与启蒙（3）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进攻山海关，接着进犯热河。国民党军队在热河的20万驻军不战自溃，致使关内大片土地相继沦亡。
民族危机非但没有缓解阶级矛盾，反而给统治者造成加强控制的机会。国民党政府除了继续出动军队围剿中央苏区以外，仍然以通缉、绑架、囚禁、酷刑、虐杀对付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压制知识界中反党治和其他反内战的运动的同时，强化党化教育也即奴化教育，在“训政”的招牌下大力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对于大独裁者来说，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专制主义的一种点缀品或代偿品而已。
经过将近半年的酝酿和筹备工作，一个以保护及营救政治犯以及争取公民权利为职志的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12月间在上海正式宣布成立。
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以她在国内的特殊地位、天才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以及业已形成的国际声望，成为民保盟的执委会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鲁迅应蔡元培邀请入盟，补选为执委。
比起左联，民保盟是一个具有更鲜明政治色彩的组织，但它只是争取民权，不专为一党一派效力。既然民保盟保障的是被政府定罪的人的人权，是整个社会进化所必需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这就规定了它与专制政府处在相对立的状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在加入左联之后，仍然参加了民保盟。
民保盟自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其中，如营救牛兰夫妇，营救陈独秀、彭述之、黄平君等政治犯，营救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罗章龙、陈赓等共产党人，营救许德珩等教授学生，抗议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顾祝同，调查南京监狱状况，帮助国民御侮自救会，声援各地维护民权的斗争，抗议德国希特勒派一党专政的暴行等等，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鲁迅自始至终参加民保盟的斗争。对于平常的集会，包括左联的会议，他是不出席的，但是只要接到民保盟的开会通知，一定先期而到；对于一般事务，尤其牵涉到人际关系的，他并不善处置，而民保盟分派给他的事务，却办得整整有条。随着政府方面的压力，总盟和分会的十多个执委有的转向，有的消匿，有的敷衍应付，到5月间往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时，骨干分子已经不超过四五人。鲁迅自然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5月14日，国民党特务绑架了丁玲和潘梓年。稍后，应修人到丁玲家联系工作，被特务从三层楼的窗口摔下而牺牲。
由民保盟等人发起数十名文化人共同签名，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部长罗文干发出营救丁、潘的电报。同盟还组织了“丁潘保障委员会”，进行募捐和营救工作。文化界组织了“文化界丁潘营救会”，发表《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要求惩办非法绑架的幕后策划者。左联发表《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对此加以揭露。国际知名人士古久烈、巴比塞等也相继发表了声明。
丁玲的失踪使鲁迅感到特别悲痛。但是，他没有在所有有关的宣言上签名。他知道，屠伯是决不会分神于抗议的；对于一个专制政体，什么宣言都将不起作用。他根本不愿意向政府乞求什么。
这样，剩下来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加倍工作。鲁迅首先想到的是出版丁玲的书，让丁玲的作品得以最广泛的流布！丁玲失踪后的第三天，他找到郑伯奇，建议良友公司出版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并且吩咐尽快出书，出版后还得大做广告。他亲自查明丁玲母亲的详细地址，告诉良友主编赵家壁，得将丁玲的稿费分期分批寄出，以免被本家侵吞。
紧接着丁潘失踪，又发生了一起震惊上海的事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枪杀了！
鲁迅与杨铨的接触，始于民保盟成立前后。每次开会，杨铨总是事先写了便条，请人驱车把鲁迅接到会场，会后则由他亲自陪送。接待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时，两人的接触稍多，还曾合影过一次。对于这位热血男儿，鲁迅是有所了解的。他曾经这样对人说过，杨铨本来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至于要同情共产党，也不过为了民族而已。说起杨铨被害的情形，他认为，汽车被打烂，人被打死，而小孩子未受伤，可见杨铨临危仍然是清醒的，才首先掩护了自己的孩子。对于杨铨临死时所表现的镇静的态度和人性的流露，赞叹之余，深表痛惜之情。
在杨铨入殓的当天，他不顾朋友的劝阻，同许寿裳一起前往万国殡仪馆。走前不带钥匙。他准备好了一切。
送殓归来，晚上写了一首七绝：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过了一周，他又做了两首旧诗，自抒怀抱，其中一首云：
如磐夜气拥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
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丁玲失踪和杨铨之死，有如两块大石压在心头，久久不能释怀。
在此期间，谣言四起，各处风传杨铨被刺后，接着又将杀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了。有一份报纸还披露了一份“钩命单”，每个名字下面都注有执行行刺任务的特务的代号。鲁迅和杨铨名下的代号完全相同。鲁迅在信中还颇幽默地说：“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不过他认为，其中至少有一半的恫吓来自“文虻”。还在丁玲失踪后不久，一连五六日，都有人打电话到内山书店支店询问他的住址。他估计也无非是文人所为。但是，恐怖无疑是存在的；所以在信上，也便有了“艰于行路”、“不能公然走路”的话。
当此“中国式的法西斯”流行之际，仅有六七个弄笔之徒名列“该死之榜”，也不必至于天下骚然，鸡飞狗走的罢？“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他的态度是明确的。在给山本初枝的信里，他写道：“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杨铨死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便告中止，经过大半年的反抗与挣扎，终于无声无息地解散了。
第八章30。救亡与启蒙（4）
1933年是一个特别严峻的年头。
从这时开始，在鲁迅的文字中，不断出现“文网”的字眼。其实，“文网”除了从删改、禁毁作品直到通缉等来自官方的干预手段之外，还有文人为同行设置的陷阱。鲁迅本人即陷入了上海滩文人——他称为“狐鼠鬼蜮”、“小虻”、“富家儿的鹰犬”、“无赖”、“覆面英雄们”——的恫吓、诽谤和攻击之中。
自北京回来之后，便有小报登载消息说鲁迅要出版一本新著，名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所谓“三嘘”的对象是：梁实秋、杨人、张若谷。考其出处，原来是在一个饭店里，在家闲谈到几个人的文章时，鲁迅曾经说过：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的。这时，同梁实秋的论战已经过去，至于张若谷，实在连“嘘”的资格也没有；三个人中，杨人或者还有值得一“嘘”的必要。
杨人早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太阳社成员，后来加入左联。1933年1月，他公开发表“脱离政党生活”的自白；2月，在《现代》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宣称“自由”地站在“政党生活战壕”之外，来“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队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分明扯起“自由人”的旗子，背叛了革命，却仍以“革命”标榜自己。早在1930年，他便化名“文坛走卒”，造谣说鲁迅“拿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赏”，于是乎大开汤饼会，庆祝海婴周年生日，不料引起郁达夫对亡儿的记忆，顿时伤感起来云云。大学院的钱是拿了的，但并非“奖赏”，当然后来到底被教育部裁撤了；至于“汤饼会”之类，更是无中生有。对此，鲁迅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杨人的自白出来之后，才作文加以揭露。然而，杨人逼人太甚，又发表《给鲁迅的公开信》，说鲁迅以诸葛亮自居，把无产阶级大众都当成阿斗。信中还说鲁迅向他放冷箭，而他实际上又如何为鲁迅的老态而惶恐，如何“出诸至诚”云云。
鲁迅终于写了一篇《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他认为，答复的必要，是因为杨人不失为一个类型，事关革命和社会，“个人倒还在其次”。
对于杨人，信中称作“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以同“奸商”相区别。在《伪自由书》后记里，还对杨人一类革命小贩有过很深刻的批判，说：革命文学者，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而革命一受难，就一定要以各种理由，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杨人不甘沉默，结果成了叭儿。
鲁迅因为接待过萧伯纳，还遭到文学社同仁的一场袭击。
《文学》杂志是郑振铎从北京到上海后创办的，鲁迅出席过组成编委会的一次晚宴，按理说，关系是算比较友好的罢？杂志第二号即登出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的文章：《休士在中国》，无端虚构事实，对鲁迅加以奚落。
文章说：“美国黑人作家兰斯吞休士（Langston Hug…hes）于7月初经由苏俄到中国，比之不久以前萧翁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而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女士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里面的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惟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倘事实如此，鲁迅不就成了一个势利小人了么？
他气愤之极，立即给文学社写了一封信，要求公开发表。
信很短，但简要。他严厉指出：“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流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其实，休士他是见过的，只是认为在此并无辩说的必要，只要求对方就捏造的事实加以澄清。作为同仁或朋友，分明在背后捣鬼，见面时倒又装得十分客气——他是不愿意看到的。后来提到退出文学社的事，他说：“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仁的暗笑也。”
《文学》第三期同期刊登了鲁迅、伍实的来函，以及编委会的复函。伍实在函中作了解释，承认没有侮辱或奚落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