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的感觉
叶延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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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记忆中的第一个家
突然想起“我家的门”这个话题。一个怀旧的题目，不想做，越是不想越放不
下。这不，一幕幕地就这么拉开了。
我最怕别人问，你是哪儿的人。你问我，我问谁去。在军医院里出生的人，抱
在襁褓里就开始行军。只好给人说：我是在哈尔滨生出来的。我比这个共和国早几
个月来到这个世界，当时，行军时抱我的那位十五岁的小通讯员，现在已是离休老
干部了。他对我家一直很好，前几年母亲在世时，还年年寄贺卡来。他总爱叨叨说，
人家是抱枪干革命而他是抱孩子抱出个离休资格。他抱我跑了半个中国，等到我有
了记忆，他便离开了我家。
我现在还能清楚记得的第一个家，是成都西胜街的一处旧宅。
这宅子的老主人肯定曾经风光过。两进的两处大天井，还有一处下人住的小院
和宽如操场的后院。前面的天井，原先就像是办公的地方，有大客厅、小客厅、书
房、写字间。房高檐阔，檐下是一根根又粗又高的柱子，红漆刷过，立在天井四周，
如卫士，守着天井中的大花坛。花坛中是一棵大铁树，四周种了一些美人蕉。今天
回想到这些，我想这大概是个妻妾成群的小军阀的公馆。花坛四周是四只大鱼缸，
早没鱼了，水还满满的，说是防火。这是母亲上班的地方，我只进去过一两次，觉
得阴阴沉沉，一进去就像爬在墙上的小壁虎，怯怯然。我们的家在后面的小天井里，
三家人，住了三厢，剩下一厢，好像是用来当了库房，总挂着一把锁。
我们搬进这里之前，家里出过大事。母亲被开除了党籍，父母离婚，我和姐姐
仍和母亲一起生活。二十八年后母亲才平了反，孤身一人住进了干休所。这一切当
时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搬进这旧宅，人们喊我母亲不再是“张部长”而是“张科
长”了。我不知道这变化的含义，我只觉得搬到这里之后，我有了家，也有了妈妈。
在这以前，干革命的母亲根本顾不上我们姐弟俩。我姐姐在小学读书，就在老师的
家里住。我有个保姆，保姆干脆把我带回到她远在内江的家，成了她家的一员。我
还记得那个家：江边，青石板小路，小院瓜棚。在西胜街这处旧宅里，我才有了自
己的家。全是木结构的住宅，雕花玻璃，红红蓝蓝，好看；多雨，潮湿，青苔绣绿
了石阶和小路；屋门外有一丛含羞草，长得出奇地茂旺，有我一半高，只要轻轻一
碰它，它就整个瘫倒在地上，像梅兰芳演的《宇宙锋》。那时候到处都贴着这张电
影海报。以后再没见过这么繁茂的含羞草。大概院子闹了多年，没有人来打扰它，
于是它就自由自在、精精神神地长得不合规格了。
平时我们姐弟依然不在家，姐姐住学校，我也住学校，只有放假了，大家才回
到这个家来。母亲依旧很忙，没有专车了，那时这里也没有通公共汽车，母亲骑着
一辆自行车，常常不是她把别人撞了，就是别人把她碰了。这里给了我许多温暖，
让我记住这个家。放假了，我常常独自在家。母亲会留下作业，同时会把一个杯子
反扣在桌上，里边放着她留下的东西：“做完了作业再看。”我总是按她的要求去
做，一边做作业，一边看那杯子，好像那是母亲守在身旁。掀开杯子，里面会有一
块点心，或是几块糖，有时会有一张电影票，每天的东西不会一样，但总会有一角
钱。
父亲是在郊外的大学里当头头儿，放假了，他总接我们姐弟去那儿住一些日子，
然后用车送我们回到这个家。平常我们也去看父亲，这时候，母亲就叫上一辆人力
车，那时叫黄包车，送我们去。母亲总是挑那些年纪大一点的慈眉善目的车夫，说
好价钱，把钱先付了，仔细记下车背上的号码，然后站在大门口，目送我们远去。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不说父亲的坏话。从那时起，每次我回望母亲，总感到有一
种深深的孤独笼罩着她。
西胜街的家，给我的童年留下最清晰的记忆：细雨，青苔，一丛含羞草。
飞天
飘飞的裙带，婀娜的身姿，还有满天洒落的花雨，这是一张单色印刷的邮票，
好像是50年代初，中国人民邮政，面值还是旧币八百元。我曾是一个小集邮迷，在
我上小学的时候，迷上了集邮。我的邮票在以后被人拿走了，但我曾是一个集邮迷，
这对我来说，是少年记忆的一部分。我的艺术启蒙大概就开始于这张飞天邮票，那
时没有这么多彩印，只是单色，但也许正是因为单色，才将飞天的美丽勾勒得清晰
动人。90年代也出过飞天的邮票，彩印、逼真、丰满，但也呈现了岁月的斑痕。也
许对于中年的我，更能从彩印的飞天中看到美的另外许多层面，但对于少年的我而
言，还是那个单线勾描出来的美神，更令人着迷。
让记忆还原。那是一个多美的人儿啊，飞翔的人，美妙的人，向上的人，与鲜
花音乐和诗为伴的人。50年代是个复杂而单纯的年代，贫穷而多梦想，努力而多坎
坷，灰色和蓝色的人群中闪现出红色的标语，高亢的歌唱和口号轰飞了沉思的鸟儿。
那时，我已是一个离异家庭中的孩子。为了不受影响，父母离异后，没有对儿女的
抚养监护权进行判决，是“区党委同意离婚”，我在后来法院补办的离婚证上，见
到这么一句话。在这样一个中国特色的家庭中，文革之前十年，生活在母亲的阴影
里，也得到父亲的庇护，半白半黑；文革中十年，父亲也倒了，冲击得更厉害，生
活在父亲的阴影里，也得到母亲的关爱，半阴半阳。起初我没有感到这种生活给我
的压力，因为像我这样的孩子不少。我知道我的生活不完整，回想起来，从小多梦，
从在幼儿园里就多梦，从来没有不做梦的睡觉。做梦都是单色的，像黑白电影片。
在我的黑白电影般的少年生活中，飞天给我以惊喜，人可以用这样的姿态生活吗？
不知道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也不知道他是神仙还是妖鬼，不知他是在表演还是在飞
行，更不知他是艺术还是宗教。
飞天带给我的惊奇，是其他宗教寺庙和宗教艺术所没有过的，至今也没有。比
方说，举世闻名的大足石刻，也是艺术珍品。然而，在那儿，宗教中的神被世俗化
了，养鸡的妇人，放牛的汉子，宗教没能提升入的精神，反而是世俗的目光让神成
为可以鸡犬相往来的街坊与村姑。再比方说，鬼城丰都，宗教的精神退化为典狱长
的目光，将现实的山城变成了“宗教的地狱”。人们低下自己的头，看比现实更低
的生活，没有希望，只有恐惧。
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世俗精神让我们不习惯仰天放眼，而生活中潜在的恐惧感更
会将人们变成侏儒。在我黑白电影般的少年生活中，飞天惊醒了我心中蛰伏的欲望，
飞翔的欲望，提升自己让灵魂自由的欲望，在世俗的泥淖里让精神高洁的欲望。飞
天说，你还会有另一种生活，因为人们千百年来在苦难中创造了这种生活，那就是
艺术，艺术就是人的一种飞翔方式。
啊，人低下头时，人渺小，人委琐；人仰面向上时，人会提升自己，会飞会神
游八极。都说有佛，真有，也真是佛在心中。天上的神与地狱的鬼都只是佛的化身，
只是人自己的两种做人的姿态，只是幻想中的人生与现实中的命运。
也许那张邮票就是命运给我的请柬，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一次误读：在现实生
活中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多么卑微，都可能找到飞翔的自我，而艺术，就是最现实的
可能，每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他每一次新的创作，都是一次飞天……
凉山的邛海边有排平房
在大凉山的首府西昌城南十来里，有个叫邛海的湖，湖西有座叫沪山的山，三
十多年前，山下湖边有一所学校——西昌师范学校，在这学校的一排平房中，有过
我的家。那是大跃进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的母亲从成都下放到这个偏僻山区
当一名教师。不久，我也从成都转学到西昌，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是一二九时期
的“老干部”，突然下放，成了一个教员，这中间没有任何人做出说明。在下放以
前，母亲是省上一家刊物的副主编和某研究室的副处长，尽管在五年之前她受到过
开除党籍的处分，从某部长职务上降了职。但下放一事，没有任何“新处分”的痕
迹。她到西昌是省教育口下放人员的“带队领导”，其他被下放者到基层劳动了，
她呆在机关里闲得没事干，又不愿去监督巡视下放人员，于是就要求到学校当老师。
不知是谁同意了，她就来到了这所师范学校。到学校后，她每月去领工资，发现自
己的工资比校长的多得多。她想，我来锻炼的，怎还这样特殊？于是她交了两份申
请，重新入党的申请和要求把工资降到低于校长水平的申请。入党的申请没批，工
资很快降下来了。从此她在大凉山呆了二十年。二十年后，母亲的党籍问题得到甄
别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职务，但她的下放问题和降工资问题“无法弄明白”。这二
十年来她的档案一直还在省上，她是真正地“自动下放和自动降级”二十年。
我从成都坐了三天的汽车，又让一辆小马车接到了这个家。
那时，这里真荒凉。学校没有围墙，野兽常在房前屋后窜。大凉山刚搞过民主
改革，社会治安也不太好，我到这里一星期后，就出了一起凶案。师范学校的旁边
是民族干校，那天民族干校的会计从城里领工资返校，就在师范学校下面的小路上
被人劫杀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读了艾芜的《南行记》，如果你今天读这本
书，就可以了解我那时的心境。
比蛮荒更直接的是饥荒。我到这里后，正是全国的三年大饥荒。西昌是一个没
有大灾的地方，除了夏天的泥石流，人们还没有经历天灾的经验。
在延安搞过大生产的母亲，又在这里让我体会到许多难忘的事。
我们在门前的空地上种上了包谷，长得挺好，但周围都是高大的树木，没阳光，
包谷秆就拼命地往上蹿，老高老高的，夏天第一场暴雨，它们就全倒了。我们在屋
后种了南瓜。南瓜长得很大，二三十斤一个。
饥荒年月，冬天特别难熬。越冷越饿，越饿越怕冷。在学校里念书，一下课，
大家就靠着太阳晒着的那面墙，此刻才特别觉得“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都是
向阳花”真是唱到心坎儿上了。母亲为了让家里有些暖和气儿，每天一大早，就到
学校的大伙房去，用家里的旧脸盆，满满地装一盆从灶坑里掏出来的红炭灰。山区
烧的是柴草。木炭渣和热草灰，在盆里压得严严实实，直到傍晚都还会有热气。
被贬为平民的母亲，因为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在这饥荒年间，每月还能领
到一斤肉和两斤黄豆。母亲把肥肉炼成油，把瘦肉切成末，炼在油里。这一斤肉就
变成全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