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时我十九岁，正在上高中三年级。大家都说，那是一个多么容易犯错误的年纪，那，也确实是一个多么容易犯错误的年纪。
那天下午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好像应该要上课的，可我这么规矩的学生怎么没去上课，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同宿舍的小饶喜欢唱歌，一年年地订《流行歌曲》，那时候的《流行歌曲》还是32开的，小饶把小歌刊一摞摞地码了放在床头。小饶的床靠窗，很明亮，我蹲在她的床上随便翻着《流行歌曲》，看见了一首歌词，叫《庄子》，歌词里写：一个人从红尘来要去没有纷争的地方/一个人从王宫来要去没有臣子的地方/一个人从心里来要去没有名利的地方/一个人从现实来要去逍遥自在的地方/秋水发源于心/天道形成于意/德性形成于修/山木欲盖乎世……
我喜欢那首歌词，而歌词的作者姓名，和我当时放在心里边的一个人一模一样——究竟是先看到了歌词，还是先看到名字，也记不清了——本来吧，同名同姓，没什么稀奇的，可十九岁的女孩子，心思花一样的，划根火柴，所有的美好甜蜜就会像热气球一般升空起来。上边有具体的地址，我想着这个有着同样姓名的人会是什么样？那个地方会是什么样？多么奇妙啊，那个遥远的地方是有这么一个人的，他正在那儿呢，他“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好在我有知有觉的时候在那儿！我给这个人写去了一封信，然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
“暮春三月天空里，万里无云多明净”，这是那首欢快的日本歌里唱的——美丽而充满生机的季节。我剪齐耳的童花头，穿棉绸的花衣裳和三十三码的男式童鞋。离高考还有三个多月，我坐在高高的顶楼上复习，三月，春暖花开，天高云清，市井人家的小楼上晾了几杆艳花、青莲和水蓝颜色的衣服，在清丽的风中摇曳。
我把信夹在书本里，一次次拿出来细细地读，信封磨破了，成了两片毛边纸。我开始对“黎平”这个地方感兴趣，而关于黎平，我惟一知道的是历史课本上写的，在遵义会议前召开的黎平会议，能在历史课本上看到她，使我觉得那一页内容很特别，虽然黎平会议是放在不要求记忆的楷体小字部分，我却记得比任何一个重点都要深刻。如今，这个会址是当时县里最好的地方了，是老社会的一个大商店，窗台边的墙上还留着“苏洋广货”“京广杂货”的饱墨大字，从那些肥美的字里仿佛隐约还可以闻见这里当年的鲜活热闹。这个原来的大杂货店在县城的东门古街，如今我天天打那儿经过，可能因为离得太近了，反而到现在都没进去看过，只在门外看见里边深深的厅堂和井院，晴朗的阳光晒在石板上，显得特别亮，堂屋却很阴暗，好像也正因为是这个模样，历史的意思和感觉也就在这里边了。
而十九岁时的我到处翻找地图，却怎么也没能在找到的地图上发现那个叫“黎平”的地方，杨说黎平是个遥远的边城，当年红军是穿着草鞋进来的。中央台放过介绍它的节目——当时我处于高考非常时期，难得看电视的。我一直怀着一种兴奋的心情去探知黎平的具体地理位置，其实杨已经告诉我是在贵州的东南边，挨着湖南和广西，我却非要看见地图上的“黎平”俩字，仿佛看见了才能获得一些安慰的印证。
甜蜜一直散发到空气里，我看见云游的春天天空和绿得要漫流开去的山野，呼吸到淘气湿润的空气，那棵大大的老柿子树开满了花朵，柿子花落了一地，石板台阶被清晨的雾气洗得白花花的，香甜温柔的橘子花气子从后山上一直袭到家里边来，满院满屋的橘子花香——这是我恋爱上的优美感觉，放在大自然呈现出来的春天里，心是在轻轻地飞翔的，真正地飞翔。我唰唰地骑着单车，飞快地掠过路边的山坡，想象那遥远的地方满山轻扬的芭芒；想象那石板院子里沉静端庄的水缸；想象那春天里金黄遍野的油菜花；想象那山野里端坐的猫和奔跑的狗，以及神秘五彩的少数民族……
我们开始不断地写信。高考的日子那样忙，我是怎样腾出时间和情绪来的，也已经模糊到老旧的日子里去了。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日子都是无所顾忌的和甜蜜的，那种欲罢不能的矛盾和内心的挣扎在现在想来已如空气般清淡，在那时却是鲜明而浓烈的。
我们充满想象和惊喜的交往同紧张的不可懈怠的高考复习同步进行，越临近高考，我们的关系发展得越亲密，我开始想象他天兵天将一般忽然出现在我眼前——我热切地想见到他。和所有的年轻女孩一样，我把这些初历情感带给我的兴奋和痛苦，首先告诉给了最亲密的女友。我们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可是从今往后，我的倾诉使她不由地成了我的举动的最密切的注视者和知情者，她眼见了七年来我的奔波返复；眼见了我一次次离开家乡，她却无力留我在家乡和她在一起；眼见了从始至今我的沉浮、绝望、喜乐，而她一直为作了替我隐瞒我家人的同谋而感到内疚。而我因为我的这些年久失修的事，对我的家人已背上了深深的罪孽感，我懦弱的勇气致使我到现在仍埋着这块心病，这种罪孽感在许多愉快和欢乐的时候常会使所有的高点情绪嘎然而止。
我家在福建北部的一个小县城，沙县。在那里，重男轻女和男尊女卑的气氛浓厚，我们是一个有很多女孩而很想要男孩的家庭，而父母亲却并没有因此不顾一切地爱护男孩，他们用他们敏感悲苦的心来爱护每一个孩子，而我是他们的孩子中最优秀的，很乖很自觉，不仅学习好，作文、朗诵讲故事、主持节目都很出色，一个普通农民家里出来的孩子在学习和文娱上都那么引人注目，亲戚朋友的羡慕和老师的赞扬，令他们欣慰。纵然如此，他们并没有因此在我身上有什么重大的希图，他们只希望我能考上大学以脱去农民的辛苦身份，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嫁在离家很近、父母能伸手照顾到的地方，然后生个孩子，完整地做一个安命舒心的女人。
我考上北京的大学，家里请升学酒宴，可喜庆的酒宴模样里，母亲的心里并没有别人以为的那么高兴，她心里的失落大大地压过了骄傲和虚荣，母亲并不得意，她不愿我走得那么远，如果我考的是我们地区的师专，她会非常高兴。父亲虽然没有母亲那么强烈和明显，但心里也怪我走得太远，他希望我上的是本省大学，可他们没有阻拦过我，也没有说。
我走的那天，失魂落魄的母亲分不清方向，呆呆地站在一边，她没法出手给我整理打点，因为她不知道她该做什么。
然后我到北京上学，写信成了我课余的第一要事。信都是趴在床上写的。信里边有北京最繁华的春天和最上乘的秋天，暖润的，冷凉的。宿舍里常常我一个人在，整晚整晚地读信、写信。
第一章 到黎平去到黎平去（2）
二
一九九八年暮春的一封来信里，写下来一首苏历铭的诗《全部》，我记着中间的几个句子：
我会如最初一样握住你的手
绕过栅栏
绕过迟暮的丘陵地带
与你在向阳的绿色坡道上
信里还有一张夕阳里草山的照相，相片里绵延无边的草山温柔沉静。那首诗和那张相片，完成了一种饱满的、空灵的、纯洁的和绵长的体味，给了我无穷的感动，那是一种充满心怀的温柔和充满希望的情绪。
信是小杨在去祭拜了姑婆后回来写的，姑婆二十九岁守寡，活到九十七岁，一九九七年暮春去世，也正是我们刚知道对方的时候。杨在姑婆坟前叩头许愿，把我许在愿里，他说姑婆的坟地是一观极好的风水，那个阴人的世界会是吉庆祥和的，长寿而贞洁的姑婆在冥冥中会领会他全部的心迹。
写了一年多的信，我们的交往热情不可阻挡地与日俱增。虽然我知道家里边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令他们万万想不到的事，会绝对地没有商量地坚决反对，甚至会因此而深重地伤他们的心，可这些都被我已经冲昏了的头脑淹没了。一九九八年的暑假，我定了到湖南怀化的车票，没有回家，我撒谎了，我不敢对家里说，我害怕。就这样，七年来，我一直瞒着家里，来往于北京、黎平和福建之间，结果越瞒越没勇气说，像一层又一层长起的茧。我就在自己一手堆积出来的罪孽感里惊慌地生活，虽然在黎平的日子是那样的心甘情愿，可就因为自己的懦弱和苟且，只能神经衰弱地偷欢度日。
这期间，家里知道过我的事。那个暑假我灰扑扑地从黎平回学校后，在床上趴着写了一个月的信，才恢复比较正常的精神状态和言语情况，寒假我依然去了黎平，并且在开学后请了一个月假留在黎平。回校后，我写信告诉了二姐全部事情，二姐比我大五岁，一直是我精神上最坦诚和依赖的朋友，她扶我度过了痛苦苍茫的青春期。我的这封信使她感到无比惊慌，这些事情在小说电影里看到也许会感动感怀，可发生在她的妹妹身上，她着急，虽然她也是个性情中人，但是，这是她的妹妹，她长长的来信显得很平静，和我做着分析解释，但很显然，她坚决反对，她在细致小心地劝说。我一下子害怕起来，因为连二姐都不赞成，那家里的其他人更不知道有多么伤心了。
那年暑假我回家了。二姐把事情都告诉了家人，我想家里对此一定感到很惊慌，仿佛封建王朝遇到了农民起义。父亲母亲都对此作了强烈的表态，我记得父亲那句很令我伤心的话：“你和这样不七不八的人勾勾搭搭。”一天深夜，父亲在黑暗里和我说话，天然的血性和生活的不幸，造就了父亲的性格，父亲是个沉闷悲伤的人，我从小最害怕父亲对我悲苦而又撕心裂肺地说话，那种心里深深的苦，使我害怕和绝望。对父母亲的责骂我从来都不会还口，也不会表示不满和抗议。那天晚上我静静地听着父亲说话，我渴望天塌下来把我压死，漫长的一个多小时（或者更长吧），我始终没说一个字，而由于我彻底的沉默，父亲离开时咬牙切齿地说：“像冷水烫牛皮一般。”意思是说我根本不听。
母亲是直接的，她说：“你敢去，你只要敢去，我就去把你抓回来。”我站在一边天地无人应地眼泪哗哗地流。
大姐说：“你如果去和他，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妹妹，你也别来认我们这个家！”
再后来，二姐也不再小心地劝我，特别是在我又要远远离开家时，她对我说了狠话，我觉得自己有罪，罪得一塌糊涂，可我还是想走。
我知道，他们希望我过得好，贵州，在他们眼里，遥远、闭塞、穷困，那样的地方怎么能去，怎么能和一个那样的人，我远远地离家去北京上大学，却要跑到远得他们摸不着边的穷乡僻壤去。
那个暑假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食不下咽。
我答应他们和“那个人”断绝来往。
在学校的宿舍里，我整夜整夜地失眠熬到天亮，包在被子里无休止地哭。
我没能做到给家里的答应，我又来黎平了。
秋天来，春天来，从北京来，从福建来，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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