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上尉、一名助手和十名士兵组成；弗吉尼亚轻骑兵，由斯图尔特上尉指挥；水兵支队，由三十名水兵及其军官组成；还有纽约的两个独立连的残部，其中一个独立连由霍雷肖·盖茨上尉指挥。在本传记中，我们还要在很多地方谈到他。
在营地上还有一个后来很有声名的人物。他就是休·默塞尔医生。他是一个三十三岁左右的苏格兰人，后来成为华盛顿的好友。
在部队在威尔斯溪停留期间，华盛顿奉派去威廉斯堡带回四千英镑军款。他去了两个星期就回来了。有八名士兵从温切斯特护送他回来。他写道：“这八名士兵花了两天时间才集合起来，但是，我相信，一旦我受到攻击，他们不用两秒钟就逃得无影无踪。”
他发现将军对马匹、车辆和粮草迟迟不能送来，已经忍无可忍，发起脾气来了。将军根本不考虑在一个新的国度必然会有种种困难：这个新国度的人力物力有限，而且分散，一下要拿出这么多马匹、车辆和粮草，当然会有很多困难。他指责同军方订立合同的承包商不守信义，不讲体面，不老实。在他感情冲动的时候，他还不惜污蔑整个这个国度，而且这样干的次数还很多。这就刺痛了华盛顿的爱国心，使他无法像平常那样保持自制。这样，这位感情冲动的骄傲的司令偶尔也意外地听到他的副官的一句切中要害的反驳。
在印第安人问题上，他也同样地固执己见。乔治·克罗根对华盛顿说，酋长们认为自己受到怠慢，因为在军事问题上从来不征求他们的意见。克罗根还说，他自己也屡次建议让他指挥的印第安武士充当侦察兵和警戒哨，但是，他的建议也遭到拒绝。华盛顿开始过问此事。他竭力向布雷多克说明使用印第安人充当侦察兵和警戒哨是多么重要，尤其是在现在他们已经逐步逼近敌军堡垒的时候。但是，像往常一样，将军仍然顽固不化地相信只要有纪律严明的部队，就完全够了。
要么是由于厌恶的缘故，要么是由于遭到辞退，营地中的印第安武士开始一个一个不见了。据说，负责在坎伯兰堡留守的英尼斯上校就建议把全部印第安人打发走，只留下少数印第安人充当向导。事实上，在布雷多克开始进军以前，除了斯卡鲁雅迪和他的八名武士以外，已经没有什么随军的印第安人了。
看到将军对运输工具迟迟不能到达感到不耐烦，华盛顿再度向他说明，他企图带着这样一大批车辆穿山越岭，会遇到种种困难。他对他说，这将是这次战役最艰苦的部分。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建议尽可能使用驮马。但是布雷多克还没有吃够边疆作战的苦头，因此，他还不愿意离开他的欧洲作战方式，也还不愿意让这样的一位顾问左右他的军事行动。
第三部 爱国者十二。局势白热化（1）
胡德在一七六九年初春给格伦维尔写信说：“最坏的局面已经过去了，叛民的威风已经打下去了。”在这位海军准将写这段话的时候，他的军舰已进入海港中，部队已经占领了这座城市，他沾沾自喜以为喜欢闹事的波士顿终于被镇压下去了。但是，波士顿其实只是等待着以合法方式闹事的时机。它的行为虽然狂暴，却总是不可抗拒地“有它自己的道理”。
五月间，一直在闭会的马萨诸塞议会按照宪章举行了会议。一个委员会立即去找省督说，在这个城市遭到陆海军围困和一支军事部队驻在议会大楼，大炮对着大门的时候，马萨诸塞议会无法不失尊严地自由地处理事务，因此，他们要求省督作为英王陛下的代表指示这些部队在议会开会期间撤到海港和城门外面。
省督回答说，他没有权力指挥军舰和部队。议会坚决不肯在这样的环境中办理事务，因此省督只好把会议移到坎布里奇去。七月间，他在坎布里奇向议会发表咨文，要求拨款支付部队的费用，并为部队提供住所。议会对人民过去的怨言进行了充分讨论以后，通过决议，认为和平时期在这个殖民地建立一支常备军是对天然权利的侵犯；据人们所知，英国宪法中并未规定在殖民地建立常备军；而且派遣武装部队协助民政当局也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对人民威胁很大。
省督一直在等着议会对他的咨文给予回答。他等了几天不见答复，就派人来了解议会是不是愿意为部队提供拨款。议会在回答时，仿效纽约议会的榜样，对哗变惩治法，即为部队提供住所法提出意见，最后拒绝为指定的用途提供拨款，因为“这同他们的荣誉和利益以及他们对选民的职责是不能相容的”。因此他们再度休会，并决定于一月十日在波士顿复会。
马萨诸塞的情况就是这样。与此同时，各殖民地普遍建立的抵制进口联合会对英国的贸易产生了华盛顿原来预期的影响。英国商人纷纷向英国议会提出请愿书，恳求英国议会出面干预，以免他们陷入破产。
一七七○年初，英国内阁有了重要人事变动。格拉夫顿公爵突然提出辞职，政府大权落入诺思勋爵之手。他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人，但深得英王的欢心，并且完全听从英王的狭隘的殖民政策。他执政期间，对美洲来说，真是多事之秋。他的政府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三月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令，撤销一七六七年所征的一切关税，只有茶叶税除外。照他的说法，所以要单单征这一种关税，乃是“为了维护英国议会征税的权利”，可是争执的核心正是这种权利。不过，他这样做事实上是违反本心，屈从了英王的固执见解。
他努力用似是而非的道理来劝说别人——或许还有他自己——不再反对这一法案。他说，殖民地人民除非决心反抗英国，是不能反对每磅茶叶征三便士关税的。此外，在英国征税时，每磅茶叶还要缴将近一先令的税，在茶叶输往美洲时，就不征这种税了，因此殖民地人民每磅茶叶还节省了九便士呢。
诺思勋爵政府门槛上的绊脚石就在这里。反对党成员竭力劝告说，单单征这一种关税，一方面不能增加岁收，另一方面又只能使双方继续争论不休；只要还征收一种由外界强加的捐税，各殖民地就会认为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因而也就不愿和解。但是这一切劝说都毫无效果。
就在英国议会通过这一不吉利的议案的那一天，波士顿发生一件不幸的事件。当地的有些青年人侮辱了值勤的军人。这些军人很生气，经过一番扭打，把青年人打跑了。军人又跟着追上去。警钟响起来了。一群人聚集起来，包围了海关大楼。军队在保护海关大楼的过程中，遭到棍棒的殴打和石块的投掷。他们开了枪，才把骚乱镇压下去。有四名群众被打死，多人受伤。这时，军队撤离市区，市民仍然非常愤怒。这个不幸的事件后来被人称为“波士顿惨案”。这个名称含有谩骂的味道，也有些过分。
殖民地人民为了方便起见，又开始购买不再征税的商品，但在原则上仍然坚决不饮用茶叶，走私进来的茶叶除外。新英格兰在这件事情上特别认真。许多居民，本着他们的清教徒祖先的精神，制订了公约，不再饮用这种禁用的饮料，直到茶叶关税取消时为止。
在弗吉尼亚，由于巴特图特勋爵态度温和，由于他根据英国内阁写来的信件一再向群众保证，他们所不满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群众的不满情绪本来已经和缓下来。可是，现在，群众的不满又空前猛烈地爆发出来。弗吉尼亚人认为这种虚假的解决办法一钱不值，因为它根本没有触动群众所不满的事情的真正根源。勋爵自己心里也十分生气，因为他所以陷入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中是因为受到了奸诈的大臣们的欺骗。他向国王写信，要求把他解职。但是，不久，他就得了肝热病。他的身体本来就虚弱不堪，再加上忧虑懊恼，不等解职令来到，他就一命呜呼了。
在他的继任人邓莫尔伯爵的统治下，弗吉尼亚的不满情绪又有新的高涨。这个贵族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担任纽约省督。
他本人一直在纽约留恋不归，就仿佛他喜欢纽约的豪华奢侈的生活，而不喜欢威廉斯堡的比较安静而朴素的生活似的。这就刺痛了弗吉尼亚人的自尊心。在他到达时，弗吉尼亚人又认为他傲慢无礼。这就进一步刺痛了弗吉尼亚人的自尊心。“古老的领地”的傲气被激发起来了。因此勋爵一开始就遇到了反抗。
议会一开幕，第一项议案就是质问他凭什么权利不征求议会的意见就答应给他的秘书一笔薪金和车马费，并且质问他这是不是英王授权的。
勋爵撤销了这一未经授权的行为，做得很得策。他这样做就缓和了议会的怒火。但是，他又马上宣布议会休会，因为从各种征候来看，这个议会太富于独立精神了，太难于对付了。
他以后又一再宣布议会休会，力图在休会期间讨好弗吉尼亚人，抚慰他们的受伤害的自尊心。经过一再休会，最后，为环境所迫，他又不得不在一七七三年三月一日召集议会开会。
华盛顿马上就前来参加会议。在爱国的议员中间，他是到会最早的。这时，爱国的议员们都迫切希望利用这一盼望已久的机会来制订有关各殖民地的共同事务的立法。他们的最重要的决议案之一就是任命了一个由十一人组成的委员会。“它的任务是搜索最清晰最真实的情报，查明一切可能同英属殖民地有关或可能影响英属殖民地的英国议会法令和决议，或政府档案，并与姊妹殖民地保持通讯和联系”。
各英属殖民地的“高贵爱国的姊妹殖民地弗吉尼亚”所提出的这一计划，马上就为马萨诸塞人民所采纳，并且很快得到普遍的赞同。这些通讯委员会事实上就成了爱国派的执行机构，使各殖民地的计划和行动得到最融洽的协调。
不饮用征税茶叶的总公约给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带来了极其有害的恶果，并且使得这种商品在东印度公司的仓库中大量堆积起来。为了挽救这一局面，诺思勋爵在一七七三年提出一项法案，允许东印度公司可以不缴纳出口税，从英国向任何地方出口茶叶。他以为，这一措施使东印度公司可以在美洲各殖民地以低价兜售他们的茶叶，因而会引诱美国人购买大量茶叶，减轻东印度公司的困难，同时又因为征收关税而增加政府收入。东印度公司深信这一政策十分明智，从仓库中拿出大量茶叶，装了好几轮船，运往殖民地各地。这就促使事态白热化。整个美洲大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征税工作肯定要遭到打击。谁屈膝纳税，谁就是家乡人民的敌人。轮船开到纽约和费城，没有卸货就返回了伦敦。在查尔斯顿，茶叶被从船上卸下来，堆放在地下室和其它地方，腐坏变质。在波士顿，人们的行动更为坚决。轮船在港口中停泊下来，有一些小袋的茶叶被运到岸上，但却被禁止出售。轮船船长看到情况不可收拾，很想返回英国，但是他们却无法取得运货人的同意和海关的同意，也无法从省督那里取得离港的通行证。很明显，茶叶是一定要强行卖给波士顿人民的，征税的原则是非确立不可的。
第三部 爱国者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