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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票”易“票”
2002年夏天，“海选”村官这个中国乡村最大的民主政治，同时在沙城镇15个行政村启动。经历过第一轮“海选”的选民们，对选举村官已不像几年前那么陌生，新鲜的是他们的选票还可以和希图走向村政舞台核心的新富们“交易”。投票还没有开始，他们就收到了候选人送来的礼品。
礼品，在人均年收入逾万元的沙城镇，经常是35元一盒的中华香烟。沙城镇民政办公室一位姜姓公务员说，“候选人给选民们送几盒中华烟，是平常事。”姜的“平常论”在几位受访者眼中，的确很平常。这样的认识，跟一个在当地流传极其广泛的传言有关：选举期间，有的老板候选人用面包车装载一箱箱中华烟，挨家挨户送。含蓄的暗示一下说：“多多关照”，直白的当场便说：“谁谁谁叫我们把东西给你送来了，你们家几张选票一定要投给谁谁谁。”
记者跟七四村一位自称姓吴的选民求证，他想了想说，“听说了，但不是我们村的，究竟哪个村的我也不知道。”
据信，用香烟做礼品，只是第一轮预选前的准备动作，用来“热身”的。预选开始的时候，礼品由香烟变成了请柬。采访中，很多受访者喜欢套用毛主席关于“革命”的说法来调侃选举：选举不是……，选举不是……选举就是请客吃饭。有人说，沙城镇的“九五酒楼”在那段时间内时常爆满，十几桌的“贿选宴”热闹非凡。一位村民向记者反映说，他略略算计了一下，“拉票酒席”中，他吃了27顿免费的午餐。有茶楼酒肆的老板感言，如果村官选举年年搞，那该多好啊！
第二轮正式直选，是村官海选的关键时刻。一些候选人的礼品迅速演化为真金白银。和“一箱箱中华烟”的传闻相似，我们还听说了难以考证的“一捆捆钞票”的流言：有候选人雇佣帮手，用三轮车挨家挨户送“老人头”，也就是面额为100元的钞票，多的两张，少的一张。
《浙江发生了什么》 Ⅱ“贿选”大战
第二轮正式直选，是村官海选的关键时刻。一些候选人的礼品迅速演化为真金白银。和“一箱箱中华烟”的传闻相似，我们还听说了难以考证的“一捆捆钞票”的流言：有候选人雇佣帮手，用三轮车挨家挨户送“老人头”，也就是面额为100元的钞票，多的两张，少的一张。
贿选班底
在温州，村官候选人1/2左右是私营企业主。送礼品发请柬给钞票这样的事情，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生意忙碌业务缠身的老板们所能做得了的。再者，带有“黑金政治”色彩的拉票，毕竟不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亲自上阵容易给竞争对手以口舌，授人以柄。所以，在“贿选风潮”中，人们总能见到一个活跃的“贿选班底”。
“贿选班底”的核心成员多为老板候选人的亲戚朋友。一位信奉“钱财通神”的候选人，以5包中华烟加20张“老人头”的筹码，试图招募选区内几十个生产队长，组阁成庞大的贿选班底。
“贿选班底”的日常性工作是游说选民，负责派送钱物，以及监票。投票的时候，贿选班底的成员分头盯梢选民，监督投票，查看投票结果。在选民将选票送入投票箱之前，悄悄查看选票上的名字，而后目睹选票入箱。
据知情者介绍，贿选班底成员也不尽是打杂之人，个别成员甚至是捐献政治献金的老板。温州市下辖的永嘉县，一个能够摆平黑白两道的村长，在此轮海选中遭遇不测。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没有多少名气的年轻人。而据说，胜出者身后有一个贿选班底，大佬是一个实力雄厚的老板，负责参选的所有费用。
“贿选”大战
在沙城镇的七四村，候选人有很多，源自沙城镇民政办的数字是十几人。受访者说，这样的情况极易引发“选战”，或者“贿选”与“贿选”的较量。
沙城镇有个村，首轮选战后，有胜出者找落马者，奉上人民币数万元，请他率领追随者“倒戈”归降，在第二轮直选中为自己助战。
“贿选”战中，一些原本洁净的候选人被迫卷入“黑金政治”的泥潭。七三村一位候选人因为不肯动用“银弹”，终至于饮恨选战。这样的反面教训，迫使八甲村一位在首轮选战中高票胜出的“种子选手”，在对手的“银弹”攻击下，不得不于第二轮选举中使出银钱十数万元，孰料十数万不敌二十数万，功亏一篑。胜负之变，全赖“银弹”多寡。
选战结束后，被银弹击退的人财两空者，开始举报。举报信雪片般，由沙城镇一路向大湾区温州市飘去。沙城镇有关部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情况可能没有传说的那么严重，但举报还是引起了区镇两级领导的重视，由人大、民政、纪检等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入驻沙城镇，在一个宾馆里调查了很多当事人，很快就会真相大白。”
《浙江发生了什么》 Ⅱ“黑金政治”的土壤
“黑金政治”的土壤
“黑金政治”不仅仅存在于沙城镇。据调查，本届村委会选举中，温州市下管辖的两区两市两县均不同程度地遭受“贿选风”的袭击。村民自治前所未有地受到黑金政治的挑战。究其原委，有关方面以沙城为例分析了“黑金政治”存在的“土壤”。
从选民的角度看，富裕使得他们对当选村官并不在乎。沙城镇的农民，很多生活在沙城镇中心，距离大湾区政府中心很近，到温州市乘车不到半个小时，去机场驱车10分钟。占据地利的沙城镇农民，经商很容易。沙城镇本身又是机械设备、阀门和电器的生产地。农民致富一般不需要领头人。如此一来，经济落后地区希望通过选举村官改变落后面貌的选民心态，在沙城镇几乎没有。沙城镇公务员姜少刚说，“这样子，选民对自己的选票就无所谓，觉得选谁都是一样。”从贿选者的角度看，在“官本位”文化熏陶下过过“官瘾”者有之，不知道请客送礼是变相贿选者有之，把贿选当做一项投资者亦有之。
富裕了，想过过官瘾，在温州发达地区的农村是很多人希望的。在藏富于民的温州，有钱的要比有“帽子”的多，官“帽子”是稀缺资源。虽然“村官”并不在官员序列，但传统社会里村官的威权，还是让一些新富眼热。加之，村官由村民选出，无须对政府负责，有时候感觉像个酋长。儿女婚姻，也比寻常人家容易，因为谁当上村官，就意味着谁挤进了乡村上流社会。
请客送礼，在一些候选人看来，就是游说选民。在请客送礼已成社会风气的时代背景下，有候选人便将之视为游说的不二法门。
一位帮助堂兄策划贿选的地产界人士肯定地说，视贿选为投资的新富大有人在。沙城镇的一些村庄，不少是城市里的村庄，处于温州市滨海经济开发区的中心地带，村土村金。村官的权力，在土地征用、工程发包、集体财产借贷层面有很大空间。这位地产界人士说，“今年9月，温州市政府在沙城镇征用大量土地，仅七三、七四两个村，就征用了130多亩。政府征用土地给农民的补偿一般是十几万元一亩，但几经转手后能升值好几倍。”这并不是说，沙城镇新当选的村官们冲着这个来的，但是如果他们真的动歪心思，是有空子可以钻的。外面的例子是，去年年底，瑞安纪委在塘下、新城等地排查了10多个乡村。“当时纪委查得手都抖了，几乎是一查一个准，一下处理了10多个村支书和村委主任。”瑞安一名市委官员透露，“暴露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工程发包、土地转让、挪用集体财产方面，这说明村官是有渔利机会的。”
《浙江发生了什么》 Ⅱ恐怖的民主
恐怖的民主
长刀，绳索，喋血，死亡，伤残，出逃——考察温州正在进行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我们震惊于先富地区的村社民主竟染有如此恐怖的色彩，尽管涉嫌雇凶的与民主关联的血案，只是稀少的极端的个例。
死
“听说，这个人本身不怎么样。”2005年4月 11 日，温州市龙湾区人大常委会一位官员谈到度山村换届选举中被人杀死的朱中强时，援引了诸多流言蜚语中的一种。该官员强调，他不认识朱中强，对他也没有成见。
十数天来，不认识他对他也没有成见的龙湾区人，都在议论朱中强。传说中的朱中强，一会儿人品贵重，为人厚道，人缘不错，一会儿脾气不好，性格暴躁，好生是非。究竟哪一种描述更接近真实的朱中强，难以确认。
可以确切知道的是，2005年3月21日，32岁的朱中强被人用长刀捅死在自己的“别克”车中。当下，官方已初步确认他死于一场“选战”。作为堂兄朱道彪“竞选班底”中的干将，朱中强为10天后成功当选村委会主任的堂兄立下了汗马功劳。浙江《今日早报》的报道，笔触酸涩地描绘了竞选中胜出的朱道彪：“选举结束了，村民们也陆续散场了。被村民们选为下任温州度山村村委会主任的朱道彪，却孤单地站着，失声恸哭。”该报驻温州记者王增军称，朱中强之所以“被捅死在街头”，是因为“助选时与村里另一候选人发生矛盾”。
据悉，近2500人的度山村是永中街道办事处管辖中的一个并不富裕的村庄，村集体资产也不雄厚。但区位优势明显，距龙湾区政府所在地比较近，在村土村金的温州投资热中，度山村的土地有着极大的增殖空间。我来到度山村时，选举早已结束。朱是度山村最大的姓氏，朱氏宗祠是度山村最为显眼的标志性建筑。温州市人大的官员称，悲情浓郁的选举就是在朱家的祠堂中进行的。朱中强的喋血，使得龙湾区官方对全区的村委会换届选举高度戒备，人大、组织部等部门成立了督察组，以确保龙湾村委会选举的合法有序。度山村选举那天，警察也来到了现场。
朱中强喋血的地点并不在自己的村庄，而是永中街道。知情者称，3月21日傍晚，朱中强起身离开一个亲戚家，掏出车钥匙，打开车门，俯身钻进别克车，屁股还没摆正位置，车子前身的玻璃就被从天而降的砍刀敲裂，而后破碎。飞舞的长刀没给朱任何说话的机会。待朱艰难地挪出车外，凶手已一溜烟地没有踪迹。围观者当即将朱送往临近的医疗机构，尽管抢救算得上及时，朱依旧未能幸运地存活下来。
三天后，和朱中强堂兄对垒的另一位村委会主任候选人退出了竞选，一位看过“退出竞选公告”的当地人说，公告陈述的理由极为简单：私人原因。但详细原因并未说明。
同一天，当地警方突然对退出竞选的这位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实施了刑事拘留。同时被刑拘的，还有一人。此外，另有一人被监视居住。
官方人士透露，朱案并不复杂。温州当地一名女记者案发后前往当地警方核查，据该女记者获息，朱中强在为堂兄竞选助阵时，与被刑拘的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发生了口角。该候选人找到一个关系密切的人，雇佣了一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