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版子是铜版、全部图案以点线组合，精巧而复杂，版纹深，油层厚，凹凸感觉明显，足可与上海印制的法币质量一比高下。
比如说有一个归国华侨叫林天国。他祖籍是福建人，出身很贫困，十四岁就跟着亲属一起到马来西亚去打工，后来他加入了马来西亚共产党，在马来西亚搞工人运动时被捕了，他辗转到了上海。后来成了我们印钞厂材料科长，专门跑苏北到上海这条线的采购。
皖南事变以后，刘少奇同志又找了我们家老头（管文蔚，下同。——编者注）
谈话。告诉他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的千头万绪中，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财经工作，一定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体制。因为国民党不会给我们一支枪、一颗子弹、一文钱、一粒粮食，而且还整天算计如何消灭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制造武器、发行钞票、自己收税。其实我们家老头也是“半路出家”的。以前虽然搞过一些税收工作，但对于根据地的财经政策怎么弄，他也感到很茫然。这时候，陈毅给他推荐了一个专家，这个人叫朱毅，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财政经济部的部长，曾经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有着丰富的根据地财政工作经验。这样呢，他们就一起把工作承担起来了，还做得蛮好的。我们家老头（管文蔚）就是说他的工作就是一条：“让所有的战士有饭吃，有衣穿，同敌人打仗之时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当时的苏中根据地是相对富足的，我们冬天每人有一套新棉衣，夏天每人发两套细布军装。除此之外，还能自己生产火柴、蜡烛、肥皂等日用品。
我们部队开始时钱不多，后来因为商人交的税要集中，不是哪个地方收了，就哪个地方用，钱渐渐多起来了，而且部队自己能造钞票了，就得有专门存放钞票的地方。
旁白：苏中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征收公粮田赋和工商业税收。1941年，苏中的税收多达一千五百八十七万元。从1942年起，征收公粮采取并征赋征粮的办法，实行累进税制，规定了起征点和免征额。各类税率确定合理，且只须完一次税，商人一般都乐意按章缴税。据1942年统计，全区仅夏收一季就征收了公粮五万三千六百担，代金七十九万六千五百元。苏中根据地的税收及征粮总额，历年都居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之首。
钱多了就得让部队保护，而部队又要打仗，只能把钱弄到船上，派专人去船上看守。同时，日本人又经常来扫荡，我们在乡下就待不下去了，就想到船上去。那时具体有多少钱我记不清了，反正铺满了整个船舱。
钞票多了，不可能全部挑啊。但钱也不可能没有固定的地方，那就送到船上去，我们有海防团，就把钱、粮票，还有贵重的物资都往那里送。当时金库好多人，调谁去船上呢？组织上考虑了很久，因为要选最可靠的人去。当时像我们很多女孩子，都是从上海来的。脑子里还有很多浪漫主义的思想，觉得茫茫大海怎么好，都争着要去。可是真正让她到海上去，就不一定安心了。而王真同志纯洁啊，她非常安心。她是一个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们当时都叫她大姐。组织上就觉得王真最合适了。
王真老老实实，非常听话，不提意见，叫她到哪儿就到哪儿。越是吃苦越是为党做贡献，越是为抗日做贡献。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品德非常好，她在船上的时间就长了，待了好几年，一直是她管的。船挺大的，那是我们在东台租的一艘大渔船。东台那一带的渔船很多很多，每年到春季打了黄花鱼到上海去卖。我们就把钞票摆到船上去。船是长期租用的，船老大出海也没有任务，也不去打渔，对我们都是忠心耿耿的，都是很可靠的船民。还成立了一个海防团，专门保护这些船。
船有二三十米宽，挺大的，吃喝等所有的生活都在船上。这个船里头有好几个舱，钱放在人住的地方，男同志、女同志都分开舱的。有一个舱是专门盛水的，盛淡水，一个舱就是放点粮食，各种素菜这些东西。船上有一个挺大的平板，就是这个盖在钱上头的平板。
我们当时觉得在茫茫的大海上，能够看到日出日落挺高兴的，都非常羡慕王真能够去船上看钱。后来我们去船上送钱，发现船上的生活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到了船上简直受不了。那个浪头那么大，晕头转向，躺下来站不起来，根本站不稳。胃里的东西都吐光了，连黄水都吐光了，哪还想吃什么东西？船上的船工、船老大笑话我们，他们叫我“兔子”，就是“吐子”。
守望明天船舱金库（2）
王真：
我们一上了船就发现完全受不了。第一个就是晕船，船往这边摇往那边摇，四面地摇起来，人吃不消，就吐，吐得黄水都出来了。而且海潮一来，船就浮起来，晃得更厉害。海浪打在船上，满船都是潮水。钞票是弄好了放在船舱里的，所以不会潮。但是一旦来了大风就糟糕了，呼噜呼噜的，风刮着我们就晕船。只能躺在船上，站不起来。在船上也不想看书了，因为船晃来晃去，头晕得很，心情也很紧张。到船上待了一两年才慢慢适应了，后来不吐了，能吃东西了。钱就放在床底下，放抗战时期王真和女战友。
在我们身底下，睡在上头。每天晚上都睡在金条上头。有一阵子，敌人扫荡特别厉害，只能派海防团的人来保护我们。
我上过船，但是没有管过钱。那个船好大，盖上了板子的话，简直就像个棺材。台风来的时候，船老大就把船上面的板子用钉子钉起来，钉死了，不准人出来。即使你想跑也跑不出来，黑咕隆咚的，只能躺在船里。那个船太大了，上船下船都非常麻烦。因为没有跳板，船身又很高，有时候船搁浅得比较远，就只能弄一根绳子，人沿着绳子爬上船去。下来的时候再一点点地滑下来。所以，王真真是艰苦。常年的时间都在船上，没有淡水，想洗澡就会特别不方便。只能乘着船靠岸的时机，赶紧到岸上的老百姓家里去。赶紧去买点草，烧点淡水，洗洗头洗洗脸洗洗澡，衣裳也能够洗一下，拿到船上去晒干，就是这样生活。渔民和我们的关系都非常好，所以非常放心的。来了月经，就只能乘着晚上没人的时候，悄悄地拿到船尾边上去，靠着月亮的一点点光线把衣服洗干净，条件确实非常辛苦。
王真：
平时就在船上，和船工们因为天天在一起，也没什么聊的。早上看太阳，晚上数星星，冬天刮大风下大雪，就躲在船上，很枯燥。下雨天就把舱门关起来，我们闷在底下。他们睡觉我睡觉，他们吃饭我吃饭，我们跟着船上的人一起吃饭，在船上，我们没有什么蔬菜吃，基本就是蚌。我从1941年到1944年，在船上待了四年多的时间。船上的船老大、船工知道我们是什么人，船上放的是什么东西。在船上天天就守着那些钱，哪儿也不能去。我们把钞票一包一包地包起来，在地上铺平了，人就睡在钞票上。那时候没有什么工资不工资的，也不要买什么东西，不出门。苦倒也无所谓，如果不呆在船上，碰到敌人，钱保不住，人也保不住了。
守望明天海上婚礼
因为王真同志在船上安安分分，从来没有损失过一分钱。但是那时候她的年龄慢慢地也就大了，组织上就考虑给他找个对象。正好海防团里也有个年纪比较大的男同志，又都经常去船上，互相认识，就这样给撮合在一起了。婚礼嘛，就在海边一个渔民家里办的。借用了一个房子，备了一桌酒菜。所谓酒菜，就是炖个鸡，炒个鸡蛋，烧个猪肉，烧个鱼，就完了。四处为家。那时候结婚没有别的东西，两个背包，她的背包和他的背包放在一起合起来了，就成立家庭了。
在管钱的这段时间，1943年我结婚了。我丈夫是海防团的，他经常来，就熟悉了。结婚也是海防团给我们办的，也没有什么场景不场景的，就是他们海防团的团长、政治处主任，他们批下来，搞了一顿饭，大家一起吃。结婚后在岸上呆了一两天我就又上船了，我丈夫仍在部队。
王真去了船上以后，我跟我丈夫一起，回到机关工作，我做的工作是文化教员，教战士、勤杂人员等一般的同志识字。这时组织部说一个同志要调到江南去工作，就赶紧把我调过来了，接手会计。那时候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叫接手就接手，没有二话的。那个同志走之前给了我一个皮包，说钱账都在这里面，他就走了。我呢，就开始做这个工作，谁来要钱就得打个条子给我，我就往皮包里一揣，把钱给他。到了年末，领导来查我的账，一算，收入和支出都是清清楚楚的，怎么就少了两千块钱？哎呀，我竟然犯了这么大的错误！领导劝我，别着急啊，再找找，有没有条子，他说像这个样子，肯定是有一张条子没有能够收好，漏掉了。我就把所有的背包，衣服等等所有的东西一起打开来查，还是没有。我只好说我实在查不到了，我说这个错误大了，给我处分吧。我们那个时候严格得很，一袋米没有了，都要枪毙的。我丢了两千块钱，能不紧张吗？管钱的领导分析出的结论不是我贪污，是我丢失了一张白条。我丈夫当时是主要领导，他很生气，说我丢脸，把钱丢了，太粗枝大叶了，让重新派人来接替我的岗位。
后来因为部队里精兵简政的需要，我丈夫为了起模范作用，就让我一个人前往上海做地下工作。那个时候我才二十三岁啊，但是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孩子只能托付给奶奶，我自己一个人孤身去了上海。再怎么哭都没有用了。不久，我在上海听到了关于王真的不幸。
王真结婚的时候我没有去。她结婚没有多少时候，几个月，她的丈夫就牺牲了。她丈夫是海防团的一个营长，姓洪，挺勇敢的，在打兴化的时候牺牲了。兴化是一个水城，四周都是水。攻打兴化时，敌人的炮火很集中，一下子炮弹落在他身上，因为他是指挥员，在冲锋陷阵。敌人的炮火专门打指挥员啊，他就牺牲了。王真和他都没见过几面啊。丈夫的死对她刺激很大。她本来就是内向型的性格，那一次刺激以后，更影响她的性格，她更加不喜欢在外人面前说话了。不久后她就不在船上了，组织上把她调回来了。因为她在船上经常触景生情，看到那些战士就要想到这些事了，所以后来组织上把她调回来了，调到金库来了。
王真下船的时候，满船的财物一分都没少。那个时代，前方的战士们是人在枪在，而我们是人在钱在啊。
下船后过了几年，组织上又给王真撮合了一次婚姻，就是他现在的老伴。他们在一起做财务工作，彼此了解的时间很长。后来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很幸福。
旁白：解放以后，王真先后任扬州华中银行会计科科长、中国人民银行苏北分行会计科副科长等职，一生都在从事会计工作。2005年6月4日在家中跌伤，右腿股骨骨折。治疗后因骨伤引起并发症，于2005年11月4日上午十点钟在南京逝世。
解放后，管文蔚劝妻子朱竹雯要利用自己的特长从事有益的工作。因朱竹雯在中学读书时曾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