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叫詹长麟，那毒是我下的。”詹长麟1934年加入蓝衣社，在日本领事馆潜伏五年后，得到了上级投毒的指示。从此一生坎坷。
黄昏将至，屋里慢慢暗淡地看不清表情，詹长麟屋里的光线很差，到处摆放着上下铺的床，如同废弃的火车硬卧车厢。詹长麟的儿女两家人刚从青海回到南京不久，与他同住一室。三天以后，我们在下榻的宾馆对詹长麟进行了正式采访。让我们意外的是，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孙子随老人一同来了，他们似乎有很多话要说。我们的采访进行得很吃力，老人的记忆时常出现短路，幸好他的二子文斌在南京总统府博物馆从事文史研究，对父亲经历如数家珍，经他提醒和补充，我们才完整地接触到了这段历史。采访中，有两个细节我记忆犹新：1、老人谈了两个小时，几乎没有喝水，当我让他喝口水时，文斌阻拦住了，他说：“我父亲投毒以后，从来不在外面喝水。”2、詹长麟曾谈到被他毒死的日本书记官平时和他私交还可以，我问他后悔不后悔，他用拐杖使劲剁着地说：“我是诚心诚意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我要报仇呀！我要我的祖国呀！”当时在场的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血直往上涌。“诚心诚意地杀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詹长麟投毒后，全家亡命天涯，备尝离散之苦付出巨大代价。我想，在投毒的一刻，他是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的，而在抗战后所付出的代价，他肯定没有准备。世事沉浮，他只能以沉默应对。詹长麟内向沉稳、信念坚定，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豁达，这也许是他历经磨难得以长寿的原因吧。
当我们离开南京时，他让二子文斌送给我们一个礼物，打开一层层细心包扎的草纸，竟是一个小铜塑：关公。文斌解释，这是我父亲的守护神。
片子播出后，文斌打来电话，说全家是在一起看的，看的时候家里有人失声痛哭；当然不是为了片子，而是片子之外的很多东西。当地政府在片子播出后前来关心了詹家，各种媒体也纷至沓来，我相信詹老会很泰然的，人生如戏，宽宽窄窄的舞台他走了那么多。“问春何苦匆匆，带风伴雨如驰骤”。他身上早已练就了适度、协调、温和的本领。
1939年毒酒案特殊的任务（1）
我小时候家里很贫苦。那时候，我家靠织缎子为生。南京有句话把织缎子的人叫做“饥花子”，吃了上顿无下顿，如同“叫花子”一般。我就处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1934年，我二十一岁，我爸爸詹士良喜欢到南京鼓楼黄泥岗“何家茶馆”去喝茶。有一次，遇见一个叫王明和的织缎子的同行，喝茶间，王明和对我爸爸说，日本总领事馆差一个仆人，我想叫我的儿子王高科给你家儿子介绍进去干，你看如何。我爸爸从茶馆回到家后，就将这件事告诉了我和哥哥，并问谁去干这个差事好。我让哥哥去，哥哥叫我去，谁也不想去，因为听说给日本人做事，心里总有些不舒服。虽然我们没什么文化，但知道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后来还是我爹作出决定，他说让老二去，因为老二长得有模有样，比较能走得出去。
当时我已经有了孩子，一家老小靠织缎子维持生计很困难，想想就去了。
过了几天，王高科就把我带到了日本领事馆书记官宫下的办公室。宫下书记官四十来岁，人很精明，既管人事，又管财务，见了我后，感到满意。日本领事馆对仆人的要求很高，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第一，不会说日本话，不识日本字，防止你做间谍；第二，要有至亲家人在南京做人质，便于控制；第三，诚实老实，手脚勤快；第四，相貌俊秀端正。随后宫下又把我带到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办公室，须磨弥吉郎目测后，说了句日语：“要西（很好）”。从此，我就成为了日本领事馆的一名仆役。
我在日本领事馆的主要工作是打扫房间，端茶送水，分发信件报刊，有时还接听电话。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早晨五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不分春夏秋冬，日日如此，没有一天休息日，每隔三天还要值一次夜班。每月薪金十四块银元。
当时我们家住在南京黄泥岗下面的薛家巷十四号，这是一座四进的老南京民宅。我在日本领事馆干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一辆黄包车停在我家门口，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着蓝布长衫的年轻人来到家中，说有事情找我，就把我带上黄包车，然后来到了鼓楼旅社二楼四号房间。
走进后，我见房间空无一人，便有些纳闷，即问这个年轻人。话音未落，又见另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上也穿蓝布长衫的中年人走进房间来。他随手关好门，便满面笑容地说，你叫詹长麟吧！在日本领事馆干得怎么样？酬劳还多么？我一一作答。随后这个人又对我说，你曾经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在停战期间，因你母亲生病，八十八师黄永淮团长让你回家探母，这件事你还记得吗。我当时听了这番话后，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为什么对我这番经历如此了解。之后这个人又对我讲了许多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并又问我，为什么有人介绍你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我说不知道。他对我郑重地说，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
他后来说，自己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说完他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他说他把特殊行动秘密告诉了我，问我何去何从，自己要好好选择。并对我说，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我们的组织蓝衣社（1932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秘密组织中华复兴社，蒋介石为名誉社长。“蓝衣社”被视为复兴社中的“法西斯派”。“蓝衣社”初期主干由黄埔骨干构成，他们身着蓝制服，以区别普通党员，在戴笠领导下，逐渐发展成为特务组织。——编者注）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为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子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当时认为有这样报国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就立誓加入。从此成了“蓝衣社”一名潜伏在日本领事馆内的卧底。我化名袁露，代号65。每月组织给我十块银元，当时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三块银元。
自从加入了组织，我每时每刻都在刺探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领事馆内日本要人的行踪。表面上，我在日本领事馆每天就是扫扫地，抹抹桌子，给总领事端早餐，其实是在搜集情报。把他们办公室、文书科、总务科等房间丢弃的废纸搜集起来，将有价值的废纸留下来，向组织汇报。有时候，还在这些办公室里抄录文件，交给联系人员。每日把日本领事馆内进出的信函文件偷偷拆开，抄写重要情报。将拆开的信封又用火漆封好，再盖上用骨头做的邮戳，或者交还给日本领事馆，或者寄发出去。用这样的手段来获取情报。这些事情可以说都是提着脑袋在干的。
我先后有过四个联系人：第一个联系人叫杨立民，安徽人，家住鼓楼二条巷，门牌号码记不清了；第二个联系人叫黄泗清，四川人，家住尖角营土地祠；第三个联系人叫潘崇声，浙江温州人，家住丹凤街二十三号；第四个联系人是卜玉琳，东北人，家住城南明瓦廊。这四位联系人先后是我的上司，他们性格脾气虽各异，但工作态度十分严谨认真，从有丝毫马虎，执行任务则雷厉风行，争分夺秒，遵行戴老板（戴笠——编者注）命令不折不扣，有一种“当日事，当日毕”的作风。如果工作做不好，联系人就会要求你反省思想，反省觉悟，反省行为。主要让你从三个方面去反省：一、忠诚，有没有背叛组织的思想和行为，是不是忠于组织；二、破立，指工作上有没有创新进取的精神，有没有突破自己的成绩；三、廉耻，是否操守廉洁，是否肥私损公，是否堕落腐化。在这种严谨的教训下，在思想上更加忠诚国家民族的利益。我讲，联系人对他自己要求也非常严格，经常重复“信条”，其大意是：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是伟大崇高的事业，不为升官，不为发财，而为效忠党国，实现三民主义。
初做特务工作时，联系人黄泗清常谆教说，当特务不图名利，不暴露身份，任何时候都装扮成无所作为之人的模样，无论何时何地在人前受气挨打都要笑脸相迎，不以“低三下四”为耻，为国家之利必当卧薪尝胆，要牢记保密古训一句：“彭祖活了八百年，有话不对妻儿言”。我在为特务组织工作期间，守口如瓶，严守秘密。即使家里的亲人，也不知道我的身份。
有一天下午，我给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端去一碗“索蜜汤”。他用完后，即到室外花园里耍大刀去了。此时其他日本官员也在屋外散步、打羽毛球。我见机会来了，就佯装整理办公室卫生，走到总领事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寻找密件。正在此时，楼梯响起脚步声，我急忙推好抽屉，收拾桌上餐具。进来的人是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副署长悌泽，他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并走到我跟前，举手抽了我一个耳光。我装出十分委屈的样子，望着他，没作任何解释。数分钟后，悌泽转身取下墙上挂着的球拍离去。事后，我不断提醒自己，今后要更加谨慎行事。
有一次，日本领事馆的吉野对我说，介绍我进来的仆人王高科到首都警察厅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听不懂，我不明白。”一个“不明白”让我在日本领事馆干了五六年。
1939年毒酒案特殊的任务（2）
后来，经过组织同意，我将身份告诉了妻子。在日本领事馆搜集的一些情报，或者是抄写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就交给她。她把这些整理好的材料藏在堂屋墙壁的关公画像后，每天都有特工人员来取。这些特工人员戴着一顶礼帽和一副大墨眼镜，穿着长衫，从我家前门进来，取了东西后，又从后门离去。
组织还教我怎么去用明矾写字抄写东西。这一张白纸，如果你用明矾去写，表面看不出来，如果把它放在水里头，就会印出来。
这个工作干了好几年。日本人看我忠厚老实，便要把我调到领事馆的公馆去。这样公务楼就差个人，我就把我的哥哥詹长炳也介绍了进去。他也加入了组织。
旁白：戴笠非常鼓励下属特务介绍新人进组织，如某人长期不介绍新人，甚至会被认为是对工作的不积极。不仅如此，戴笠还特别鼓励成员介绍他们的家人进组织，家族式的组织一方面容易控制，另一方面以血缘为纽带便于管理，后来有人形容戴笠好像是一个大家长。
我进日本领事馆时间不长，发生了一件事。
1934年的6月7号，日本领事馆向中国外交部传出副领事藏本昨晚失踪的消息，并要求中国方面在尽快的时间内找到藏本副领事。日本方面认为“我们一个副领事就这样没有了，在你们国家没有了，是不是你们给暗杀了？我们应该向你们国家要人”。如果找不到的话，就要对中国动武。
藏本失踪的那几天�